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四日。
“商定”文豪
筆頭也是尖的，也要鑽。言路的窄，現在也正如活路一樣，所以隻好對於文藝雜誌廣告的誇大，前去刺一下。一看雜誌的廣告，作者就個個是文豪，中國文壇也真好像光焰萬丈，但一麵也招來了鼻孔裏的哼哼聲。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團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沒有了，連自作自刻，訂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詩人，也已經不大遇得到。現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報，上月剪貼，下月出書，大抵僅僅為稿費。倘說，作者是餓著肚子，專心在為社會服務，恐怕說出來有點要臉紅罷。就是笑人需要稿費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還是不免要稿費。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奩資養活的文豪，都不屬於這一類。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樣的文豪，由於“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後，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於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並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於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還有一法是結合一套腳色，要幾個詩人，幾個小說家，一個批評家，商量一下，立一個什麼社，登起廣告來，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結果也總可以封定一批文豪們，也是一種的“商定”。
就大體而言，根子是在賣錢，所以後來的書價，就不免指出文豪們的真價值，照價二折，五角一堆，也說不定的。不過有一種例外：雖然鋪子出盤，作品賤賣，卻並不是文豪們走了末路，那是他們已經“爬了上去”，進大學，進衙門，不要這踏腳凳了。
十一月七日。
“推”的餘談
看過了《第三種人的“推”》，使我有所感：的確，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三十年前，我也常坐長江輪船的統艙，卻還沒有這樣的“推”得起勁。
那時候，船票自然是要買的，但無所謂“買鋪位”，買的時候也有，然而是另外一回事。假如你怕占不到鋪位，一早帶著行李下船去罷，統艙裏全是空鋪，隻有三五個人們。但要將行李擱下空鋪去，可就窒礙難行了，這裏一條扁擔，那裏一束繩子，這邊一卷破席，那邊一件背心，人們中就跑出一個人來說，這位置是他所占有的。但其時可以開會議，崇和平，買他下來，最高的價值大抵是八角。假如你是一位戰鬥的英雄，可就容易對付了，隻要一聲不響，坐在左近，待到銅鑼一響，輪船將開，這些地盤主義者便抓了扁擔破席之類，一溜煙都逃到岸上去，拋下了賣剩的空鋪，一任你悠悠然擱上行李，打開睡覺了。倘或人浮於鋪，沒法容納，我們就睡在鋪旁，船尾，“第三種人”是不來“推”你的。隻有歇在房艙門外的人們，當賬房查票時卻須到統艙裏去避一避。
至於沒有買票的人物，那是要被“推”無疑的。手續是沒收物品之後，吊在桅杆或什麼柱子上，作要打之狀，但據我的目擊，真打的時候是極少的，這樣的到了最近的碼頭，便把他“推”上去。據茶房說，也可以“推”入貨艙，運回他下船的原處，但他們不想這麼做，因為“推”上最近的碼頭，他究竟走了一個碼頭，一個一個的“推”過去，雖然吃些苦，後來也就到了目的地了。
古之“第三種人”，好像比現在的仁善一些似的。
生活的壓迫，令人煩冤，胡塗中看不清冤家，便以為家人路人，在阻礙了他的路，於是乎“推”。這不但是保存自己，而且是憎惡別人了，這類人物一闊氣，出來的時候是要“清道”的。
我並非眷戀過去，不過說，現在“推”的工作已經加緊，範圍也擴大了罷了。但願未來的闊人，不至於把我“推”上“反動”的碼頭去——則幸甚矣。
七月二十四日。
“中國文壇的悲觀”
文雅書生中也真有特別善於下淚的人物，說是因為近來中國文壇的混亂，好像軍閥割據，便不禁“嗚呼”起來了，但尤其痛心誣陷。
其實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時代一去，而有一個“壇”，便不免有鬥爭，甚而至於謾罵，誣陷的。明末太遠，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實齋和袁子才，李蓴客和趙厓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調和；再近些，則有《民報》和《新民叢報》之爭，《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爭，也都非常猛烈。當初又何嚐不使局外人搖頭歎氣呢，然而勝負一明，時代漸遠，戰血為雨露洗得幹幹淨淨，後人便以為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在外國也一樣，我們現在大抵隻知道囂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當時他們的劇本開演的時候，就在戲場裏捉人，打架，較詳的文學史上，還載著打架之類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