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8年秋天，中國作家代表團去漢堡參加中國藝術節。正式活動結束後，在斯圖加特附近一個小鎮休息了兩天。鎮很小，但出過一個大作家，名叫席勒。這個鎮似乎就成了個席勒紀念館。沾作家的光，這裏仍保持著一百年前歐洲小鎮的麵貌。高聳的屋頂，狹窄的小巷，石砌的街道，寂靜的庭院，爬滿青藤的院牆，配有雕像的水池，似乎連那淡淡的斜陽和藍天白雲也是百年前的舊物。使人一走進那古老的城門，仿佛不論空間和時間，都回到了席勒生活的時代。我相信連我們住的旅館，也是當年的模樣。隻是吃飯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會有個挎著美人騎著白馬的劍客從門前走過，他卻一直沒有來。
我們看了席勒的故居，參觀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文學館，飲了咖啡，逛了街道。休息一晚，第二天去了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在下雨，雨中找到了德中友協。幾個德國朋友正在等我們。為首的一位叫克呂克，很年輕，但留了大胡子。一位中文說得很不錯的小姐，柯葛蘭，她在複旦大學學過兩年中文，對中國很有感情。可是現在做的工作，與中文毫無關係。還有一位正在大學學中文的姑娘叫海克。他們幫我們取下行李，暫存在友協，立即陪我們去看國際書展。
在車上閑談，才知道這個德中友協的工作人員，全部隻盡義務，不取報酬。不僅不取報酬，還掏腰包捐助。他們出一份德中友好的刊物，就是靠募捐來的錢來維持。就連我們坐的這車也是他們自己私人的。但他們以此為樂。他們愛中國的人民，中國的文化，把促進德中人民的互相了解看作自己的天職。他們冒著雨陪我們到了書展會場。
法蘭克福的書展是世界聞名的，已經有80年曆史。戰爭時期中斷了幾年，現又恢複。每年以一個國家為中心，今年是意大利。書展的攤位是出租的。為了使更多國家有參展機會，書展規定，不論公司大小，最多隻能租兩個攤位，對第三世界的公司則減收租金。今年有八十幾個國家，幾千個出版社參加，到會記者就有1000多人。
本來隻想走馬觀花看個大概，再抽出點時間去看看法蘭克福市容。進門不久就碰上了香港三聯書店的彥火。他傳達了兩條消息，一是巴黎的阿蘭正找我，一是瑞士籍華裔作家趙淑俠請我們到她的展位去。阿蘭是個很可愛的小夥子，會幾句中文，給我帶來了巴黎朋友的信。收過信閑聊幾句，他那幾句中文就用完了，我就告辭。第二件卻費了時間。書展上在賣趙淑俠的《翡翠戒指》，她正為此開記者招待會，請我們參加，我們全團的人就都欣然赴會，原來是想參加個開幕式，禮節性地說幾句話就告退的，誰知欲罷不能。她租的廳很大，四麵圍著會議桌足可坐幾十人，不料開會時來人很少，作為主人的出版社經理、編輯和趙淑俠本人坐上主桌之後，來賓和記者竟連一麵桌也沒坐滿。我們幾個中國人成了基本群眾。趙淑俠頗為感慨地說：“我真羨慕你們國內作家的工作環境。你看一個中國作家在西方打開局麵有多難。”此情此景，同胞同行，我們當然堅持到把會開完才離開。而這時書展負責人發現有個中國作家代表團來參加會了，立刻派人請我們參加他的招待會，專門向我們介紹書展情況。同時就在會場餐廳用了自助餐。
從書展出來雨更大了。隻能坐在一個咖啡店裏閑聊，直到參加德中友協的歡迎晚宴。
