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文章，就整理舊稿，在年底裏，粘成了一本書，將那時被人刪削或不能發表的，也都添進去了，看起分量來，倒比這以前的《偽自由書》要多一點。今年三月間，才想付印，做了一篇序，慢慢的排，校，不覺又過了半年，回想離停筆的時候，已是一年有餘了，時光真是飛快，但我所怕的，倒是我的雜文還好像說著現在或甚而至於明年。
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隻在要這一本書裏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
內容也還和先前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初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去年八月間，詩人邵洵美先生所經營的書店裏，出了一種《十日談》，這位詩人在第二期（二十日出）上，飄飄然的論起“文人無行”來了，先分文人為五類，然後作結道——除了上述五類外，當然還有許多其他的典型；但其所以為文人之故，總是因為沒有飯吃，或是有了飯吃不飽。因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錢。一枝筆，一些墨，幾張稿紙，便是你所要預備的一切。嘸本錢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的事實。
我們的文壇便是由這種文人組織成的。
因為他們是沒有職業才做文人，因此他們的目的仍在職業而不在文人。他們借著文藝宴會的名義極力地拉攏大人物；借文藝雜誌或是副刊的地盤，極力地為自己做廣告：但求聞達，不顧羞恥。
誰知既為文人矣，便將被目為文人；既被目為文人矣，便再沒有職業可得，這般東西便永遠在文壇裏胡鬧。
文人的確窮的多，自從迫壓言論和創作以來，有些作者也的確更沒有飯吃了。而邵洵美先生是所謂“詩人”，又是有名的巨富“盛宮保”的孫婿，將汙穢潑在“這般東西”的頭上，原也十分平常的。但我以為作文人究竟和“大出喪”有些不同，即使雇得一大群幫閑，開鑼喝道，過後仍是一條空街，還不及“大出喪”的雖在數十年後，有時還有幾個市儈傳頌。窮極，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銀又並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還是買長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兒總不免常常誤解，以為錢可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確的，也許還可以通神，但通文卻不成，詩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詩便是證據。我那兩篇中的有一段，便是說明官可捐，文人不可捐，有裙帶官兒，卻沒有裙帶文人的。
然而，幫手立刻出現了，還出在堂堂的《中央日報》（九月四日及六日）上——女婿問題 如 是
最近的《自由談》上，有兩篇文章都是談到女婿的，一篇是孫用的《滿意和寫不出》，一篇是葦索的《登龍術拾遺》。後一篇九月一日刊出，前一篇則不在手頭，刊出日期大約在八月下旬。
葦索先生說：“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但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後一句“女婿卻是會要上文壇的”，立論十分牢靠，無瑕可擊。我們的祖父是人家的女婿，我們的父親也是人家的女婿，我們自己，也仍然不免是人家的女婿。比如今日在文壇上“北麵”而坐的魯迅茅盾之流，都是人家的女婿，所以“女婿會要上文壇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前一句“文壇雖然不致於要招女婿”，這句話就簡直站不住了。我覺得文壇無時無刻不在招女婿，許多中國作家現在都變成了俄國的女婿了。
又說：“有富嶽家，有闊太太，用賠嫁錢，作文學資本，……”能用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我覺得這種人應該佩服，因為用妻子的錢來作文學資本，總比用妻子的錢來作其他一切不正當的事情好一些。況且凡事必須有資本，文學也不能例外，如沒有錢，便無從付印刷費，則雜誌及集子都出不成，所以要辦書店，出雜誌，都得是大家拿一些私蓄出來，妻子的錢自然也是私蓄之一。況且做一個富家的女婿並非罪惡，正如做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之並非罪惡為一樣，如其一個報館老板的親戚，回國後遊蕩無事，可以依靠親戚的牌頭，奪一個副刊來編編，則一個富家的女婿，因為興趣所近，用些妻子的賠嫁錢來作文學資本，當然也無不可。
“女婿”的蔓延 聖 閑 狐狸吃不到葡萄，說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於是對於一切有富嶽家的人發生了妒忌，妒忌的結果是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