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南宋建立後，書院再度勃興，且較北宋更為發達。淳熙六年（1179），朱熹興複白鹿洞書院。於次年竣工後，又置學田，延聘主講，且親自製定規約，即《白鹿洞規》，還時常親自授課。紹熙五年（1194），朱熹恢複並擴建嶽麓書院，生徒多達千餘人。為傳播自己的觀點，各派理學家紛紛創造自己的書院，陸九淵建象山書院，呂祖謙建麗澤書院等，至理宗趙昀時（1225～1264），蘇州（今屬江蘇）、丹陽（今屬江蘇）、徽州（治今安徽歙縣）、建陽（今屬福建）、紹興（今屬浙江）、道州（治今湖南道縣）、桂州（治今廣西桂林）、合州（治今四川合川東）等地均建有書院。而南宋一朝，各地先後興建的書院多達三百餘所。這些書院得到官府支持，廣招生徒，而使文化得以廣泛的傳播，亦彌補了官學的不足。
注釋
①②③④⑤《宋史》卷一五七《選舉誌三》。
理學興盛
理學，是宋代最重要的儒家學派。其主要以“理”或“道”作為哲學的基本範疇，闡述“義理”，兼及“性命”，故稱“理學”，亦稱“道學”。理學興起於北宋，盛行於南宋，至宋理宗趙昀時，遂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官方哲學。
自唐代中葉以後，政局劇烈動蕩，思想領域中，儒、道、佛三家於長期的鬥爭中，又相互滲透，傳統的儒學已難以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的變化與發展。唐代孔穎達修《五經正義》，融合魏晉以來南、北經學，又對傳統經學進行總結。故此，舊儒學已走入末路。北宋建立後，結束了五代十國紛爭、割據的局麵，政治、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思想領域中對傳統儒學經典多持懷疑態度，一些學者文人突破經學舊注疏的束縛，不再拘泥於訓詁古說，而憑自己的見解，自由說經，從而形成儒學研究的新風。宋初，胡瑗、孫複、石介等曾試圖自由闡述經義，且吸收道家的學說，故為後世稱為“理學三先生”。但他們於後代創建的理學體係，相異甚大。
自宋太祖趙匡胤至宋真宗趙恒的六十餘年中，宋廷極力為倡導建立以儒學為主體，糅合佛、道的新思想體係。之後，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教育的逐漸繁盛，學術氣氛亦日漸濃厚。不少學者依據儒學經典，開始探討有關宇宙形成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起源與構成的原理。他們各抒己見，由此學派紛立，理學亦形成於其中。
理學的創辦人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道州（治今湖南道縣）濂溪人。他吸收道家學說，糅合《周易》、《中庸》，首創探討宇宙本原、萬物演化及人性、封建倫理的綜合理論學說。其代表作《太極圖說》、《通書》集中反映其思想體係，為後代理學家奉為經典文獻。他對《周易》所闡“太極”說加以發揮，於其《太極圖說》中提出：“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中“無極”乃道家之說，“太極”乃儒家之說，周敦頤將兩說合為一體，從而建立起一套客觀唯心主義的思想體係。
與周敦頤同期的邵雍（1011～1077），字堯夫，祖籍河北範陽（今河北涿州）。他上承漢代以來的象數學，闡發《周易》經義，且亦與道學結合，構建成數的圖式，形成新的象數學。其主要著作《皇極經世》、《伊川擊壤集》等，集中體現其“天地運化”、“道在物先”的自然觀與宇宙論。邵雍亦以“太極”為宇宙本原，“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①。此外，他還認為“心為太極”，“道為太極”②，而陷入主觀唯心主義，“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足言？”③邵雍關於“先天象數”的理論，亦為其他理學家所推崇。
與周敦頤、邵雍的唯心主義自然觀不同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理學家張載（1020～1077），字子厚，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人。著有《正蒙》、《經學理窟》等，後人集為《張子全書》十四卷。在自然觀、宇宙觀上，他認為宇宙的本原當為物質性的“氣”，即所謂“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④，在此，張載明確地提出因“氣”的聚散變化而生成各種事物現象，及世上絕無虛空之“無”的觀點，認為“知太虛即氣，則無‘無’”⑤。張載的“氣”不滅的唯物論觀點與周敦頤、邵雍等人相悖，因此亦遭到其後的理學家程顥、程頤等人的攻擊。但同時，他融合自己對《周易》、《中庸》、《周禮》等儒家經典的解釋，提出的關於人性、義理及封建倫常等理論，則含有極濃厚的唯心主義成分。他將人的認識分作“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兩種。“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⑥。而於人性論上，他又劃分為“氣質之理”與“天地之性”兩種，“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⑦。因此而勸諭人們要後天學習“綱常名教”之類，而依此行事，即可改惡從善，恢複“天地之性”。這一觀點深得理學家們的讚賞。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即盛讚道：“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⑧經過宋初六十餘年的探討，至宋仁宗趙禎（1023～1063）、宋英宗趙曙（1064～1067）、宋神宗趙頊（1068～1085）時期，理學的思想體係逐步形成了。這一時期重要的理學家為程顥、程頤兄弟。程顥（1032～1085），字伯純，號明道；程頤（1033～1107），字正叔，號伊川，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世稱“二程”，其十五六歲時，從師於周敦頤。於宋神宗時，形成自己的理學體係。二程一生著述頗豐，後人輯為《二程全集》，包括《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周易傳》等。他們將“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於理氣說、有對論、人性論、格物致知說等諸方麵提出相對係統的理論體係。在“理”（或稱“天理”）的觀點上，二程提出“理”是永恒存在的宇宙萬物的本體，且不受主觀和客觀的限製，“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⑨。二程又以此用於人類社會“父子君臣，天下之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⑩，從而使封建倫理綱常具有了哲學基礎。關於“理”與“氣”的關係，二程認為“有理則有氣”，而理在氣先，即由精神派生物質，“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因此提出倫理綱常為天理所定，遵循之即合於天理，否則將逆天理。在人性論上，二程繼承孟子的“性善”之說，提出“性即是理”的觀點。對於人性中的善與惡，他們提出“氣稟”之論，“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有自幼為善，有自幼為惡，是氣稟有然也”。造成傷害天理之因，在於“人欲”，因此他們力倡“明天理”、“去人欲”。“人欲”與“天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要“存天理”，需先“明天理”。要“明天理”，則需即物窮理，逐日認識事物之理。久之則能豁然貫通。於認識論上，二程發展了《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說，“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而在“致知”上，則沿襲了張載的“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之說，而提出窮君臣父子之理，致德性之知，由此而提出“涵養需用敬，進學在致知”的修養之法，“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在此基礎上，二程竭力宣揚封建倫理道德，甚至反對婦女改嫁，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二程正是以維護封建統治秩序為出發點，建立起一整套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奠定了宋代理學的基礎。故後世將二程與朱熹相提並論，稱之為程朱理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