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薤、蔥、韭、蒜等葷辛類的蔬菜，在古代形成另一大門類。居延簡中記某亭共種十二畦菜，其中七畦種葵，另外五畦種的是蔥和韭。韭是我國原產，《急就篇》中的蔬菜部分首舉葵，其次就是韭。早春嫩韭，溫而宜人，久已為世所珍。《漢書·召信臣傳》記有太官園在冬天用溫室生產蔥、韭的情況。這樣培育出來的韭黃，尤其鮮美，不過它在漢代還是罕見之品。至宋代，此物已相當多了。蘇軾的詩中就提到“漸覺東風料峭寒，青蒿黃韭試春盤”。至於蒜，雖早已見於《夏小正》，但那時的蒜叫卵蒜或小蒜，即不分瓣的獨頭蒜，產量低。現在常見的大蒜是東漢時引進的，又名葫或胡蒜，最早著錄於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
此外，像蘿卜、蔓菁等根菜類，在我國也種植得很早。《詩經》裏說“采葑采菲”，葑、菲就是蔓菁和蘿卜。甘肅涇川水泉寺東漢墓出土的陶灶麵上塑有蘿卜，新疆民豐尼雅遺址中出過不少幹蔓菁。洛陽五女塚267號新莽墓出土的陶倉上寫著所貯之糧食的名字，與“粱粟”等並列的有一倉“無清”，即蕪菁籽亦即蔓菁籽。現代雖多以蔓菁為蔬類，但古代亦可充主食。《後漢書·桓帝紀》載，永興二年（154年）鬧蝗災時，詔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到了唐代，杜甫仍說：“冬菁飯之半。”至於蘿卜，我國各地盛產，有許多優良品種。歐洲雖然也有蘿卜，但都是小型的四季種，單位麵積的產量也小，不好同我國相比。
魏晉至唐宋時期，一些國外傳來的蔬菜新品種被廣泛種植。如茄子原產印度和泰國，在我國古文獻中最早見於晉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狀》；北魏的《齊民要術》裏，記載得就更詳細了。黃瓜原產印度。江蘇揚州西漢“妾莫書”墓中曾出黃瓜籽，但當時的文獻沒有提到它。《齊民要術》中有“種胡瓜法”，雖然說的就是黃瓜，卻仍冠以作為外來物之標誌的“胡”字。唐代始將它改名為黃瓜，成為南北常見的蔬菜。菠菜籽也在江蘇邗江西漢墓中發現過，但《冊府元龜》、《唐會要》、《北戶錄》、《封氏聞見記》等書都認為它是貞觀二十一年（647年）由尼波羅國（尼泊爾）引進的。最初名菠棱菜，後簡稱菠菜。大約在漢、六朝時這種菜尚未推廣開，唐、宋時就很多了。此菜色味俱佳，而且耐寒，從早春一直供應到夏秋。蘇軾詩“雪底菠棱如鐵甲”，“霜葉露牙寒更茁”，對菠菜的耐寒特點備致讚賞。萵苣原產地中海沿岸，在我國古文獻中最早見於初唐·孟詵《食療本草》，之後杜甫也有《種萵苣》詩。它的引種不會晚於唐代。
這一時期中，我國還自行培育出了一些蔬菜的新品種，其中最主要的是白菜。白菜原名菘，見於東漢·張機《傷寒論》，但漢代的菘和現代的白菜在品質上還差得遠。經過勞動人民辛勤培育，南北朝時它開始見重於世。《南齊書·周顒傳》說：“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到了宋代，白菜的優良品種已經培育成功，它不同於葉子鬆散的黑葉白菜之類，而是結實、肥大、高產、耐寒，並且滋味鮮美。蘇軾用“白菘類羔豚，冒土出熊蹯”之句來讚美它，幾乎把它當成有如熊掌一般的珍味了。王世懋的《蔬疏》中也把黃芽白菜譽為菜中“神品”。白菜是我國北方冬春季節的當家菜，供應的時間長達五六個月。
