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上如出現誤筆，則用書刀刮去。《史記·孔子世家》說：“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漢書·禮樂誌》顏師古注：“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之。”《考工記》：“築氏為削。”鄭玄注：“今之書刀。”可見當未有專用的書刀之前，曾用銅削修簡。廣西貴縣風流嶺漢墓所出銅書刀，猶近削形。在江陵鳳凰山168號墓的竹筒中，此式削形刀與簡牘、筆、硯同出，可知確為書刀。河北滿城漢墓出土的鐵書刀，或裝銀首，或錯金，或附象牙鞘。它可以隨身佩帶，漢畫像磚、石中常見佩書刀的人物。當時以蜀產金馬書刀最有名。《漢書·文翁傳》顏師古注引晉灼曰：“蜀郡工官作金馬書刀者，似佩刀形，金錯其。”1925年洛陽出土過這種刀的殘件，刀身的錯金花紋作馬形，“金馬”之名即由此而來。這種刀很鋒利，上述殘金馬刀的銘文中說它是用“卅湅”的鋼鐵製作的。李尤在《金馬書刀銘》中，也用“巧冶煉剛”的句子來讚美它。成都天回山漢墓所出者，刀身錯有鳳紋，為光和七年（184年）所製，也是重要的實例。
在使用簡牘的時代中，不僅出現了與之配套的文具如書刀；還根據簡牘的特點，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緘封製度。為了使書信的內容保密，要用一塊木板蓋在上麵，此板名檢。《說文》：“檢，書署也。”徐鍇係傳：“書函之蓋，三刻其上，繩緘之，然後封以泥，題書其上而印之也。”則檢相當於信的封套，“題書其上”則稱為署。然後將檢與牘用繩捆在一起，而於緘繩的交叉處押封泥；若被他人開啟，便有痕跡可查。多數封檢上隻押一枚封泥。書牘內容重要的，押兩枚封泥，稱為“重封”（《獨斷》）。押三枚的，稱“參封”；押四枚的，稱“累封兩端”；押五枚的則稱“五封”（均見《漢書·平帝紀》如淳注引《漢律》）。緘封所用之繩因為在書函拆開後便成棄物，故不像編冊用繩那麼講究。據雲夢簡《司空律》，秦代封書可用菅、蒲、藺等草或麻枲。漢代仍沿襲此製，漢簡中屢見有關“蒲封”的記事。王獻唐《臨淄封泥文字敘目》謂自封泥背麵觀察，封書繩的材料有雙股細麻線、麻皮或葛藤等，足見古人對物力的愛惜。出土的封泥有的堅硬如陶片，所用之泥當經過淘洗，其背麵多有緘封之繩留下的印痕。但由於緘封的方式不同，遺存之封泥的形狀也不一樣。早期封泥多直接押在檢麵上，稱“平檢”，常作不規則的扁圓形。之後，在檢麵上刻出橫斷的凹缺，稱“印齒”，用它押封後留下的封泥之上下兩端與印齒平齊，左右兩側則自然外溢。再後，在檢麵上挖出方槽，稱“璽室”，封泥填在方槽中，四邊都受到約束，從而較方整，叫“鬥檢封”；這也是最牢固的封書之法。以上幾種封泥的背麵皆有繩痕，有時由於繩壓入泥中，遂留下繩孔。不過也有的封泥背麵並無繩痕，比如“露布”文書以及官頒的標準量器等，均無須用緘繩捆紮，那上麵的封泥屬標記性質，背麵當然也就沒有繩痕了。貯泥之器有銅製的泥筩，常與石硯共存，洛陽燒溝、山西太原及朔縣、河北望都等地的漢墓中均曾發現。朔縣趙十八莊1號漢墓中的泥筩，出土時其中尚貯有暗紅色的泥。
用簡牘作為書寫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應充足，自有其方便之處，缺點是太笨重。古人雖然也有用帛代替簡牘的，但絲織物價昂。東漢時當過濟北相的崔瑗有一部書要送人，猶自稱“貧不及素”，即用不起帛來抄寫。這些情況促使我國發明了紙。《說文》：“紙，絮一也。”段玉裁注：“按造紙昉於漂絮，其初絲絮為之，以薦而成之。”即在漂絮時，下麵放著一件竹（即潎絮簀，是淺而平的竹筐子），細碎的絲絮落入其中，積結成一層薄膜，揭下晾幹以後有點像紙。《漢書·外戚傳》中提到在包藥用的赫蹏上寫字的事。