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山口，就上了一段小公路，沿著這小路走不遠就到了昨天打電話的皮劄店。繼續走下去，就來到一個小教堂的門前。旁邊一條街上有些商店。賣早點的店已經開門了，但吃的人不多。從商店的櫥窗看，這些店雖小，但貨物很齊全。吃穿用學，幾乎什麼都能買到，但仍不知這是在大學範圍內，還是大學在它的近旁。
轉了一陣，回到鄭家，主人客人還沒一個起來的。我就動手弄自己的早飯。弄的是地地道道的美式早餐。果汁、黃油、起司、火腿、水果、麵包。就是一個原則，不動煙火。倒不是客氣，實在是他那套電氣灶具太複雜，昨天秋鴻講解半天，我當時以為會了，現在一看，根本沒門。好在吃到一半時秋鴻起來了，為我煮了咖啡，不然這頓冷餐夠肚子受的。
終於全體都起來了，熱熱鬧鬧地吃完已不算早的早飯，送梨華等上路。梨華他們的車在前，清茂開車和我在後邊相隨，開到州際公路邊上停下來，互相握手告別。看他們走遠，清茂就開車拉著我去遊覽市容。我們先從郊區看起。車到河邊，登上了一個瞭望台似的小塔，整個城市全展現在眼底了。原來清茂的家是在個小山穀裏，而城市和大學是在一個大山穀裏，河水就從城中流過。河很寬大，有輪船在航行，叫什麼名字卻沒記住，但可以肯定不叫亞馬遜也不叫密西西比。我在美國一共就玩過三條河，密西西比在新奧爾良，上那兒去之前我重讀了馬克·吐溫的小說，不會弄錯。至於亞馬遜河，才把護照從那裏找來，至今驚魂未定，也不會忘懷。這條河去前既未做準備，事後又沒丟東西，記不住是難免的了。河兩邊有不少菜田和一個很大的木材場。清茂告訴我，這裏是英國人最早的殖民區，以前有很多農場，後來工業發達，農場反而衰退了，所以地價有一度很便宜。許多華人移民，看到這裏地價賤而菜貴，就在這裏買地經營農場種植蔬菜，有一個留學生畢業後沒找到職業，便貸款開辦菜園，發了好大的財。說到這裏笑了笑說：“這個農場裏還住著你的一個熟人呢。”
“誰？”
“林希翎！”他說林從法國來到這裏後，和“中國之春”王秉章那批人鬧翻了，她不會英語，又沒有職業，生活頗狼狽。這裏一位華人農場主出於同情，就接她到這裏住了下來，並且出資幫她辦了份刊物。不過這位財主隻資助一期，估計第二期就要停刊，創刊號就是終刊號。聽說林也要離開此地了。塔上風很大，看了一會兒我們就下來去開車漫遊。他還拉我在林小姐借住的農場外繞了個圈兒，林剛來時他在一個華人集會場合見過她，後來便沒什麼來往了。清茂是個做學問的人，不太願意參加政治意味太濃的活動。
他拉我到一個中國餐館去吃飯，這個餐館就是原來生意不好，被淩雲大師指開財路，起死回生的那個。我看了淩雲大師指點另開的門和掛祥物，確是妙不可測。
晚上7時，我在大學禮堂作演講，到的人比奧伯尼是少多了，也難怪這裏演講費比那裏少得多，好處是在座的全是中國人或中國血統的美國人，隻有兩個白種人，還會說漢語，這樣我就可以不用翻澤，我覺得講得倒比奧伯尼還要自如灑脫些。演講完後，一位年輕女生跑上來問我道：“鄧老師，您還認得我嗎？”我一看：這不是我們的小陸嗎！
小陸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外聯部的翻譯，和我一起工作好幾年，非常單純可愛的一個孩子。前年離開中國到美國來留學，但我沒想到是在這個學校。他鄉遇故知，叫人高興。清茂告訴我小陸還在他們係裏打工，當助教。今晚為我開的家庭酒會，請的客人也有她。