這天晚上友協安排我住在一個熱心德中友好的朋友家中。這家隻有一對老夫妻，已經退休了，曾經到中國旅行過一次，從此對中國產生了熱烈的感情，成了德中友好積極分子。他們的住房並不大，似乎隻有一間住房和一個廳。但他們把最大而且最好的一間讓給了我，使我很過意不去。這屋中掛了中國畫，擺設著中國工藝品，放了鮮花和水果，床鋪也安排得很舒適，看得出是為我精心布置過。我很想和老人多聊聊，可是我隻會說：“謝謝”、“晚安”、“早安”三個德語單詞，第三個詞半夜裏還用不上。兩位老人比我好，他們雖然也隻會說三個中文單詞，但全能用上：“謝謝”、“你好”、“再見”。於是我們全把所會的對方語言說完，就各自進屋睡覺。
第二天一早打手勢吃完早飯，友協的朋友就來接我了，由他翻譯著匆匆而熱情地交談了幾句。老人說自從他們去過中國後，見到每個中國人都感到很親切。在街上若碰到中國來的朋友，他總要湊上去問候幾句。我問他：“中國人和日本人外表很難分別吧，你們不會認錯嗎？”他們說：“不會，日本人有個特點，他們連上廁所都照相，很容易認出來。”從他家出來後我久久不能平靜，心想一對普通的德國老人，已退休，過著閑適寧靜的生活，忽然闖入兩個連語言都不通的不速之客，他們卻滿腔熱情地留食留宿，問寒問暖，用手勢和目光來傾訴他們由衷的喜悅。隻出於一個理由，客人來自中國！我很為此感動，並覺得這個世界看來要比想象的可愛得多。
朋友把我送到機場，在這裏又碰到我們代表團的同誌們。安憶已從荷蘭回來，魯彥周荷蘭沒去成，張潔也從漢堡趕來了。大家聚在一起喝了陣兒咖啡，我把他們送進候機室，從此就開始了我一個人的旅行。
我以前幾次在國外旅行，全是作為代表團的一員，生活有人安排，對話有人翻譯，主人有成套的接待計劃，如今單槍匹馬，可就寸步難行了。從公告牌上看，我的飛機誤點了，誤點兩個小時。我需要先去洗手間，輕裝一下，然後找個角落定下心來休息。看到不遠處有幾位華夏同胞圍成一團，便湊了過去。走近一看是大家在聽一位戴眼鏡的同胞講話，講話人有40開外，滿臉精明，一口洋涇浜普通話，講得眉飛色舞，細聽其內容，乃傳授國外購物之法門也。我等了片刻，等他講到一個段落，就對離我最近的一位同誌說：“勞駕，你幫我看一下行李，我去洗手間……”話還沒講完，那位演講的同誌，一個箭步衝了過來，衝我打量著說：“你是幹什麼的？我們對你毫不了解，不管！”這話使我頓生敬意，很為我們同胞這種念念不忘階級鬥爭的精神所鼓舞，不幸的是肚子毫不通融，大有當場出醜之虞，無可奈何，也不顧民族自尊，隻得向洋人求救。恰好身邊有幾個年輕洋人，看到了我的窘態，有位就過來問我：“我可以幫你什麼忙嗎？”我也不再調查他的家庭出身、個人成分，用手指一下行李，說了句：“WC。謝謝。”那洋人馬上就懂了，連說“OK”。我這才過了這一關，並仍然覺得這個世界很可愛。
二
我乘的這班飛機，是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從伊斯坦布爾經法蘭克福到紐約的航班。按規定應當是上午9點到法蘭克福，10點從這裏起飛。忽然晚點了，9點鍾時公布晚點兩小時，12點時又公布再晚點兩小時，下午1點總算廣播檢票登機了，宣布2點起飛。我便拉著行李車排進了登機隊伍，排隊時還順便看了一眼公告牌，認準了是從42通道登機。這隊伍很長，因為要驗護照和機票，走得很慢。好不容易過了海關和邊檢口，進到裏邊我就找42通道。找到一看，這裏也要排隊，而且入口處還要驗一次護照，比出關隊走得還慢。心想這德國人好奇怪，別處都驗一次護照就完事了，他們要驗兩次；誰再說我們中國出入境手續麻煩，我掌他的嘴！一邊嘟囔一邊就選一列較短的排了進去。足排了有20分鍾，距我驗證就3個人了，輪到一個土耳其人，那邊檢人員就沒完沒了地盤問。問到最後，邊檢人員從桌下拿出個小木牌掛到桌前，上寫兩個大字“NO”；用鐵鏈攔上通道，帶土耳其人進到後邊屋裏去了。我這一排人立即嘩然，咒罵著轉到旁邊一列排尾，從頭排起。