顏注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師古曰：“赫字或作。”《說文》：“也。一曰惡絮。”則赫蹏即漂絮的副產品惡絮紙，但它和通常說的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把它再浸入水中，就會重新解散成絲纖維。因為絲纖維是動物蛋白，不像植物纖維那樣，於打漿抄製後能在纖維間產生氫鍵結合而成為紙。可是造紙源於漂絮之說卻廣泛流行，這裏麵存在著誤會；因為“紙”字最初指的不是植物纖維紙，而是縑帛。《後漢書·蔡倫傳》說：“自古書籍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古人也清楚，指縑帛而言的紙和後來說的紙不一樣。王隱《晉書》說：“魏太和六年（232年），博士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詁》，其巾部：‘紙，今帋也，其字從巾。古之素帛，依書長短，隨事截絹。枚數重遝，即名幡。紙字從糸，此形聲也。後和帝元興中，中常侍蔡倫以故布搗剉作紙，故字從巾。是聲雖同，糸、巾為殊。不得言古紙為今紙’”（《禦覽》卷六〇五引）。江西南昌東湖區永外正街東晉·吳應墓出土衣物券所記隨葬品中有“帋一百枚”。北涼承平七年（449年）寫本《持世經》尾題：“用帋廿六枚。”可見早期文獻中用字還是有分寸的。後來《廣韻》說：“帋同紙。”致使絲帛紙和植物纖維紙的區別遂迷失在這兩個同音字中間。理清了它們的來龍去脈，可知赫蹏即惡絮紙與植物纖維紙毫無關係，更談不上前者是後者的淵源。或以為從理念上造紙曾受到漂絮的啟發，但這層意思太寬泛，就不好具體說了。
不過，西漢時確已有紙。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的西漢烽燧遺址中，1973—1974年在居延金關西漢宣帝時的遺物中，1978年在扶風中顏西漢晚期窖藏中，1979年在敦煌馬圈灣西漢烽燧遺址中均發現過西漢的粗紙。它們以破舊的麻絮、麻布、繩頭等為原料，已經過簡單的切、舂、打漿和抄造，然而纖維交織狀態差，紙麵粗糙不平，大約隻用作包裝材料。但西漢也有質量較好的紙。1986年在甘肅天水放馬灘5號西漢文、景時的墓葬中，出土了紙質地圖殘片，紙麵平整，上用細墨線繪出山脈、河流、道路等圖形。1998年在敦煌小方盤城（玉門關址）以南出土的遺物中有一張信紙，字跡頗佳，竟是帶波磔的隸書。同出的木簡有綏和二年（前7年）紀年。表明這時的紙無疑已作為書寫材料進入社會。對西漢紙的研究中還有一個插曲，1957年在西安灞橋一座武帝時期的墓葬中出土之銅鏡外附著的麻布上，揭下了一片所謂紙，名之為“灞橋紙”。當時經輕工業部造紙研究所檢查後，認為它不是紙。其中一項最具直觀性的理由是：這片紙邊緣的弧度與鏡子的圓形相近，通過顯微觀察，大多數纖維在邊緣處並不斷開，而是繞過邊緣又折回來。造紙所並發表了其邊緣處纖維折回狀況之放大七十倍的照片（《文物》1980年第1期）。它應是一層被壓成薄片的麻絮，原來是放在鏡子底下作為襯墊物用的。雖然後來有的研究者仍力主它是紙，甚至稱之為世界上最早的紙，但對於上述現象卻始終未能作出有說服力的解釋。所以“灞橋紙”根本不是紙。
到了東漢前期，在蔡倫主持下，造紙技術出現了一次飛躍。這時在原料中增加了樹皮和魚網。用樹皮造紙是一項新技術，它開辟了木漿紙的先河。可是要把樹皮製成紙漿，僅用類似漚麻的石灰發酵法是不夠的，還必須反複舂搗、脫膠，並以強堿液蒸煮。魚網的網結硬，也必須施以強化的機械處理和化學處理；而這一套新技術推廣到麻紙生產上，又必然使後者的質量得到改進。1974年在甘肅武威旱灘坡出土的東漢晚期字紙，是一種單麵塗布加工紙，厚約0.07毫米，塗層均勻，紙麵平整。它的纖維帚化程度高，交結緊密，是已經發現的東漢最精工的紙張。建安年間出現了著名的造紙家左伯。左伯是東萊人，東萊一帶遂成為我國最早的優質紙產地。齊·蕭子良稱其紙“妍妙輝光”（《與王僧虔書》），即精細、潔白、光滑。陳·徐陵《〈玉台新詠〉序》中也推崇“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