這晚上的酒會請的人不多，但都是炎黃子孫，吃中國飯，說中國話，談和中國有關的事。所以非常親切。除去小陸還有位女士是我朋友的妹妹。這位女士已經延期一年，快要回國了。說起初來時的打工生活，她一肚子氣。她說一些美國老板對中國臨時打工的人之殘酷就像奴隸主，令人不堪忍受。正說著有位久居美國的華裔來插話了，他表示對她的看法不以為然：“什麼叫剝削？不是你自願去幹的嗎？他不是給了你掙錢的機會嗎？他要不給你這機會你也許要挨餓不是？再說他還要承擔經營的風險呢。”於是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幾位從國內來留學的孩子反駁他時措辭之鋒利，階級觀點之鮮明，是我近年在國內很少聽到的。我估計他們幾個人在國內也沒有為此這麼激動過。我倒真希望有幾個國內青年聽到這場爭論。幾個人舉出的實際事例，如今在國內已經見不到了，改革開放以來，雖有了小型個體企業，但在社會主義法律保護下，是絕不允許采取那樣苛刻的雇傭手段的。其實在美國這樣的超經濟剝削也不被法律允許，就因為不少中國人舍此便沒其他活路，或是其打工行為本身就不合美國之法。老板們當然就肆無忌憚地露出其階級本色來了。
這場爭論對我還有個好處，使我無意中了解了一個本家叔叔在美國生活的真實狀況。
十
請允許我把話扯遠一點。我的祖籍是山東。據家譜所載，是燕王掃北時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下移民而來的。有一說是同時遷來弟兄兩人。但弟兄倆在路上幹了一架，從此兄弟分家。到了山東地界後，一個在城東落了戶，一個去城北紮了根。這樣同一縣裏就有了兩個鄧莊。我是城東鄧莊人，我們莊人都是一個祖宗的後代，這是毫無疑問的，但和城北鄧莊則素無來往，是否有同族關係，本族人意見都不一致，倒是不認這門親的多。不過近年台灣鄧麗君小姐歌聲傳入大陸後情況有所改變。因為有情報說，鄧小姐也是山東我縣人氏；我們村是肯定沒有這一戶人家的，鄧小姐若真是出身本縣，就定是城北那個鄧莊。有人覺得這光榮不能歸他村獨享，這個同宗還是認了好。
我村風水雖沒造化出歌星，據說卻出了位有錢的美國公民，按輩分我要叫他叔叔。
這位叔叔（我絕不是因為人家成了美國人就冒認洋親，有家譜為證）雖說出了五服，但他家和我家走得較近，小時候和他常在一塊玩。他父母去世得早，由哥哥當家。他哥哥想由他這兒改變一下門風。就竭盡全力供他念書，在一段時間內，他和我稱得上我村僅有的兩大知識分子。因為我隻念完了四年初級小學，他還升了初中。他一升中學，就進城住校，我參加了八路軍從此就很少見麵了。1943年冬天，我們的隊伍駐在我村附近，我乘機回家探親，碰上他放假回來娶媳婦，我去祝賀了一番。那一年他大概是十五六歲。此後部隊南下，我和家人失去聯係，當然也就再也沒見過他，全國解放後我回家探親，見到他的哥哥，問到他的情況。他哥哥歎了口氣，悄悄告訴我說：“日本投降後，縣城為中央軍所占，城鄉交通就全斷了，全國解放前整個中學往南方撤退，他隨著去了台灣。他媳婦就在結婚時和他過了5天日子，從那以後再沒見過他。我女人已去世了，幾個孩子就靠這個小嬸給帶看，她要再走了，這個家可怎麼維持呢？”我認為這問題很可笑，便說：“解放台灣還不是一句話的事，這還能等多久嗎？”
從此我再沒回過家鄉，也就再沒打聽過這一家人的事。
