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過了三天，李導演率隊來到了巴黎。
這一隊共6人。導演夫婦、李小姐、夏副導演、我內子。還有同路來度假的李導演的外孫女。李太太不辭辛苦為我們操辦夥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嶽華，全部工作人員隻有6人。這和國內我見過的外景隊那種浩浩蕩蕩大車小車排成隊的陣勢相比實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臨時工，租車租機，自然是方便和節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細算做法有關。我發現李翰祥先生有個特點：個人生活講舒適，交朋友一擲千金；但在製片成本上精打細算。自己私房錢放手花，公用投資分厘必爭，這是個好作風。
我們從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輛小麵包車，嶽華當兼職司機，把全隊人拉到我們住的旅館吃早飯，嶽華報告了準備工作的情況。隨後就拉著全體人員和行李去找旅館，我們住的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幾家也不滿意，最後選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館，地處塞納河邊、鐵塔近旁。這是個公寓式的旅館，有廚房可用，李導演幾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過。房間分好後，進得屋中李太太四處一看，大聲叫道：“真有這種事！”用手指著牆上一顆釘子說：“這還是我住過的那間屋子。這釘子是我釘來掛書的！有此為證！”
趁安排行李之際，我辨認了一下方位，這旅館應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東邊是日光大廈，西邊是鐵塔、拿破侖墓地，南臨塞納河，最近的一座橋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座。這裏要說明的一點是，我所講的“東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覺而定，就是我假定麵前的塞納河在南麵，以左右為東西。本來我有一幅巴黎地圖，按圖述文是不會錯的。正動筆時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說得頭頭是道。讓讀者覺得我熟悉巴黎，作文嚴緊。就把圖交給徐教授，請他翻譯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應了，把圖拿去就從此回了巴黎。連地圖也隨他回了老家。這下就使我露了餡。
吃過中飯，我們就去看外景，頭一站是“紅磨坊”。我看過“紅磨坊”的照片，與照片相比，實地要差得多。那個“風磨”實在簡陋，完全是塊布景片。街道氣氛，有點像紐約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擁擠些。由此我們又轉往香榭麗舍。8月份的巴黎，80%的人大概都集中在這兩條街上。不過巴黎當地人很少，從服飾、語言、膚色分辨，多是外國遊客，8月份巴黎人遊出去，騰出巴黎讓外國人來遊。大家都是這麼遊來遊去。世界熱鬧起來，交通業買賣興隆通四海，蠻不錯。
十
第二天開鏡，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個鏡頭：“鄧友梅和李翰祥、嶽華三人在香榭麗舍閑逛，走進咖啡廳，坐在桌前閑聊。背後是一麵玻璃牆。牆外遠處是凱旋門，近處是麗都豔舞廳。滿街的車，滿街的人，滿街的時裝和歡聲笑語。”朋斯先生把個攝影機放在我們對麵桌上，開機拍攝，咖啡店的侍應生先有點莫名其妙，鬧不清這幾個黃種人搞什麼名堂，隨後就大感興趣。等他明白過來這是用他的地方進行工作應當收費和製止時片已拍完，李導演說聲“麥西”告別走了。當晚看樣片，發現自然的街景，生動的群眾演員使畫麵十分精彩。導演先生還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為這個片的投資人感到高興。
片的主要投資人謝老板，果然在第三天從美國也趕到巴黎來了。
謝老板來的前一天，拍片之餘我們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場。這裏有幾家古董店中陳列著中國鼻煙壺。李導演是“大內行”，至少他自己認為自己是“大內行”。我是“二內行”，也是自封的。“大內行”在一家店看中兩個煙壺。正在討價還價之時，肥仔和嶽華跑來告訴我說他們發現另一家有個煙壺很不錯，有位臨時幫助打燈光的華人小夥子說：“你要買快去，不然李導演看見會搶去。”我去看看，是個料壺，內畫“風雨歸舟”和殘荷，有三條小紋。要價200法郎。我細看一下，題款是“樂元周氏”。我想法國人不懂中國事，周樂元豈是200法郎能賣的？故意還他100法郎，他痛痛快快賣了。當晚回來我們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傳閱。隻見翰祥買的一個是仿任伯年“蘇武牧羊”圖，畫得頗精。題款是“一壺齋”。我告訴他“一壺齋”是王習三的畫室名，他大為高興。後來細看，有“子藝”二字。劉子藝是習三的登門弟子，也算名家。這個花了2000法郎，價錢公道。另一個是彩瓷的，雖不錯，不算精。至於我那個，“大內行”說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100法郎算什麼呢？我們都很高興。我回國後見到習三，拿壺給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遲疑地說：“假的！”並說：“中國寫煙壺的作家，跑法國去買件假古董，傳出去未免丟麵子，你還是收起來吧。”從此我就把它入了庫。