這時距起飛時間隻有不到5分鍾了。我拉著行李車拚命跑，連自己走道都不肯用。走著走著覺著不大對，怎麼這地方像是來過呢。這不是我進關前找人看行李的地方嗎？細一看，糟了，原來我跟著登機隊伍進了關，又跟著下機隊伍出來了。這時距起飛時間還有一分鍾！這一急非同小可，馬上汗就順脖子流下來了。我倒不怕誤機，問題是誤了之後不好辦。無論改變航班手續還是找朋友住旅館，我三句德語都不夠用！把我會的英語單詞加上也不行！想到此，當機立斷，拉起行李就再往裏跑，跑到海關，那兩個德國人愣了，攤開兩手互相說了一大串話，從那表情上看，似乎是說這個中國人好奇怪，怎麼拉著行李來回轉腰子？我一急突然從嘴裏蹦出個英語單詞來“佛剃徒！”那德國人一聽還懂了。馬上把手朝旁一指，我這才看見原來42通道入口就在他身後。看看表，按規定這時飛機已經起飛了。我想在中國人若沒到齊，飛機是要等的，便加快速度往裏跑。到了候機室。隻見滿屋是人，沒任何要登機的跡象。我想糟了，大概我那班已飛走，這是等下一班飛機的。正惶惶然不知所措，廣播喇叭響了，說的是英語。雖然我大部分聽不懂，可聽懂了兩詞，一是我這班機的代號TWA，一是“隨當”！再偷看一眼別人手中的機票，果然與我的一樣。頓時福至心靈，突然明白了還是叫我這班機的乘客“隨當”，便放心地坐了下來。誰知這一“隨當”，就“隨當”了4個小時。盡管肚子餓得直叫，再也不敢離開。傍晚登機時，碰巧身後有人說日語，回頭看見是一對青年夫妻，黃膚黑發，純粹亞人特征。便上去用日語搭訕，果然一說就通。我問他們這架飛機為何誤點？他們說，發現從土耳其上來的旅客中，有人有劫機嫌疑，所以要整機作安全檢查。怪不得剛才邊防人員把那土耳其旅客帶進屋裏去盤問。謝謝他，不然我是絕趕不上這架飛機的了。
天黑之後，飛機飛在大西洋上空飛得很平穩。吃過飯——說不清算中飯還是晚飯，睡了一會兒，空姐把叫我醒，遞給我一張報關單，給我出了道難題。
兩年前我初去美國，對美國的海關製度很是留下點印象。他們的報關要填的項目繁雜，而且一個中文字也沒有。沒辦法，我隻好又去找那兩位日本朋友。聽說我要他幫忙填報關單，他們馬上答應，並放了自己的先填我的。他問一句我答一句。問到國籍，我說中國。那位男士停下筆衝我看了半天，忽然說出句道地的國語來：“哈哈！你原來是中國人！你剛才怎麼和我們說日語？”我說：“我聽到你們互相在說日語呀。”他說：“我太太是日本人，她不會說中文。我們倆在一起又不願說英語。”我問：“您是……”他說出生在新加坡，祖籍福建，已定居美國20多年了，為了不忘記母語，他見到中國人總是用中文交談的。我們聊了一陣，他告訴我，到紐約入關時，還會有一次頗麻煩的問話，到時候他會幫助我。
晚上10點鍾到紐約。這位朋友打聽了一下找到我說：“不行了，我們是持美國護照的，隻能從另一道進去。真抱歉。”我謝過他，正感到為難，忽然廣播傳來了中國話：“從漢堡來的鄧友梅先生下機後請在門口等一下，有人接你。”我想這一定是王渝，此人一向馬大哈，沒想到這次長了心眼，到飛機門口來接我了，不然真夠我戧的。
走出機艙，我就老老實實站在那兒一動不動。這時一位穿西北航空公司製服的小姐走過來問道：“您是不是鄧友梅先生？”我說：“是的。”她說：“我是西北航空公司職員，你的朋友托我們替他接你，我的中文說得不好，請原諒。跟我來。”
我問他：“我的朋友呢？”