根據新疆發現的古紙實例考察，造紙技術下一步的改進是：晉代已在紙外塗一層礦物質白粉，如吐魯番發現的晉寫本《三國誌》用紙。繼而采用植物澱粉糊。之後，又將澱粉糊直接摻到紙漿中，成為懸浮劑；可使紙漿中的纖維均勻分散，便於抄造。西涼建初年間（405—417年）的墓葬中出土的紙就是這樣的。采用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為了堵塞紙麵上纖維間細微的孔隙，使運筆時不致滃暈走墨。此外，還先後采用施膠、染潢、加蠟、砑光等法對紙張進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黃檗汁染紙。黃檗（黃波羅）是芸香科的樹木，其韌皮中含有小檗堿。用黃檗液染過的紙呈淡黃色，防蛀。由於紙是黃色，書帙（書套）隨之也用黃色。即《〈文選〉序》所稱“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緗帙”的緗帙。潢紙還可以用雌黃塗改誤筆，起到簡牘時代的書刀的作用。雌黃與潢紙的顏色相近，誤寫處“一漫即滅，仍久而不脫”（《夢溪筆談》）。後來並衍生出“信口雌黃”的成語，指任意竄改和胡編亂造。染潢後加蠟砑光的紙叫硬黃紙。宋·張世南《遊宦紀聞》說：“硬黃謂置紙熱熨鬥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厘必見。”這種紙堅硬光滑，書寫流利，抗蛀防水，是唐代最高級的紙張品種。以上種種改進，在天寶十載（751年）唐與大食的怛羅斯（在今吉爾吉斯斯坦的Aulie Ata）戰役之前均已完成。此役中被俘唐軍帶去的造紙術，是一種充分成熟了的技術。其優越性為西方此前使用過的各種書寫材料（如莎草紙、泥板、貝葉、羊皮紙、樺皮等）所無法比擬。怛羅斯戰後不久，在撒馬爾罕開始造紙。793年巴格達開始造紙。900年左右埃及開始造紙。之後，約在1100年造紙術傳入摩洛哥，約在1150年傳入西班牙，1180年傳入法國，1271年傳入意大利，1312年傳入德國。再往後到1567年，俄國才學會造紙。到1790年北美才在費城建起第一座造紙廠。中國發明的紙為全世界的文化傳播和教育普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
唐代造紙手工業遍及全國，品種眾多。9世紀初李肇《國史補》說：“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麵、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揚之六合箋，韶之竹箋，蒲之白薄、重抄，臨川之滑薄。”其中沒有提到的是宣紙，這是唐代在宣州涇縣生產出的高級書法用紙，純以檀樹皮為原料（清代在原料中加入少量稻草漿）。所謂“紙壽千年”的紙，主要指的是宣紙。另外，這裏提到的“竹箋”，這時剛剛問世。由於竹質堅硬，不易碎爛；造竹紙比造麻紙、楮紙、藤紙要困難些。直到10世紀，蘇易簡在《文房四譜》中仍說江浙一帶的竹紙，“無人敢折發之，蓋隨手便裂，不複粘也”。但到了13世紀初卻被譽為“今獨竹紙名天下”（《嘉泰會稽誌》）。竹子生長迅速，具有原材料供應上的優勢。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較詳細地介紹了造竹紙的方法。清代福建造的竹紙中並出現了“連史”、“毛邊”等行銷全國、適宜印刷的品種。但這時我國造紙技術從總體上說未出現重大突破。直到1891年上海開辦“倫章造紙局”，轉過來引入西法，我國才走上了機製紙的新階段。
