過了兩年，發生了變化，白師母突然去世了，白先生就很少到陶然亭來了，偶然來一趟，衣著也不像以前那麼整潔，精神也不像以前那麼旺盛。白先生一生醉心藝術，對處理生活瑣事相當的無能，白師母不在他連吃飯、喝茶都困難。身邊又沒有別的親屬，實在令人同情。有時碰見我們勸慰他兩句，他隻是搖頭歎氣，說是想接一位親戚來幫忙，不知後來怎樣。勵五爺倒始終是老樣子，他身邊有子女，但老人性格孤僻，寧願事事自己動手，保持獨立，反倒不見頹唐。
晚年耳聾，看來是京劇音樂行當的職業病。我小時學過“武場”，盡管是秧歌劇的鑼鼓，也是先從小鈸打起，然後小鑼、大鈸、大鑼，最後才學打鼓。一天練幾個小時，停下後耳朵嗡嗡的許久靜不下來。大鑼大鈸是挨著打鼓佬站的，打一通“急急風”，三個段落一個緊過一個，一層響過一層。如果唱武戲，真有點玩命。我一直打大鑼，初練時左手提一塊磚，右手五指伸開，隻靠食指套著鑼槌甩動，要槌槌打在磚心上，待到正式提鑼時，要打出幾種不同的聲響和節奏來。常常一晚上演出要打斷幾根鑼槌，可知打鼓佬的耳膜要經受多大的震蕩力，一生幾十年打下來焉有不聾之理呢。現在科學發達，物質條件也好，應想出點措施來保護音樂工作者的健康。近來國內唱京戲，台上都裝擴音器。我聽過幾場，感到音量太大，音樂變成噪音。不知劇場的音響工作者是否都是打鼓佬出身，耳朵偏沉，為什麼就不能把音量壓低一點，使觀眾舒服一些呢？
九
沈玉斌先生的去世，是使我很痛心的。去年我去英法兩國，在巴黎和倫敦逗留一個月，回來後積下一大堆信件，頭一封是沈先生的，來信說病情嚴重，托我催辦一下他的著作出版事宜。而第二封就是治喪委員會的訃告，通知我去和他的遺體告別。兩封信隻相差七天，我想沈先生給我的信可能是他一生中寫的最後的一封信。
沈先生出身於梨園世家，是“六場通堂”的名琴師，早年焦菊隱先生主持北京戲劇學校，就請他當教員，是該校最年輕的老師。著名的四塊玉、吳素秋，全是他的學生。50年代焦菊隱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副院長，導演《虎符》，要在話劇中加中國打擊樂器，又請沈先生做音樂顧問，負責設計全劇的打擊樂。解放前沈先生曾長期被選為北平市梨園公會會長，新中國成立後他奔走聯絡，建立了第一個私立戲校“藝培戲曲學校”。“藝培”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後，又任副校長。1957年被錯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中斷了在學校的領導工作。我弟弟是“藝培”的學生，我正正經經應稱呼他先生，可是後來命運相同，在陶然亭結為忘年交，就“亦師亦友”相處了多年。他的父親沈福山，是著名花臉演員，會的戲多，功夫紮實，但嗓子後來變壞，改做後台管事。這位老先生有個脾氣，終生不肯收徒弟。不收徒弟不等於不教戲，他在“雙慶班”管事時，侯喜瑞在這搭班，扮上戲以後，有時間還向他討教。當時雙慶還有個花臉，叫蔣少奎，是侯喜瑞的內弟。蔣少奎唱壓軸時常唱《貪歡報》，演的是水滸英雄張順和安道全的故事。一般戲裏張順是武小生或武生，可在這出戲裏卻是花臉，勾白臉黑眼窩，所以是武二花應工，由蔣少奎唱。蔣少奎唱這出戲和當時的許多花臉一樣，由安道全嫖妓演起。這樣一來時間就不夠長度，和大軸之間還要墊一個《定計化緣》過場戲。沈福山先生無意間就說了一句：“當初我們唱這出戲，前邊有《張順截江》，一出下來時間正好。”蔣少奎聽了，第二天一早就去沈先生家，恰好沈老先生上街買菜去了。玉斌接待了蔣少奎，問他有什麼事。蔣說沒事，就是來請個安。過了一會沈老先生回來了，蔣少奎一見就行禮。沈老先生問：“您這是幹什麼？”蔣少奎就說：“求您收我做徒弟，教我這出《張順截江》。”沈先生忙說：“收徒我不敢，說戲可以。”說著隨手拿過一根雞毛撣子當大刀，就給蔣少奎說了這出戲。教完戲沈先生說：“告訴你吧，連你姐夫侯喜瑞也不會這出戲，便宜你了。”此後幾十年，果然隻有蔣少奎唱《貪歡報》帶《張順截江》，但很少人知道是沈福山教的。
蔣少奎扮相、嗓子都像沈福山先生，常年在濟南唱戲。所以那時一些演員去濟南走碼頭，常常不帶武花臉，人們說蔣少奎在那兒了，不用再約武二花。
十
沈玉斌正式搭班操琴也是在“雙慶班”。大概民國六年前後，俞振庭組的這個班子。老生餘叔岩、張鳴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陣風，花臉是侯喜瑞。所以直到晚年每唱《戰宛城》，於連泉必和侯喜瑞搭檔，就有這個曆史緣由。沈玉斌原來跟班效力，有天給壓軸拉琴的琴師臨時未到，管事讓他頂了上去，從此正式拿戲份，每天四吊錢。而這時候喜瑞已是每天八塊大洋的角兒了。沈先生從底層幹起，就比較能體諒班底和場麵上的苦處，後來他任梨園公會會長，辦了幾件為貧苦同業謀福利的事，受到一些同業的擁護，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對。我問過這些事的經過。他歎口氣說，在那時候辦事真難。舉個例子，當時梨園界的人仍多數住在前門外虎坊橋一帶，有些戲院則設在城裏，比如“吉祥”就在“東安市場”。從天橋、虎坊橋到東安市場坐電車隻花3個銅板，可許多班底連這3個銅板都拿不起，每天走去走回，來回30多裏路，掙的錢隻夠買2斤玉米麵。碰上下雨天就糟了。名角一看天下雨，上座不高，打個電話去把戲回了。下邊的人不知道，也沒電話，幾十裏地冒雨走去，看見個回戲的牌，再冒雨走回來，這一天就要“扛刀”（挨餓的意思）。我說戲是憑名角的牌子賣錢的，你拿8000，拿1萬，這都應該，可同業們來回走路至少該買雙鞋吧，給他漲點錢也窮不了名角啊。班底們要求加錢，沈先生以會長身份表示支持，並從中斡旋，有人就譏他為“共產黨”。所以解放後他又被錯劃為右派，就怎麼也想不通。