她說：“他們早上來過，飛機一再晚點，他們沒法等下去了，就請我們公司代他接你。他說您不會說英語，要一個會說中文的人來接。公司就派了我，其實我的工作不包括這個。”說著她笑了起來。接人的工作是很麻煩的。她領我辦出關，辦入境，因為已是午夜了，偌大個大廳除去幾個夜勤工作人員，隻有兩個旅客。另一位又是阿拉伯人。他在我前麵，邊檢人員把他叫進屋內好久沒有動靜。那位小姐告訴我說：“這個人有點麻煩，似乎是無證入境，可能叫他隨下班飛機離開美國。對不起叫你久等了。”美國是每個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候機樓的。我在的這個大樓，是西北公司的。工作人員也都是同事，互相全認識。看我們坐在那兒沒事，幾個沒事幹的值勤人員，便湊到我們麵前來閑聊，那小姐替我當翻譯。有位黑人小姐，問我對他們公司有什麼印象？我說服務態度非常好。我的朋友沒來你們居然派人來接我。她說：“這就算服務好嗎？不這樣還能怎樣，難道可以放下客人不管嗎？唔，你們中國人真好相處。唔，還有什麼印象？”我說：“好像你們的女雇員都很漂亮。”她指指接我的那位小姐：“你是指她吧？”我說：“不，當然包括您，您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嗎？”她聽了大笑，說道：“這又是你們中國人的性格吧？你記住，在美國千萬不要當著一位小姐的麵，誇獎另一位小姐漂亮……”這時邊檢人員出來做個手勢，表示不用再辦手續；我可以出關了。我匆匆和幾個人告別，仍由那位小姐領著出了大樓，她替我叫了的士，並講好地點車價，這才告別回去。
三
紐約機場不在紐約，而在新澤西，這條路很長，我是知道的。但上次是第一次到紐約，看窗外一切都很新鮮，尚不覺太累。這次本已在德國就折騰得夠累了，又乘了十幾個小時飛機。一上汽車就打哈欠，車子開動不久，就昏昏睡去。司機把我叫醒時，車正停在一棟公寓門口，司機按過門鈴，又衝著對話器說了什麼，不一會兒就從門內跑出幾個年輕人來，問道：“是鄧先生嗎？”我應了一聲，他們七手八腳拿起行李領我走向電梯。我心中奇怪，這是到哪兒啦？我在紐約確有幾個朋友，但來前我都沒通知他們。隻有於梨華和王渝知道我來。梨華在奧伯尼，距紐約市有幾小時火車路程，王渝是個急性子，聽見車響必會跑下樓來埋怨我報錯了航班。兩個都不像，那麼是誰家呢？正在尋思，電梯停了，隻見門前站著個靚女，雙手插在胸前，嘴角露出冷笑，見我下梯，劈頭蓋臉一頓責問：“沒見過這麼糊塗的人，航班報得也不對，時間也不對，連航空公司名稱也是錯的，害得王渝去了兩次機場，等了四五個小時，最後才打聽清楚，要半夜才到，好，沒法等了，叫我把你收留下來，我這正舉行派對，你參加玩玩吧，明天我送你去梨華那兒，王渝和咱們在火車站見麵……”
不是別人，大名鼎鼎的台灣女作家曹又方也。她的熱心與快嘴是出名的，落在她手，除去低頭認罪別無他途。我隻得連連告罪。她領我進屋。隻見屋內坐著站著，談話飲酒，仨一群倆一夥，已有一二十人。她介紹了一聲：“這是北京剛到的鄧先生”，大家客氣地打了個招呼，她就領著我去安排住處，指點洗手間、飯廳的位置，並宣布紀律說：“不許抽煙，抽煙到樓道去抽。”我問：“可以聞鼻煙嗎？”答曰：“可以，但不許打噴嚏。”
明確了紀律，我就參加到人群裏去。在座的全部是青年，有寫詩的，有作文的，也有學音樂、學攝影、學法律的，大部分和文藝都有點關係。又方這時負責中報文藝副刊，這些人大多是她的投稿者。他們的打扮豐富多彩。一位男士，頭上留著幾尺長的發辮，身穿武士道式的短裝，正和一位西裝筆挺、打著領結的紳士閑談，見我過來就客氣地打招呼。我說：“看樣你們各位都在美國很久了吧？”紳士就笑道：“鄧老師你猜猜我來了有多久？”我說：“3年。”他笑了，說道：“我剛來兩天。前天下的飛機。”我說“你別逗我。”旁邊的人就證實說，他確實剛到兩天。我問是來定居還是上學的？他說是來開會，和我參加同一個會，就是艾倫·金絲伯格召開的中國詩歌朗誦會。我問他貴姓？一旁的E就說：“原來鄧先生還沒見過他。這就是大名鼎鼎的B呀！”我聽了暗地叫聲慚愧，我不僅沒和他見過麵，實在連這個名字也未曾聽說過。在德國我就體會到了我國詩界藏龍臥虎的局麵和自己孤陋寡聞，沒想到剛到美國又馬上重演。那次是碰上位定居法國的著名中國青年詩人，在德國電台和晚會上朗誦他的詩。德國人問我中國國內對這位詩人評價怎樣？我卻從沒在中國任何刊物上見過他的詩。在德國我聽到了他的朗誦，有一首還頗有印象。這詩最大的優點我想在於它的好記。詩雖然不短，但隻用了一個字。