“文化大革命”之後，家鄉有人來北京辦事，順便來看我，說起家鄉新聞。他們講跑到台灣去的叔叔來信了，原來他早已離開台灣去美國了。現在很有錢，當了大資本家了。他想回來探親，來信問他家裏還有什麼人？叫他家裏人給他去封信。他侄子問這信咋寫法，公社幹部研究好久，到現在還沒回信呢！我問為什麼沒回信，現在開放改革，歡迎海外僑胞回來觀光探親。他們說不這麼簡單，他問家裏有什麼人？主要是問他女人還在不在。他女人以前倒是在的，20多年一直沒改嫁也沒離婚，把幾個侄子全拉扯大了。到“文化大革命”時可過不下去了，從城市裏來了一夥串聯的紅衛兵，說這村裏隱藏著一個台灣國民黨反革命家屬，走資派一直包庇著她，要再不揪出來鬥倒鬥臭，那就連包庇她的人一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本家的人給她送了信，那女人連夜跑了，後來從外地來了封信宣布和鄧家斷絕一切關係。現在這信怎麼寫法呢，照實寫影響不好，對外邊人說這些，搞不好還要犯錯誤，不照直寫，萬一他真回來了，發現說得都不是實話就更不好。所以到現在還拖著。但是總拖著也不行，現在開放搞活，農村發展生產，也想引進外資，聽說他很有錢，把財神爺放跑了也不合政策不是？
閑話說完，他們就走了，過了一年又有人來時，告訴我他侄子回了信，照直把真情告訴了叔叔，從此這人就再也沒回過信。估計他收到信知道女人已離家，便不回來，大家很為放走這麼個財神爺而遺憾。
1987年冬天，忽然我們村村支部書記和那位叔叔的親侄兒一起半夜到我家來了，說是叔叔從美國回來了，今天到北京，他們來接他不知住在哪個飯店。問我可和他有過聯係。我說我從沒和他有過聯係，根本不知道他回來的事。他們就要到一些飯店去詢問，我說北京這麼多飯店，如果沒一點線索，怎能問到呢。我勸他們先住一夜，第二天一早買火車票去。他們聽了我的話，不久就從山東寫了信來，說是他們到家叔叔已經自己來到了，希望我回家鄉去和他相會，還說這次回來帶來不少錢。要在家鄉做些投資，現在決定先為每個侄子修個養魚池，以後還想買套房子，希望我去給他作作參謀。我工作走不開，隻好謝絕了。
過了一個月，他回美國，路經北京時來電話約我見麵。多年不見，為了給他選擇禮品，我們夫妻還真費了點心思，後來選定一件景泰藍花瓶，心想他既是有錢的人，居住條件總會也不錯，送陳設品還算合用。
按他說的地址，我在招待所見到了他，一見麵立刻都互相認了出來。他顯得很疲憊，但還是很興奮。穿得很樸素，行李也很簡單。我問他為什麼從第一次來信後過了這麼久才回來，是不是因為那個嬸嬸走的事？他苦笑一下說：“那沒什麼，這次找著她了，我們談了好久，她已經又結婚了，這樣更好，我在台灣也已經又結過婚，兩個孩子也都大了，不然也很難安排。”
問他何時到的美國？他說，他到台灣先服了幾年兵役，退伍以後，就到一個建築單位去當炊事員。那個公司承包了沙特阿拉伯的工程，他隨著去了沙特阿拉伯。那裏工程完了，他想回台灣也還是沒辦法，就設法去了美國。在那仍然當他的廚師，收入還不錯，這次回來就為侄子們投資修建了兩個魚塘。還給他們留了點錢，多年沒回來，也請全村族裏人吃喝了幾頓，大家都很高興。第二天他就要走，我們一起吃過飯就告別了。走前我把花瓶送他，他卻說什麼也不要。我見他態度堅決，隻好作罷。我問他在美國的住址，以後若去美國，好去看他和沒見麵的嬸子。他說他正要搬家，等住定了再寫信告訴我。但給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說如果我去美國，打這個電話就可以找到他。
這次到美國不久，我就打電話找他，接電話的是個中國婦人，我還以為是沒見過的嬸嬸呢。說過幾句話才知道，對方是個中國餐館的女老板，她說這個人早已不在我這裏做工了，不過有時還到我這兒來借宿。你留下電話號碼好了，他來了我叫他回你電話。我問他家中電話號碼，對方說他在美國沒有安家。
我隻好把電話掛上了。心中頗為疑惑。是不是女老板聽錯名字，他在美國這麼久，而且據說發了財，怎會沒有個家呢？
