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仔睡完1000法郎，開車把我們送回了旅館。
六
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們上午決定休息一下，8月份的巴黎雨果廣場，真清靜到了通街不見人影，不見車跡的地步。廣場上有一家餐館，在露天擺了幾副桌椅，我們就連吃館帶看街，客人除我和嶽華兩人外，隻一位中年婦人帶著一隻狗，但她一人卻要了比我們兩人還多的飯菜，並且不聲不響又極迅速地把它們全吃了進去，而我們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為止。周圍幾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賣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買了幾個，剝開嚐嚐，真正“味同嚼蠟”。嶽華看了大笑，說這東西不是這樣吃法，應當用來做菜。我想不論做什麼我也不會再吃它了，剩下幾個就扔在了旅館的垃圾桶裏。
中午睡了一會兒，電話鈴響了，嶽華接完電話告訴我，老徐要來。
七
徐教授是下午3時左右來的。
這幾年我也算走了十來個國家，最普通的衣著見了，奇裝異服也見了，但從未見過徐教授這麼普通而又這麼奇特的裝束，他穿了一身純粹中國大陸農村家庭縫製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國布鞋，連頭發也是中國農村青年農民式的，若說普通，10年前大陸上8億農民中除去4億婦女和2億孩子，其餘2億大概都是這樣的服裝這樣的發式。奇特的是當今在大陸農村都已少見了的這裝扮竟出現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種中，我敢打賭徐教授這一身是絕無僅有的，真正的奇裝異服。
他的口音是山東味的普通話，性格也是山東式的直爽和執拗，他和我握過手，拉起嶽華和我就走，說：“先去辦事，有話路上說。”走出旅館。他領我們去乘地鐵。從地鐵站出來，他領著我倆東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機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館，然後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懶洋洋地坐在那裏等我們，我們要了點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櫃前割了些香腸、叉燒之類，切成一大盤，先端過來。他說：“我既是這裏的東家又是供應商，吃東西錢要照付，但有自己動手的特權。”
和老徐相識了幾個小時，現在才有時間坐下談家常。他家是山東臨沂北鄉的湯頭。40年代中期我在這一帶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過，有這麼一點因緣，話題多了，壁壘就少了；他是40年代末，隨著他上的中學：由臨沂而青島，青島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灣去的，在台北戲劇學校受完教育，到大鵬劇團工作，20年前由台灣轉到法國，在這裏一家大學教中國文學。我認識的不少學中文的法國朋友，都聽過他的課。在法國漢學界也算是名人，我問他：“你在法國如此多年，何以還是這身國粹打扮？”
他說，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親手做的，頭發也是太太給剪的。太太是8年前離開中國山東農村的。這裝束、這發式全是當時最時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時髦、最漂亮。老徐愛他的太太，隻要太太看著滿意，他認為自己沒理由反對；於是他就成了現在這模樣，而巴黎這地方對服裝是持有兼收並蓄、見怪不怪、越奇特越有價值的觀點的。老徐這身打扮從沒有人認為不時髦，我聽了真想把這消息傳達給國內那些選服裝以洋化、港化為標準的朋友。提起太太，老徐滿臉像開了朵細瓣菊花：太太名叫蘭英，他由衷地說：“我們蘭英真好，有了她，我什麼都變了：整個家像個家了，她帶三個孩子，還給服裝公司繡花，買菜做飯，做衣服理發，從沒叫過苦，我娶了她，經濟上也改觀了，以前一個人生活也那麼多工資。雖不貧乏，可也不富裕，現在我買了幢房子，還有積蓄。”
肥仔說：“最重要的是給你生了三個兒子！”
“那當然，那當然！”老徐毫不謙虛地說：“現在兩個上學，一個還小。還會說點話，法國話，兩個大的能說點中國話，複雜的不行。在法國孩子也是份財產，生三個孩子，國家每月給母親和孩子各兩千法郎的補貼。等於我一年寫本書，而且是銷路較好的書。”
我說：“隻對母親和孩子給補貼不公平，父親也付出勞動了！”
他說：“對父親也有優待，我乘公共車一律是收半價呢！蘭英車開得很好，可我還是乘地鐵，安全，便宜，比別人便宜一半。”蘭英是他們鄰縣，莒縣人，莒縣我也住過，這地方很貧瘠，但是出名人，劉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戶，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鐵修，抗日戰爭時帶著武工隊隻身打據點。日本人聞風喪膽，後來負了傷被日本軍隊捉住，用盡酷刑，毫不動搖，終於又被中國軍隊救了出來。他的事在家鄉像傳奇故事般到處流傳：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個劇團演過戲，而且就演丁鐵修的故事。一說蘭英是那裏人，自然感到親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說：“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來接你們，到我家吃中飯。”