新中國成立後梨園公會改為“京劇聯合工會”，沈先生是副會長之一。臨近解放時，許多京劇界子女失學，他又倡議由藝人集資辦一個私立的戲校。由於同行們支持，就在“梨園先賢祠”舊址上，辦起了“藝培戲校”，由郝壽臣任校長，沈先生管業務教學。在政府接收改為市立北京戲校前，這個學校慘淡經營，培養了不少人才，張學津、孟俊泉、萬一英、李玉芙、關靜和，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沈先生自學不倦，晚年已有很好的文學修養，致力於京劇音樂的著述工作。他寫了一部《京劇群曲彙編》，極有學術價值。可惜由於種種出版技術上的原因，至今未能與讀者見麵。但熱心的人還是多的，我提出朋友們掏錢為他自費出版，荀令文等幾個朋友就都表示不管多少，他們也出一份資金。《北京圖書信息報》青年編輯李布青、上海文藝出版社幾位編輯知道後全都熱心支持，說不必自費，出版社可以接受出版。京劇界的朋友聞訊也紛紛來信預訂。我想也許出版有望了，但願它早日問世。
十一
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後，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荀慧生先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著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板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唯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挺高的個子，穿著件破舊的棉大衣，扣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裏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著圈子跑步。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一邊跑一邊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別處遊玩去了。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臥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麵他準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內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發。觀眾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於是，引起一番爭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隻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後，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令文聽到後，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征求一下訂戶。令文又到處寫信，征到了不少訂戶。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一一寫信去道歉，並勸我：“別生氣，別得罪出版社。多說點好話，托托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麼都強，別的事我全兜著，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入口之物。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裏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30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
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著咱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