“大內行”的煙壺卻有了出息。謝老板到了巴黎，我們一起去塞納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請他當特約演員，把那隻好而不精的煙壺塞在他手裏，叫他一邊觀看兩岸風景一邊聞鼻煙。開麥拉就對他拍個不停。銀行家辦事大概是挺認真的。又是頭一次當明星，盡管不斷打噴嚏，還是按導演要求把整個鼻子都抹黃了。片拍完後，翰祥說：“你投資拍這片，又上了鏡，應該留下這煙壺作紀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讓給你，上邊貼價錢，我一個法郎也不多收你的！”謝老板很高興，從此那煙壺就歸了他。
“大內行”此後又買了幾件東西，都是極真極好的。隻有一件東西又和我發生點爭論。那是件孔雀藍小罐，他說是元朝的，我有點懷疑。他舉出各種理由證明確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堅持。過了兩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來訪，他叫那位朋友鑒定這是什麼朝代的？那朋友不說年代，隻說這是波斯瓷器，李大導演雖不服氣，離開巴黎時他卻把這珍貴的元瓷送給徐教授作紀念了，徐拿回家給蘭英看。蘭英說：“這麼好看的罐子用來放鹽太可惜，放別的又不適用，擱在桌上當擺設吧！”不過我認為翰祥眼光不會錯，那東西可能還是元朝的，誰敢說元朝時波斯不會燒瓷器呢？何況這罐子是交了幾千法郎買來的？後來聽說翰祥在澳門開了間古玩店，名叫“古月軒”。我向他祝賀，並問他：“是你自己鑒定貨品嗎？”他說不是。另外請了專家主持店務，而他一位女兒在大學學的也是有關文物的課程，這當然就十分保險可靠了。雖然如此，我仍認他為“大內行”。
十一
在巴黎拍攝的重點是兩個地方，一個是羅浮宮前邊的古玩商場，一個是埃菲爾鐵塔。羅浮宮前的古玩商場是個幾層樓的大市場，布滿了一個賣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樓上有一家店專賣中國古玩，收有石煙壺。老板先生40多歲，頗有風趣。我們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們拍片，並且現身說法演這個店的經理，劇情是我逛到這兒買古董，碰上李導演和嶽華。他們和經理在討價還價，評論煙壺的好壞，我插上一句話，幾個人就認識了。問起我來巴黎的原因，我說來觀賞巴黎珍藏在鐵塔上的一隻煙壺。這煙壺是李鴻章訪法時送給法國朋友的。小說裏當然沒這一段。這是李導演的再創造，純係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國古董商很會演戲，他說他的法國話，我們說我們的中國話，但配合默契、嚴絲合縫。將來放映時一定會造成個效果，認為我們三個人都會說法語，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這是有準備的，倒還好說。還有一段是我進入另一個店，老板是法國老太太，事先我們沒告訴她攝影師朋斯先生躲在門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問我話，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無準備聽得莫名其妙！衝我笑嘻嘻地又說了一長串法文。我照樣回她一大篇中國話。老太太哭笑不得，做了個怪臉，朋斯先生把這一切拍下來。晚上看樣片，竟像我們兩人談得很熱烈。我希望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錄音。因為我跟老太太說的是全不相幹的話。而且一高興還說了幾句日文。我以為老太太是外國人，日文也是外國話，或許她能懂一點。可惜從表情上看她聽日文和聽中文完全一樣，都是一副苦惱的笑容。
上埃菲爾鐵塔拍片遇到了點麻煩。不僅要先向文化部登記，而且要收不少的費用。幸虧在法國外交部和文化部我各有幾個朋友，他們聽說要拍我的小說，而且有宣傳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幫忙，廣開綠燈。隔了一天就發下許可證來。不僅不收拍攝費，連登電梯的票錢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國這項總結十分可貴，這次巴黎拍片，若沒有巴黎朋友們的熱心幫忙，絕不會如此順利。拍戲需用幾隻好煙壺，徐教授就借來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著箱子陪我們東奔西跑。需用雜物、食品，要人領路做翻譯，肥仔義不容辭。肥仔自己對拍片沒興趣，開車把我們送到，他就找個地方去“吃點什麼”！我的事少，他就總拉我去，他總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攤檔。