到麻省後，我又請鄭清茂幫我打了一個電話。清茂一看電話號碼說，看來這地方距此不遠，是一個電話局。電話仍是女老板接的，她說那位叔叔還沒來過，我又把清茂和愁予的號碼告訴了她，請她轉告那位叔叔。13日下午4時我在愁予的係裏講演，中午才動身。早晨小陸就開車來接我到附近另一個大學區去玩玩。她剛用很便宜的價錢從同學手中買來部二手車，車還很新，不過她的駕駛技術還不大行，為此特請了一位中國同事來幫忙。她們先拉我到一個著名女校去參觀，這裏比起麻省大學，似乎要更清靜正規些，建築也更帶古典味。街上幾家商店，大多更帶文化氣息，因為在一家古董店我流連了過多時間，出來時已到了中飯時間。小陸一定要請我吃飯，她那同事又堅持請我吃中餐。這裏沒有中國餐館，所以又拉我到數十裏外另一個較大的鎮上去。找到了一家頗不錯的中國料理。菜做得很好，可是我心中有事，一是惦著這位叔叔的電話，一是看到這個鎮與清茂家方向剛好相反。怕耽擱時間太多，誤了下午講課，結果飯菜滋味都沒吃出來，真辜負了小陸和朋友一片好心，匆匆吃完，趕回清茂家時，果然他們已經坐在車內等我。清茂說：“4點鍾講課，我們絕不能遲到，現在真要爭分奪秒，動作快些。”我從這個車門出來就鑽進另一個車門，還沒來得及和小陸告別，車就箭一般開了出去。
車子上了公路，平穩前進了，清茂才不慌不忙地說：“你那位本家叔叔來電話了，說晚上再往愁予處打電話。”我問他：“弄清楚他住在什麼地方了嗎？”清茂慢吞吞地說：“就是剛才你們吃飯的那個鎮上。過一會兒我們還要從這個鎮處經過，不過來不及去找他了。”我問他：“那鎮上有幾家中國料理？”他說：“大概隻那一家。”我半天沒說出話來，我想他就在我剛才吃飯的那個店裏，怎麼會就沒見到呢？
這晚在愁予家，他果然來了電話。我很為與他失之交臂而遺憾，因為不能再見麵了，所以電話談了很長。我問他為什麼來美國這麼久沒把家搬來？他才告訴我：“去年以前，我在美國一直是非法居留。不僅沒能把家搬來，10多年來也沒到台灣探過親，隻在幾年前我太太以旅遊名義到美國看過我一次。在美國我沒有自己租房子，從來是給哪家幹活就住在哪家店裏，或是幾個同樣的流浪漢合租一間屋大家夥住。我不接受你送的花瓶，原因就是我根本沒有擺花瓶的地方。”說到這裏他停一會兒，勉強笑了一聲又接著說：“我想你回去之後，是沒必要把這些與家鄉人道及的，離家這麼久，家鄉人都傳說我發財了，對我有好多期望，我不願讓家裏人失望。”我問他：“這樣你能負擔得了嗎？是不是太苦了你？”他說：“那倒不至於，在美國掙錢還是容易，10多年我確實積蓄下了十幾萬美元，這點錢在美國不算什麼，拿回去就很頂用。”我問：“你不還要養活台灣的家人嗎？”他說現在那邊不用花費太多了，兩個孩子都已工作，他太太對他在家鄉的做法也很理解。美國紀念建國二百周年，實行大赦，去年起他已有了長期居留權，所以才敢回大陸去探親，目前正辦理入籍手續。他不會英語，美國政府限期他學會英語，才準辦理。為此他正在加勁補英語，等英語考及格，入了美國籍後許多事都好辦了，工錢也會增加的。再幹幾年，再積點錢，就不打算在美國住了，大陸物價便宜。他想在家鄉買所房子，和老伴回去養老。有10萬美元就可度個舒服的晚年，這個目標不難達到。
我問他，在美國這麼多年，怎麼英語還不及格？他說：“非法居留打工的，哪有時間去學英語呀，何況成年累月都在後廚房幹活，偶爾休息兩天，隻是在唐人街上轉，也用不著英語，現在臨陣磨槍，為了安心念書才租了間房子自己住，所以好久沒上那家餐館去，錯過了我們見麵的機會。”
放下電話，心中很不是滋味。家鄉人都把他當成腰纏萬貫的美國財主，為此有的人對他帶有更多的羨慕和索取心願，當然，按他所有確也可以算個美金萬元戶了，以我家鄉標準，倒也該列入財主隊中去。不過人們若都能聽到昨晚那幾個青年說的話，知道點非法移民在美國受的苛刻待遇，心情該會有點兒不同吧。
十一