紙多了，書也就多；手抄遲緩，滿足不了需求，最後導致印刷術的發明。談到雕版印刷的起源，往往會追溯到印章。雖然二者的關係很密切，但技術上存在著差別：印章係捺印；雕版多為刷印，反而和碑刻的拓印更接近。不過印章出現得早，有理由把它看作是雕版印刷的前身。在漢代，印文可長達二十字，如：“黃昌之印。宜身至前，迫事毋間。唯君自發，印信封完”。內容宛若短柬。晉·葛洪《抱樸子》中還說，道士入山時所佩用於辟邪的木印刻有一百二十字，其印文更與小幅印品相似。南北朝時期佛教流行。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卷子中的東晉寫本《雜阿毗曇心論》卷一○，紙背捺有方形佛印，為環繞梵文經咒的西方三聖像；比《抱樸子》中說的大木印，更接近雕版印刷。同一麵上還鈐有“永興郡印”。此郡為北周時置，轄區相當今甘肅玉門市，隋開皇初廢，見《元和郡縣圖誌》卷四○。上述佛印應與之同時，即不會晚於隋。舊題唐·馮贄所撰《雲仙散錄》一書，其中有引自《僧園逸錄》的一段話：“玄奘以回鋒紙印普賢像施於四眾，每歲五馱無餘。”這是一條關於初唐時已有印刷品的記事。不過宋人或以為《雲仙散錄》是一部偽托的著作。但八千卷樓藏有此書的開禧元年（1205年）印本，自序中所記成書的年代為天成元年（926年），故的係唐人之作。而如上述，既然隋代（或稍前）已有捺佛印之實例可據，則玄奘於顯慶年間（656—661年）印普賢像也是合理的。況且高宗、武後朝在長安弘法的僧人法藏（643—712年）所撰《華嚴經探玄記》中討論悟道有無先後時說：“如印文，讀時先後，印紙同時。”又說：“如世間印法，讀之則句義前後，印之則同時顯現。”他說的印文、印紙、印法都指雕版印刷而言。用一塊印版印出的文字，讀起來雖有先後，卻是同時印上去的。法藏的這些話含義十分明確，沒有產生誤解的餘地。法藏與玄奘生活的時代相近，因此更證明初唐時確已有了雕版印刷。
然而國內卻未曾出土此時期之書籍的印品，目前已知這類實物之最早的例子是韓國慶州佛國寺釋迦塔中出土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它是用十二張印紙粘接成的長卷，長610、高5.7厘米，卷首末裝木軸，軸端塗朱漆，經文字體端正，墨色亦清晰。據《開元釋教錄》記載，此經是由唐代兩位高僧彌陀山、法藏於“天後末年”譯出。而佛國寺建於751年。故美國學者善富（I.C.Goodrich）認為此經卷是704—751年間刊印的；他定的年代跨距稍大。在慶州狼山皇福寺塔出土之舍利函上的銘文稱，今主大王（聖德王）將“《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一卷，安置石塔第二層”，其時為神龍二年（706年）。年代與出土地如此接近，名稱又完全相同的兩卷經，有理由認為它們是相同的印本。則此經之年代的下限不能晚於706年。不過從文字上看，此經應是在“天後末年”譯出後旋即在中國刊印的。武後於載初元年（689年）造出製字十八個，當時普遍推行。製字字形古怪，有類符咒。在此經卷中有時用製字，有時不用。這種現象應是武後朝的製度已趨鬆弛，然而舊習尚未盡廢之際才會出現的。有韓國學者認為，佛國寺釋迦塔出土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不僅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而且還是在新羅刻印的。此說不確。因為此經的譯者之一就是撰寫《華嚴經探玄記》的法藏，譯此經時法藏已年逾花甲，而《探玄記》中的比喻則應以其平日的見聞為據，那裏說的印本當然比此經要早。再者發現此經的佛國寺，是8世紀中葉在唐朝工匠參預下建成的。