詩的題目叫“門”，整個詩讀起來就是：
門
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門門門門
門門門
門門
門門
門門……門……門
這些“門”用高低快慢、抑揚頓挫的聲調和節奏讀出來，德國人覺得奧妙無窮，鼓掌是很熱烈的。在中國刊物上能否發表，我確實說不準。因為中國人讀中國詩，總會和德國人感受不同吧。好在我聽朋友告訴我，說那位詩人已經發過誓，決不在中國詩刊上發表詩作。中國的讀者因此欣賞不到這麼有特色的詩，我替他們難過。
現在麵對的這位詩人是在國內生活和寫作的，我卻無印象，便很為自己的無知而羞慚。馬上就用轉移話題來打馬虎眼：“這個這個，您真是新潮，作風氣派都看不出是才來美國的……金絲伯格的會倒是也給我發了請帖，不過和我在美國時間安排有點銜接不上，看來怕參加不成了。”
幸好這時E把話頭接了過去，遮掩了我的窘態。
E說他正幫助金絲伯格籌備這個會，我的詩稿就是他在翻譯，希望我還是盡量參加……說到這E要抽煙，我倆就溜出屋，到了過道。我見身邊沒人，就問E，B是否也是發誓不給國內詩刊投稿的，E說關於這些，他們之間流傳著個笑話：有一天他們幾個青年詩人湊在一起，正各自表示不給詩刊投稿的決心，碰巧來了位詩刊編輯。那編輯老遠就打招呼說：“太巧了，你們幾位都在這兒，省得我跑郵局了。”
說著交給他們每人一個大信封。他們收到信封都急忙往包裏塞，不肯叫別人看見內容。有一位好事者向那編輯打聽：“裏邊是什麼？請帖？稿費？”編輯說：“不，全是退稿！”
正在說著，曹又方來喊我們進去。我們一進屋，她就把門關上，宣布說：“各位，我這請客可不是白請，現在除去老鄧，其餘人到這兒領稿紙，每人留下一篇千字文再走。題目是‘我對未來的展望’，誰寫完誰走，好，開始。”
我自己去洗了個澡，便回屋睡覺，迷迷糊糊間聽到不斷有開門聲，到醒來時天已大亮，又方還在高臥未起，睡得很香，估計她的約稿任務完成了。
王渝來了個電話，先埋怨我報錯了航班，隨後說哈裏遜·索爾茲伯裏來過電話，叫我把去他那裏的日期定下來。我說：“我的老板是於梨華，一切要見到她才能定奪。”
四
又方匆匆起床，待她化了妝，我們就奔紐約的中央車站，在車站的電子廣告牌下找到了王渝，登上去奧伯尼的火車。中午時分到了奧伯尼。下車後車站上除去我們3個人，連個鬼影也沒。又方說：“梨華大概又記錯時間了，快打電話給她。”王渝就去打電話。回來說：“家裏說她早就出來了，自己開的車。”曹又方說：“糟糕！這比記錯時間還壞。”我問：“為什麼？”她倆說：“梨華從來不記得路，鬼知道她會把車開到哪裏去？”
還好，隻等了20分鍾梨華就到了。進門先一個個擁抱，然後就催促說：“快走，馬上我還要去機場接陳若曦，剛才走錯路，把時間耽擱了。”
出了車站就是一幢古堡式的大樓。梨華說這是大學辦公樓。她先生是這所大學校長，宿舍在十幾裏路外的一個小山坡上。山上滿是橡樹、楓樹、鬆柏，還有葡萄。楓葉剛剛轉紅，鬆柏依然青翠，紅綠之間隱現出幾棟小小樓房。車子從幾棵大楓樹間穿過，停在一座樓門口。梨華把我們送進屋，指點了咖啡糖塊放的地方，又領我們認了各自居住的房間，便開車去機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