清茂夫婦開車把我送到耶魯大學城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直接把我送到了愁予的教學樓。把我交給愁予，他們先行去愁予家了。因為我們出發晚了一點，這時學生們早已到齊，坐在課室等著了。我匆匆喝了杯水，就上了講台。講課總共也就用了個把鍾頭，我在耶魯的正式工作做完了，剩下來的完全是我的自由時間，我就輕輕鬆鬆到了愁予家。
我曾並非開玩笑地說過，愁予夫妻是典型的郎才女貌夫唱婦隨派。愁予在台灣是鋒頭極健的名詩人。每次回台灣，他在街上一走，不一會兒身後就跟上一群崇拜者，當然大多是青年女性，特別是女大學生們。而梅芬在台灣是紅極一時的歌星，其崇拜者絕不比愁予少。最近我看台灣報紙報道，台北一個新的大劇院落成典禮，就請的是愁予夫婦打炮，愁予朗誦他的詩，梅芬表演她的歌，真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而他們在美國度的卻是清靜超脫的學者生涯。有些朋友談論起來，覺得愁予在美國是受了委屈了，很為他有所不平。到這裏後我見到的是愁予教書得誌，梅芬治家有方，兩人生活得恩愛溫馨，其樂融融。朋友們到此很少不被他們的幸福氣氛所感染。
愁予盡管掌了大學教席，仍然是一派詩人性情。他勢情豪邁，仍保有一片天真，就我所知，凡有國內朋友到紐約來，隻要時間來得及，他總要請到耶魯來玩，隻要來，還必定他自己開車去接。紐約距耶魯也是好幾百裏地呢，他從未有過難色，而他到國內來時，卻是處處為朋友著想，盡量少給人添麻煩。在這點上他和另一位在美國的朋友有共同處，但他和那位卻又有著極大的不同。人家那位是除去辦公事，別的一律不幹或少幹，尤其是旅遊，幾乎毫無興趣。而愁予則是對任何事都充滿興趣。他愛旅遊，又不想麻煩別人，結果就常常做出出人意料的事來。有次他來北京，本來說好我幫他聯係去某個地方的，我還沒聯係好，他人忽然不見了，向酒店查問，人家說他已退了房子，打聽幾個熟識的朋友處，誰也沒見他。弄得我好擔心。過了兩天，他來電話說他自己買了張火車票到那地方去了。在那邊住了幾天小店，擠了幾天公共汽車，誰也沒麻煩，玩得挺好……我說：“老弟，別忘了你是美國護照哇！”他說：“什麼護照也沒關係，在中國我的長相，我的語言，我的感情做派才是真正的護照！血濃於水，懂嗎？”
愁予是河北唐山人，小時在北京上過學，北京話說得很有韻味。沒有台灣“國語”腔，甚至比大陸那些以港台國語為時髦，故意裝作大舌頭，把話說得含含糊糊的大陸歌星們也講得像話。在台灣用這種“京片子”口音朗誦自己的詩，是招人讚羨的。可是他說“北京話也有短處，要當政治領袖，當大官，北京話可欠點威風，要用四川話說‘我們中圭啊’這多有氣派！用北京話一說‘我們中國哇’就沒勁了不是！”
第二天起他就開車拉著我四處遊逛。我們去看了一個港口小鎮，那是當初殖民時期歐洲移民最初在美國登陸的地點之一。我們參觀另一個小鎮時，看到小廣場上拉著彩旗，人頭攢動。高高的台上有幾個樂手，穿著老式的破燕尾服，戴著高筒禮帽吹奏管樂。他叫我猜這是幹什麼的，我說八成是馬戲團，我由此還想起了美國一篇小說《馬戲團來到鎮上》所描寫過的情形。他笑而不答，隻是領著我往人群中衝去。走近了一看，才發現這裏原來是個汽車展銷會。美國產、外國產的汽車擺滿了廣場，其中有豪華昂貴帶冰箱電視的，也有普及廉價型的，真是琳琅滿目。打聽了一下情況，據說這裏最走俏的是韓國車和日本車，若追求豪華，幾種歐洲車也叫座，比起來還就是美國車銷得差。我說：“看來美國也有個崇洋媚外的風氣。”愁予說：“日本車韓國車就是又便宜又好用，有什麼辦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