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中葉，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這一夥。財主少爺吃得油頭光臉，忽而忙了幾天，頭上就有一粒水晶頂，有時還加上一枝藍翎，滿口官話，說是“今天天氣好”了。
到得民國，官總算說是沒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實際上倒是開展了起來，連“學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頂戴。開宗明義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錢。隻要有錢，就什麼都容易辦了。譬如，要捐學者罷，那就收買一批古董，結識幾個清客，並且雇幾個工人，拓出古董上麵的花紋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書，名之曰“什麼集古錄”或“什麼考古錄”。李富孫做過一部《金石學錄》，是專載研究金石的人們的，然而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們可以一續再續，並且推而廣之，連收藏古董，販賣古董的少爺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進去了，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學家”也用不著什麼新花樣。隻要開一隻書店，拉幾個作家，雇一些幫閑，出一種小報，“今天天氣好”是也須會說的，就寫了出來，印了上去，交給報販，不消一年半載，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紋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應該代以電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為這才是新時代的美術。“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而“文學家”或“藝術家”也就這樣的起來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學者文人也不會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賣現錢，古董將來也會有洋鬼子肯出大價的。
這又叫作“名利雙收”。不過先要能“投資”，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學士也就不大值錢了。
而現在還值錢，所以也還會有人忙著做人名辭典，造文藝史，出作家論，編自傳。我想，倘作曆史的著作，是應該像將文人分為羅曼派，古典派一樣，另外分出一種“捐班”派來的，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隻好硬挺，是不是？
八月二十四日。
關於翻譯（上）
因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先生的《從〈為翻譯辯護〉談到樓譯〈二十世紀之歐洲文學〉》（九日《自由談》所載），這在我，是很以為榮幸的，並且覺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實在的錯誤。但從那作者的案語裏，我卻又想起一個隨便講講，也許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問題來了。那是這樣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頁，有‘在這種小說之中，最近由學術院（譯者：當係指著者所屬的俄國共產主義學院）所選的魯易倍爾德蘭的不朽的諸作，為最優秀’。在我以為此地所謂‘Ａｃａｄｅｍｉｅ’者，當指法國翰林院。蘇聯雖稱學藝發達之邦，但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罷？我不知為什麼樓先生那樣地濫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國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國的翰林院，是萬分近理的，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倘在十年以前，是決定不會的，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麵。現在卻可以了，嬰兒已經長大，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麵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在事實上，我曾經見過蘇聯的Ａｃａｄｅｍｉａ新譯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談》，還有西班牙的《吉訶德先生》，英國的《魯濱孫漂流記》；在報章上，則記載過在為托爾斯泰印選集，為歌德編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爾德蘭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傳者，而且是王朝主義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紀初德意誌布爾喬亞的文豪歌德來，那作品也不至於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蘇聯來給他出一本選集，實在是很可能的。不過在這些書籍之前，想來一定有詳序，加以仔細的分析和正確的批評。
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塊的砒霜，欣賞之餘，所得的是知道它殺人的力量和結晶的模樣：藥物學和礦物學上的知識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間，使青年不知不覺的吞下去，例如似是而非的所謂“革命文學”，故作激烈的所謂“唯物史觀的批評”，就是這一類。這倒是應該防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