據朝鮮古文獻《慶尚道江左大都護府慶州東嶺吐含山大華嚴宗佛國寺古今曆代諸賢繼創記》說：“傳創寺時，匠工自唐來人。”本來新羅就有自唐取經的傳統，貞觀十七年（643年）新羅僧慈藏自唐帶回《三藏》四百餘函，是當時的一件大事。這時在請唐匠建寺的情況下，於釋迦塔中奉納自唐傳來的佛經，更在情理之中。何況，朝鮮古文獻中並無於8世紀時有印刷活動的記載。朝鮮半島最早的印刷品是1007年由高麗總持寺刊印的《寶篋印陀羅尼經》。如果說新羅在不晚於706年已能印出像《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這樣的經卷，而在其後的近三百年間一片空白，恐將難以解釋。
相反，在8世紀和9世紀中，我國之有關印刷的資料無論文獻或實物均有案可尋。《舊唐書·食貨誌》說，建中四年（783年）行除陌法，“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此記事又見載於《舊唐書·盧杞傳》、《冊府元龜》卷五一〇等處，文字基本相同，可謂情況清楚，年代明確。說明8世紀後期連政府的文書也有使用印紙的。9世紀時，雕版印刷的史料劇增。在這裏，首先遇到的是元稹於長慶四年（824年）所寫《〈白氏長慶集〉序》。其中說，當時揚州和越州一帶將白居易的詩和他的詩“繕寫模勒，炫賣於市井”。自注：“揚、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之雜詩，賣於市肆之中也。”研究者或把文中的“模勒”解釋為刊刻。雖然這一時期的印刷史料極其珍罕，片言隻語研究者均不能輕易放過；但此說卻靠不住。當年傅增湘先生就發現宋版《元微之集》所收元氏此文的自注中，“模勒”二字本作“模寫”（《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4卷第4號，1930年）。宋·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稱：“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又說：“《香山集》經亂，亦不複存。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置院之經藏；今本是也。”言明其書是寫本。故唐時元、白之詩已有印本之說了不足據。從印刷品的發展曆程上看，9世紀初還未到文人學士刊印文集的時候。當時一些重要的書，如皇帝和達官貴人的作品，仍多采用寫本的形式。因為早期的印刷品，總的說來質量還不夠高，且常有漫染之弊，比不上那些精致的寫本：它們的書體秀逸，裝裱講究。《舊唐書·經籍誌》說，開元時，“凡四部庫書，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紙寫”。強調的仍是寫本。明·邵經邦《弘簡錄》卷四六稱，唐太宗於長孫皇後逝世後，覽其所撰《女則》，“令梓行之”。此說因史源不明，常為論者所詬病。其實邵經邦根本不了解，長孫氏貴為皇後，她的著作在這時是隻能抄寫不能刻印的。天寶十四載（755年）唐玄宗撰《韻英》，下詔令集賢院抄寫，將寫本傳布天下。同年他又將所注《道德經》令各地“傳寫”，再分發到各道教宮觀中去。盛唐時尚且如此；初唐時如把皇後的著作拿來“梓行”，簡直是貶低她了。