並且總有胃口“吃一點”！買東西還價他也最內行。似乎巴黎擺攤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們還請了一位女攝像師和燈光助手，全是華裔，熱情幹練得很，這位女攝像師住在風化區，我們要去見見世麵她願做向導。我問她為什麼要住在那裏？她說：“單身女人住在這種地方最安全，到這裏來的人是花錢的，不會發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巴黎期間，最輕閑的是謝老板和我們夫婦，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多觀光。拍片地點就在羅浮宮外，我幾次去羅浮看它珍藏的藝術品，看到維納斯、蒙娜麗莎的原作，實在是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獲。這兩件作品我都見過照片和複製品。“蒙娜麗莎”的照片，多半印製較好，大體上能傳達原作的形象。而維納斯的複製品實在太多，太劣了。見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麼美，而又被複製品、仿製品糟蹋得那麼厲害，我想應該有個法律，禁止維納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複製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組現代派雕塑也極精彩，那本是容易仿製得像的，不知為什麼反倒沒有人仿製它，大概是沒有維納斯的欣賞者多吧。人怕出名豬怕壯，這話對雕塑也實用。
在凡爾賽和羅浮宮，都看到有關拿破侖的油畫。這使我聯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國時去魏瑪參觀歌德的故居，無意中在公園裏見到拿破侖的一輛馬車。他乘它從莫斯科逃跑回來，走到魏瑪馬車出了毛病，倉促間把馬車扔下，騎上馬逃回法國去了。這車便被當地人保存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受到炮火的衝刷極烈，這馬車竟安全無恙，後來我到莫斯科時，又特意去看了當年拿破侖停留過的房屋。現在看這些畫，真有說不出的感慨，拿破侖一生，大起大落，轟轟烈烈，幾乎到了一跺腳地球亂顫的地步。到頭來不過為後人添幾處旅遊地點留幾句消閑談資。人生真如白駒過隙，倒還是盡自己所能，為人類進步種一株草，植一棵樹，砌一塊磚，加一片瓦。對人民對社會問心無愧，也就死而無憾。我欽敬托爾斯泰老先生，他創作的拿破侖比拿破侖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興趣的是觀察它的世俗民風。我覺得在法國的人比美國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閑適，比德國人輕鬆，比我國香港人從容，明顯地感到歐洲傳統文化素質之高。青年人雖也像美國和德國等處一樣穿著隨便，行為爽朗，但老年人則多半衣冠嚴正行為規矩。他們看豔舞時一定穿西裝、打領帶，女士則著夜禮服。“麗都”的豔舞表演也並非像人們想的那麼色情。場麵壯觀，編排用力，演出時台上認真，台下嚴肅，很少有引起人邪惡念頭的成分，倒還是“美的展示”與“美的欣賞”成分居多。中國人不欣賞、不習慣、不提倡、不準許全可以，但不必用我們的尺度去量別人的鞋子。
巴黎當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業，並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歸，車子從“山東街”開過，看到幾位神女，身著黑皮夾克，左手執皮鞭，右手拿鐐銬，一副凶神夜叉模樣。據說巴黎正時興性虐待式的做派，在巴黎輕薄少年中這扮相最有魅力。這很好，因為中國人看了多半會嚇得落荒而逃，馬上聯想到法西斯集中營的嚴刑拷打，絕不會被勾引落水的。有兒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結束，我們轉赴倫敦。內子因為到了巴黎才辦英國簽證，雖然法、英兩國的朋友盡力幫忙，但時間太緊，這時尚未辦下來，隻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負起了照顧之責。弄了幾天，簽證仍未下來，我太太決定不去倫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氣不平，臨行前跑到英領館去發脾氣。誰知她把氣話剛說完，負責簽證的英國朋友就說：“太太，簽證下來了，我們正不知道到哪裏去找你呢！”馬上她就轉怒為笑。又把回香港的機票換成去倫敦的機票。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協助下辦的。包括她發脾氣的話也由肥仔作了高質量的翻譯，至今說起來，他對老徐、蘭英和肥仔還滿心感謝。唯一有點美中不足之處，是肥仔送她去機場的路上，開著車又打起瞌睡來，車子像舞龍燈一樣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動著飛跑，嚇得她兩腿發軟，下車後幾乎沒力氣上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