元、明、清時期，又有一些外來新品種增加到我國的菜譜中來。元代由波斯引入了原產北歐的胡蘿卜。它起初多種植在雲南地區，後來遍及全國。16世紀以降傳來了一些原產美洲的蔬菜。比如辣椒，在明代的《蔬譜》、《本草綱目》等著作中均未提到。清初陳淏子的《花鏡》中才有“番椒，叢生白花，子儼如禿筆頭倒垂，初綠後朱紅，其味最辣”的記載。不過辣椒傳入後推廣得很快，特別在西南和西北地區，更成為主要的香辛類蔬菜。西紅柿更晚，它最早見於《佩文齋廣群芳譜》（18世紀初）一書中，稱之為“番柿”，供觀賞用。19世紀中葉才作為蔬菜栽培。但由於西紅柿柔軟多汁，甘酸適度，既可佐餐，又可生吃，所以受到廣泛歡迎。
我國古代也重視果木栽培。《爾雅·釋天》中將“果不熟為荒”和“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並列。像櫻桃、桃、杏、梨、李、棗、栗、山楂、柿子等中原地區習見的果類，其栽培的曆史一般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比如櫻桃，因為它“最先百果而熟”（《圖經本草》），所以特別受到重視。《禮記·月令》說，仲夏之月“以含桃先薦寢廟”，就是因為“此果先成，異於餘物”的緣故。含桃就是櫻桃。桃原產於我國雨量較少而陽光充足的山地。在陝、甘、西藏等省區海拔1200—2000米的高原地帶曾發現過野生桃樹。在河北槁城商代遺址中出土過桃核，在《詩經》、《爾雅》等古籍中對它均不乏記載。桃是水果中品質極高的一種，適於生食和加工，所以受到廣泛歡迎。桃約在公元2世紀傳入印度，梵文中稱桃為cīnanī（“秦地持來”，秦地即中國），這個名稱到現在仍然使用。桃從印度又傳入波斯，再傳到歐洲大陸，15世紀時傳入英國。杏也是我國古老的果樹。《管子》說：“五沃之土，其木宜杏。”《山海經》說：“靈山之下，其木多杏。”湖北光化五座墳西漢墓曾出土杏核，這時杏已是常見的果類。從世界範圍看，盡管出產野杏的地域很廣，但我國最先栽培這種果樹卻已經得到公認。波斯的杏是從我國引入的。又從波斯傳到亞美尼亞，再從亞美尼亞傳到希臘。所以在希臘語中，杏便被叫作“亞美尼亞蘋果”了。再如《韓非子》所說：“夫樹柤、梨、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橘、柚是南方的果品，而在北方果品中，韓非子信手舉出的便有梨。梨的實物曾在長沙馬王堆西漢墓中出土，這時我國已有規模可觀的梨園。《史記》說，在淮北、滎陽、河濟之間經營種一千棵梨樹的果園，其收入可“與千戶侯等”。這時還培育出了梨的一些優良品種，如曹丕所說“大如拳，甘如蜜，脆如菱”的真定禦梨，和《西京雜記》中所說上林苑中的紫梨、青梨、大穀梨、細葉梨等。我國的梨於2世紀時傳入印度，梵文稱為cīnarājaputra（“秦地王子”），清楚地表明了其來源所自。至近代，則有幾種歐洲梨東傳。如巴梨（bartlett，我國亦稱之為“洋梨”），英國於1770年育成，約於1871年引入我國，最先栽植在山東煙台一帶。又有三季梨（precoce），原產法國，19世紀末引入，主要分布在旅大地區。而我國種植的李主要是中國李，少量的美洲李和歐洲李是近代引入的。再如棗、栗，也是我國最古老的果樹品種。《戰國策·燕策》說，燕國“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簡直把這兩種果樹當成木本的糧食作物來看待了。至於山楂，古名朹，見於《爾雅》；柿則見於《禮記·內則》。山楂屬植物廣泛分布在新、舊大陸，但作為果樹栽培的，隻有中國山楂一種。柿屬植物也廣泛分布在熱帶和亞熱帶，但也隻有中國柿是著名的溫帶果樹。柿的鮮果味甜多汁，幹燥後含糖達62%。19世紀後半葉，中國柿才傳入歐洲。