八
老徐竟然有兩處住房，一個在塞納河邊距拿破侖波舒巴特的墓地不遠處的一幢樓上。他在這裏租了三間房子，房東老太太到過中國，十分善良，老徐結婚後，蘭英來到法國，第一位法語教師就是這位C夫人，C夫人教蘭英法語，發現這個學生這麼勤奮，這麼聰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這麼孤獨，於是自願地當了她的保護人，從蘭英生下第一個孩子開始，她又兼了孩子們的教母、養母和家庭教師，一句話三個孩子大部分時間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們吃、住、玩、清洗衛生、入學前的幼兒教育。孩子們管她叫奶奶，老徐和蘭英在不在家孩子們無所謂，可這奶奶若不在就沒了主心骨。老徐當然很感激這位房東，實際上也是拿她當親眷看。可山東人的怪脾氣實在難改，有時一犯脾氣就幾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無所謂，孩子們和蘭英照樣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獨立性”，又在聖母院廣場附近買了一處房子。這是一幢高層建築的最下一層，把著街角，因此兩個門開在兩條不同的街上，如果開商店，無疑這是個好地點，但老徐把前麵門的鐵合頁門一開到底，從後門出入，這屋子地麵之上，是一大間和一小間，大間有近30平方米，小間10多平方米，外加廚房和衛生間。而地麵之下還有同樣大小的地下室。地麵上這間大屋內，放著一個長餐桌，一套沙發，一台電視機，還有個書櫃，但沒有寫字台，在小間裏放了一個折疊單人床，在床、桌、櫃之間是各種有用和沒用的雜物，如玩具、兒童畫冊、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還有個兒童車，而偌大的地下室裏，幾乎什麼家具也沒有，隻有一台錄音機和多得數不清的畫冊和兒童玩具。根據這些陳設，你怎樣也猜不出這間屋子做什麼用。給我隻留下一個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現代西方的，生活方式絕對是中國山東農村的。
我問老徐，這棟房子他平時作什麼用？他說這裏離兩個孩子的學校近，他們中午下學可以上這兒來吃飯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邊過夜。白天全家和孩子們一起到這兒來。孩子去上學，他就在這兒備課、讀書，蘭英可以在這兒繡花、洗衣、做針線。不過也不是每天大家都過來。總之要有一個大人陪著過來。如果他們倆都沒有空，也有房東夫人陪兩個大孩子過來的時候。善心的“奶奶”中午為兩個孩子做中飯，晚上再把兩個孩子帶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開車送到這裏，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樣，自己下廚房去燒水、煮咖啡。老徐利用這個時間把扔在地上的畫冊、報紙和各種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這時後門外有了腳步聲。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用力推開門，大叫著闖了進來。接著又跟進來一個和這孩子一模一樣、除去喊叫的聲音外，其他都小了一號的孩子。再後邊就進來一位婦女抱著個又小了一號，和前邊兩個孩子長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這婦女無疑就是蘭英了，她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我肯定見過這個人，甚至從她孩童時代就認識她：因為她的衣著、神態、語音都是我多年來看慣聽熟了的。我簡直不相信這是在巴黎，連在北京也很少見到這樣打扮的婦女了，隻有在十年前的山東山溝裏我才能碰上這樣的婦女。她們的聰明、美貌是那山區裏人的驕傲，而她的衣著也就為那地方的少女們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紅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淺灰褲黑布鞋，頭發齊領口。不吹不燙，隻在左側卡了一個金色的發卡。她的身材是標準的中國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稱而不誇張。臉上仍保留在露天勞動時染上的陽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對她介紹過我，所以進門來頭句話就說：“友梅大哥還沒到嗎？”這樣純粹的山東鄉音我已多年沒聽到了，聽了無限親切。我正要回答她的問話。第二個孩子和肥仔談話的聲音大了起來。他倆都用法語。倆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摟著他。孩子說很長一串話，肥仔簡短地問了句什麼，孩子又指著他媽媽大聲說了幾句，這時蘭英忍不住裝出一副嗔怒樣子，衝他們倆說了起來。她的法語那麼悅耳、自然。雖然我聽不懂意思，但聽得出完全像她說山東話一樣地道。何以見得？我是從語氣、語感、神態上判斷出來的。這三個人說法語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說；肥仔半閉著眼——我懷疑他已有一半在睡著——附和著孩子說些什麼同情的話；蘭英一邊在做事情——將懷中孩子交給老徐，理正自己衣服，從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間去洗手，拿著青菜到灶間去洗做……一邊假嗔地反駁著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邊笑，我問老徐他們在談什麼？