但隨著印刷水平的提高，傳統的抄寫方式終於不能不在新技術的優越性麵前讓步。根據宿白老師在《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這篇著名論文中的研究成果，參以近年的考古收獲，可知能大致確定時代為9世紀的印刷史料已為數不少。如：1.太和九年（835年），東川節度使馮宿奏準禁私印曆版（見《舊唐書·文宗紀》）。2.會昌五年（845年）滅佛前，洛陽寺院中有印本《律疏》（據司空圖《一鳴集·為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礭化募雕刻律疏印本》一文推知）。3.大中元年（847年），日本留學僧惠運攜回《降三世十八會》印子一卷（見《大正藏》卷五五）。4.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年），紇幹泉“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見唐·範攄《雲溪友議》）。5.1944年，成都四川大學唐墓出土的印本《陀羅尼咒》。根據同出的六枚“益字錢”，其年代不能早於大中時（847—860年）。其後，於1967年、1974年、1975年，在西安灃西造紙廠、西安柴油機械廠與西安冶金機械廠發現的唐墓中，分別出土三件印本經咒。經咒屬於佛教密宗係統，廣泛佩帶經咒要到中晚唐才形成風氣。特別是1967年出土的那一件，在中心方框內繪有戴硬腳襆頭的男子，表明是中晚唐時之物。其他兩件的時代應相仿。6.敦煌石室所出唐寫本《新集備急灸經》卷末題：“京中李家於東市印。”可知此寫本是據印本過錄的。其背麵有鹹通二年（861年）寫的陰陽書。7.鹹通九年（868年）日本留學僧宗睿攜回經籍一百三十四部，編有《新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其中有“四川印子”《唐韻》五卷、“印子”《玉篇》三十卷。8.敦煌石室所出鹹通九年（868年）王玠刊印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長488、寬30.5厘米，由七個印張粘接而成。此經卷首尾完整，刻印精美，已流入英國，現存倫敦大英博物館。9.敦煌石室所出乾符四年（877年）與中和二年（882年）曆書兩種。已流入法國，現存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10.中和三年（883年），柳玭《〈家訓〉序》說，他在成都看到的陰陽雜說、占夢相宅、九官五緯、字書小學等書，“率雕版印紙”（柳玭之書已佚，引文見《舊五代史》卷四三、宋人《愛日齋叢鈔》卷一、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11.1906年在新疆吐魯番發現《妙法蓮華經》的部分印本，今藏日本書道博物館。經啟功先生鑒定，亦應為中晚唐時之物。可見，在8、9兩個世紀的二百年中，唐代的印刷事業一片生機，欣欣向榮，前後相繼，綿延不絕；和當時朝鮮半島印刷活動寂然無聞的狀況，誠不可同日而語。考慮到這樣的曆史背景，則慶州之《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的刊印之處，似乎也就不證自明了。
統上所述，可知我國雕版印刷的出現不晚於隋末唐初，起先大約隻印單張的佛像、經咒、納稅憑單等小件。及至9世紀中後期，出現了長達三十卷的《玉篇》之類宏編巨帙和王玠的《金剛經》之類圖文並茂的精印本時，印刷品的質量已大為提高，達官宿儒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後唐長興三年（932年）國子監開始校刻儒家經典，後周廣順三年（953年）刊畢，即宋人所說的舊監本。這批印本雖已亡佚，但宋、明時所刊經注八行本，均直接間接出自五代監本，其書至今仍有存世者。五代監本的刊刻，表明雕版印刷已得到當時的國家的正式認可，成為刊布書籍之最重要的方式。往後自宋迄清，雕版印刷在我國成為全國性的、大規模的文化工程，雕版印刷的書籍浩如煙海。詳情見版本學、目錄學方麵的各家著作，此處莫能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