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與踏，是不能的，而且這推與踏也還要廓大開去。要推倒一切下等華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華人。這時就隻剩了高等華人頌祝著——“阿唷，真好白相來希呀。為保全文化起見，是雖然犧牲任何物質，也不應該顧惜的——這些物質有什麼重要性呢！”
六月八日。
外國也有
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
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日本人笑中國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樣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鴉片；陀思妥夫斯基賭得發昏。斯惠夫德帶枷，馬克斯反動。林白大佐的兒子，就給綁匪綁去了。而裹腳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見得有多麼遠。
隻有外國人說我們不問公益，隻知自利，愛金錢，卻還是沒法辯解。民國以來，有過許多總統和闊官了，下野之後，都是麵團團的，或賦詩，或看戲，或念佛，吃著不盡，真也好像給批評者以證據。不料今天卻被我發見了：外國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電——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總統麥查度……在古巴之產業，計值八百萬美元，凡能對渠擔保收回此項財產者，無論何人，渠願與以援助。又一消息，謂古巴政府已對麥及其舊僚屬三十八人下逮捕令，並扣押渠等之財產，其數達二千五百萬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財產一共隻有這區區二千五百萬美元，手段雖不能謂之高，但有些近乎發財卻總是確鑿的，這已足為我們的“上峰”雪恥。不過我還希望他們在外國買有地皮，在外國銀行裏另有存款，那麼，我們和外人折衝樽俎的時候，就更加振振有辭了。假使世界上隻有一家有臭蟲，而遭別人指摘的時候，實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來卻也真費事。況且北京有一種學說，說臭蟲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盡了，又有什麼價值呢，不過是一種消極的辦法。最好還是希望別家也有臭蟲，而竟發見了就更好。發見，這是積極的事業。哥侖布與愛迪生，也不過有了發見或發明而已。
與其勞心勞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國也有的，巴黎就有許多跳舞場和咖啡店。
即使連中國都不見了，也何必大驚小怪呢，君不聞迦勒底與馬基頓乎？——外國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為翻譯辯護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雲”。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隻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舉一個例在這裏：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隻有一種馬君武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裏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幹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曆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