老徐說孩子在抱怨這兩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渾身是包；肥仔說蚊子總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媽媽沒替他們把門窗關好和沒有用殺蟲藥去殺它們；蘭英申述自己不噴殺蟲藥和不應當把一切責任全歸於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們說中國話，不然我們至少有兩個人不能參與他們討論。大的和中的兩個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議，他們一張嘴我才知道，他們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東土語，他們發“躺著”叫“切著”，稱“我”為“俺”，一句長長的這種山東土話，中間還要加上不少法語詞彙，嶽華聽了苦笑說：“我聽他們的中國話比聽法國話還要費力氣。”
蘭英就在和我們的答話中，洗了菜，和了麵，拌了餡，並且動手包餃子。我們大家都要動手，她說用不著，這幾個人吃飯不夠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10年，一度在華人社區以“風流才子”聞名，黃發白膚的女朋友交了一個又一個，最後打定主意：要成家還是得找中國姑娘。中國一般的地方還不行，必須是他的故鄉山東人。1978年，在他離開大陸30年之後，第一次返鄉去探親。據他自己說，他是少小離家，思鄉心切回去的，並不是為了找對象才回鄉。我無意評價他這句話的誠實程度。總之他剛到山東省城，還沒有回到老家，他們縣裏已經有人知道他有意“找個媳婦帶出洋去成家”，並且替他認真籌劃了。
那時候中國的社會風氣和今天還不同。今天有親戚在海外定居，和有親戚在要害崗位當官一樣，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羨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誰家有親戚作了“外國人”，那可跟有親戚在蹲監獄差不多，是個令人側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兒誰會嫁給個假洋鬼子呢？
農民自有農民的心計，他們一下就把視線對準了蘭英。
蘭英人好，心好，模樣俊，能幹活，可是命運不好，她爺爺的爹是“地主”，盡管她生下來時整個中國大陸已沒有一個地主了，可“四人幫”仍要她為祖宗的剝削行徑負責。把她從青年農民的隊伍裏區別出來，列入黑五類子女中去，讓她在眾人的歧視、蔑視、敵視下生活。村民背地裏同情她，盡量不難為她，但誰也不會拿屎盆往自己頭上扣，去和她家攀親戚。所以盡管已經過了當地姑娘們習慣的結婚年齡，她連個對象還沒有。老徐的到來，人們認為這是天賜良緣！一個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錯，還會嫌人家住在外國嗎？對於老徐方麵呢，大家想在外國地主資本家還沒打倒，蘭英的出身不會引起老徐的顧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們一提，對方就表示願意見麵一次。見麵談了一上午，兩邊就都笑嘻嘻心滿意足地把婚約定下來了。並且講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給蘭英辦移民手續，護照簽證一到手，立刻來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來不了，請個朋友來代他接，隻要有徐的親筆信，蘭英就跟著去。
幾個月後蘭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問蘭英：“就見了一麵，你怎麼就敢答應老徐？你怎麼知道他不會騙你？”
蘭英說：“這人一看就是實在人，出去幾十年，還不忘鄉下老家；他不嫌棄我我還嫌他什麼？”我說：“你以前出過遠門嗎？”蘭英說：“連俺們縣城我都沒到過，沒坐過汽車。”“那你怎麼敢上巴黎這麼遠地方來？”蘭英說：“嫁雞隨雞哩，不管多遠，他在哪裏哪裏不就是我的家嗎？”我說：“你也沒問問巴黎是什麼樣？”這時老徐在一邊插嘴說：“她問了！巴黎遠還是新疆遠？坐飛機頭暈不？”
我笑說：“她沒問問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適應？”
蘭英說：“不問那個，再困難也不會比我在村裏的處境更困難，再辛苦也不會比我在山東種地更辛苦，我沒有受不了的罪。有個貼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別的啥也不怕！”
蘭英到巴黎後頭一個困難當然是語言關。老徐想，她連小學也沒上過，中國字還不認識幾個，這法文她能學會嗎？出乎意外，她隻用了不到一年時間，就成了巴黎華人社區中法語冠軍了。她說她就是用兩手掄鎬頭開山種地的勁頭來學法語的。現在她給家裏寫信要用法文寫，寫好請老徐幫她譯成中文；看香港來的電影，有法語對白她全能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竅不通了。她用開荒種地的精神去學開車，結果車也開得很好，學會法語和開車兩項本領，她的生活就完全打開局麵了。她本來在農村就學會多種手藝。她自己做豆腐、醃鹹菜，給丈夫和孩子縫衣、理發。有餘暇還為一個服裝店做手工繡花。她繡的花很受歡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說：“自從有了我們蘭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還有了儲蓄了！她比我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