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在早上起來——我已經記不住每個早上的情形了——宛如隔了很久之後又一次來到這個世界，心靈由於神奇的睡眠而澄清，明淨可喜。但窗外、我的床，特別是鏡子裏的我，使我想起了我是誰。所謂“我是誰”意味著我的責任，昨天沒有做完的事、向誰恭敬、為什麼而煩愁。與以往一樣的建築、街道和聲音，使我擺脫不了我，隻好順從地鑽進“我”的外套，再過一天。實際上，我想過，如果這僅僅是記憶的原因，我是不是可以在醒來的時候大叫一聲：“這是哪裏？”然後匆匆逃離。逃走之後實現我過去的願望——興安嶺的森林裏奔走，呼吸腐殖質的氣息，聽腳在樹葉之間的步伐，做一個鄂溫克獵人的助手。但我離不開我的親人，不會像蘭波那樣穿著拖鞋去街上買藥之際赴比利時遊曆三年。但我們的確辜負了許許多的早晨。早晨是逃走的最好時間。看一看孩子，早上起床，眼神看待周遭多麼陌生。他要在腦子裏費勁地想一遍構成處境的元素：天、陽光、房子、窗、樹、床、爸爸、媽媽。這些元素即語言每天早上為他演示一遍世界的邏輯，同時沒收他的夢想，譬如離開、飛翔、殺死別人。他要通過痛苦與這個世界和解。通過饑餓和吃飽，通過聲音和記憶，特別是通過遊戲恢複與這個世界的認知。當一個人最終被確認了與這個世界的關係，即依賴這個世界的事實之後，下麵的時光隻能是憂傷。像一根釘子被釘進木板裏，除非有一天木板爛了或釘子鏽蝕了，時間像物質一樣從他身上離開。
除非有一種語言喚起另一類認識係統，譬如音樂。我起床的時候，開窗放新鮮空氣，看一眼表，疊被。書櫥、地毯、畫、電視一如舊時，形狀色彩包括它們的性質毫無改變，證明我也不會有絲毫的改變。我已經不用再照鏡子就知道我是誰。穿衣，坐在沙發上穿襪子。順手放一張碟，打開音響，即我說過的《帕格尼尼園舞曲》。弓子被弦電回，撞盅像兒童一般與弦說話、商量，然後向前進發（什麼進發？我也不知道。樂音在進發？無以名之的東西一去不回）。麥苗竄箭，蚯蚓鬆土，河岸在浪濤拍擊下塌下一塊，白雲被崖頂的鬆樹勾住，鳥兒在草地遺落了一根羽毛。它們消失了，我看到它們如此浩浩蕩地消失，不禁悲傷。帕格尼尼對比、頓挫，不期然拽出一段柔美的華彩。
樂之後，人變得孤孤零零。
那時我也想和它們一齊出發，前往它們的地方。
那個地方不一定闊綽，但新鮮、幹淨。說，當語言帶給我們的所謂“思考”能力在音樂麵前無法思考時，當我們想起可能有不止一個歸宿，不止一個故鄉時，如同你被綁在柱子上看別人遊戲，最後，遊戲的別人消失在開滿鮮花的樹林深處。
音樂至少提示人類的這種“思考”常常顯得很蠢，包含無數虛假的東西。它有可能摒絕了更好的認識方式。
在我在童年學狗叫的時候，麵紅耳赤。我們想知道哪些聲音代表哪些意義，想通過聲音進入一扇新的大門。不能輕蔑“汪汪”。這些單音節的、粗糙的叫嚷是不是含有多樣的意義呢？有沒有狗的歡樂和悲傷？人聽狗吠，如有憤怒。驢鳴似哭，馬嘶如笑，而鳥兒像在歌唱。聲音與人的聽覺器官之間的現有關係，構成了人的局限性。我們聽到的“聲音”是聲波經過人類的聽覺器官的纖毛舞蹈氏的處理所獲得的信號，這種信號在大腦裏最終是電信號，而不是聲波本身。而纖毛的運動像計算機的檢碼一樣，是二進製的處理轉換。我們能說我們聽到了什麼？隻是接受一些信號。況且，有些波長的信號，人類根本聽不到。學狗叫的孩子，也學過鳥叫和貓叫。我卜分想知道，這種贗品叫聲，在狗鳥那裏有確切的含義嗎？譬如：我害怕了、渴、把人類消滅等等。這些叫聲當然不可能在它們的耳裏形成下述含義：“他的臉形和語氣就擾亂了我，這就迫使我對這個人有了全部相反的心理準備，他不可能按照別人哪怕是最微弱的思路去談話，假如某一個人一生都與其有交往，我相信那麼這樣的人，在一定意義上就相對馬原過完了相反的一生。”（作家·陳家橋《馬原》）啊啊——戴望舒的語氣說話——的意思要用怎樣的狗吠才能完成啊。許多人的一生是依賴眼睛——生活的，我不知道這在多大意義上脫離了人的本性，或者說離開了真理本身。而許多人（文人？）的樂趣正在這裏。也許可以說，一個節屈驁牙的文人在本質上與一個農民相比，如同一個物種與另一個物種那麼不同。葦岸曾對我說，我說不好，給你寫信吧。他不相信“說”，聲音在他看來是不堅固而不可信的。他要像蓋房子一樣壘起一個又一個字。字與字之間有牆壁回廊和花園。他看它們時，思想像士兵一樣潛入這些建築物，並消失在這些建築物之中。文字可以掩蓋許多愚蠢，最主要的，文字可以欺騙自己。弄詩文的人或許可以分為兩大類，騙過了自己和沒騙過自己的。高超、犀利、奧妙、無頭的寫法風格都易於騙過自己，讓自己相信自己變成了別人。而沒有騙過自己的文字，屬於“語言不好”之類。或不前衛、不主義、不某個年代、不瘋狂、不狀態、不後。我們沉溺於自己的庸俗，又反感自己的庸俗。庸俗在滿足了我們的欲望之後顯得死氣沉沉，於是每個人都想變成另外的人。王小二想變成馬原，李鐵柱想變成周潤發。人們想盡了辦法來欺騙自己。而學狗叫隻是企圖做出這種改變的小小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