上麵說的都是中原地區所產，戰國、秦、漢時，南方的果品也嶄露頭角。“後皇嘉樹，橘來服兮。”戰國大詩人屈原曾對橘樹作出熱情的謳歌，不過當時在北方要吃到橘子是不容易的。東漢時，崔寔《政論》還說：“橘柚之實，堯舜所不常禦。”可是漢末曹植的《橘賦》中稱：“播萬裏而遙植，列銅雀之園庭。”這時連河北南部都有種橘子的，中原人士對之亦漸不陌生了。而南方果樹中之最負盛名的還推荔枝，它是我國特有的果樹，至今在廣東廉江謝難山及海南島雷虎嶺仍保存著縱橫十餘裏的野生荔枝林。廣西合浦堂排2號漢墓出土的一口銅鍋裏盛滿了稻穀和荔枝。在漢代此果並傳到北方。《三輔黃圖》說：“漢武帝破南越，得龍眼、荔枝、菖蒲，植上林苑中，因起扶荔宮。”此宮在今陝西韓城芝川鎮，已作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方磚上有“夏陽挾荔宮令壁，與天地無極”十二字。古夏陽就在韓城，令壁就是磚。但磚文不作“扶荔”而作“挾荔。“挾”字與“扶”字本義相近。《說文》：“挾，捭持也。”《玉篇》：“扶，扶持也。”這兩個字有時互訛。《莊子·齊物論》“挾宇宙”，陸德明釋文：“‘挾’，崔本作‘扶’。”不過如劉向《九歎》“懷芳香而挾蕙”句中的“挾”，則不宜改用“扶”字。挾蕙為得香草；同樣，挾荔為得佳果。此宮之名原應作“挾荔”。出土的磚為當時所製，不容連宮名都弄錯。隻是後來“挾”字常帶貶義，如言“挾邪亂政”（《通鑒》唐永貞元年）之類。甚至連現代漢語裏的“要挾”、“裹挾”，也不是什麼好話。故此宮遂以扶荔之名行世。再者據《扶南記》說，荔枝“結實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取其枝，故以為名耳”（《本草圖經》引）。故荔枝本應作“茘枝”。刕音1i，剺割之意；清·朱駿聲認為茘即剺的假借字。而劦音xie，訓同力。寫作“荔枝”，則音義全失。但漢代已經弄錯了，通行既久，今遂不改。韓城一帶冬天太冷，荔枝樹難以在露天成活。若幹帝王（如西漢武帝、東漢和帝、唐明皇等）乃用驛馬晝夜兼程於盛暑中將南方的荔枝果運來。陝西乾縣唐永泰公主墓石槨上的線刻畫中，有一侍女雙手捧著一盤荔枝，這是目前已知之最早的荔枝圖象；它大概就是用驛馬運到的。荔枝“味特甘滋”（張九齡《荔枝賦》），產量又高，“一樹下子百斛”（《南方草木狀》），因此還被人譽為果類中的“壓枝天子”（宋·陶穀《清異錄》）。它又是最長壽的果樹之一。福建福州西禪寺生長著一棵樹齡已達一千三百年的唐荔，莆田的“宋香”古荔，樹齡也在千年以上。經過複壯措施，它們至今仍能開花結實。荔枝直到19世紀中才由我國傳到泰國、印度。1904年才傳入美國。英語中稱之為litchi，就是漢語荔枝的對音。通常一說起荔枝，就會想到龍眼。蘇頌說：“荔枝才過，龍眼即熟，故南人目為荔枝奴。”其產地與荔枝大體相重，但果型比荔枝小，味亦稍淡。再如枇杷，原產我國中部，四川高山區尚有野生枇杷。古文獻中最早見於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枇杷在溫暖地帶容易成活。宋·楊萬裏說它：“大葉聳長耳，一枝堪滿盤。”十分形象。枇杷在18世紀傳入西方，英語稱為loguat，乃是枇杷之別名盧橘的對音。
除了這些原產於我國南方的果品外，自漢代以來還先後從國外引進了一些新品種。其中首先應該舉出的是葡萄。《史記》說大宛（在今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幹納盆地）以葡萄為酒，“漢使取其實來”。葡萄應是大宛語budaw的對音，與伊蘭語budwa對應。早年西方漢學家在言必稱希臘的觀念的支配下，認為葡萄是希臘語βδγρνs（一嘟嚕〔葡萄〕）的對音。但大宛並不流行希臘語，此說連伯希和也不相信。在漢代引入大宛葡萄之前，我國原有一些本地的野生葡萄品種，如《詩·豳風·七月》“六月食鬱及薁”，薁即薁，又名嬰舌、山葡萄，在周代已采以供食。此外，如山東有“燕磊”、“水葫蘆塔”，東北有“阿木魯”，甘肅有“瑣瑣”，雲南彝族地區有“蔻枇瑪”，各地稱為野葡萄的品種還有很多。它們的生命力一般較強，或能耐寒，或能耐旱、耐濕、耐高原上的低氣壓，有的也相當甜（如瑣瑣）。它們成為重要的種質資源，使外來品種與本地品種通過雜交培育出適合我國水土條件的優良品種，如龍眼、馬乳、雞心等，從而形成了中國葡萄的獨特風味。早在東漢末年，曹丕就認為葡萄是“中國珍果”（《與吳監書》）。到了南北朝時，庾信說長安一帶的葡萄已是“園種戶植，接蔭連架”（《酉陽雜俎》）了。石榴和核桃也是重要的外來果類，有些古書上習慣性地把它們說成是張騫引進的，其實傳入的時間要晚些。石榴原產波斯及印度西北部，我國又稱之為安石榴、丹若，關於它的記載最早見於東漢中葉李尤的《德陽殿賦》。賦中說德陽殿的庭院中“蒲桃安若，曼延蒙籠”。漢末就更多了，曹植的《棄妻》詩說：“石榴植前庭，綠葉搖縹青。”則這時它已進入尋常百姓家。至晉代，潘嶽的《石榴賦》中甚至稱之為“天下之奇樹，九州之名果”。北魏時更培育出了優質石榴。《洛陽伽藍記》說當時洛陽白馬寺所產“白馬甜榴，一實直牛”，其名貴可知。核桃又名胡桃，原產波斯北部和俾路支一帶，傳入我國的時間比石榴可能還要晚一步。孔融《與諸鄉書》說：“先日多惠胡桃，深知篤意。”已為東漢末年之事。
遼、宋、金時期傳入的果類中，最重要的是西瓜。前些年傳說漢代已有西瓜。但江蘇邗江胡場5號西漢墓出土的所謂西瓜籽，原存揚州博物館，今已成粉末，既未作科學鑒定，也未留下清晰的照片。廣西貴縣羅泊灣西漢墓出土的所謂西瓜籽，經南京農業大學鑒定，乃是粉皮冬瓜籽。故漢代已有西瓜之說難以成立。在古文獻中，它最早見於五代·胡嶠的《陷虜記》，書中說西瓜是“契丹破回紇得瓜種”。此說可信。在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1號遼墓的壁畫中，主人麵前桌上的果盤裏就擺著西瓜。其後，關於西瓜的記事又見於南宋初洪皓的《鬆漠紀聞》，他是出使金國被扣留，在陰山一帶見到西瓜的；這時我國南方仍罕見此瓜。然而到了南宋末，文天祥已有詠西瓜的詩：“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元時此瓜更在南北推廣。王禎《農書》說，西瓜“北方種者甚多，以供歲計。今南方江淮閩浙間亦效種，比北方差小，味頗減爾”。雖然如此，西瓜這時仍是一種新鮮的珍味，所以王禎仍然用了“醍醐灌頂，甘露灑心”這樣不平常的詞句來形容吃西瓜時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