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具，先說筆、墨、硯。
毛筆的出現極其久遠，我國新石器時代彩陶的花紋中，有些線條能看出筆鋒，說明是用毛筆描繪的。到了商代，證據更多，在陶器、石器、玉器上都發現過墨書或朱書的文字。帶有已書寫而未加契刻的文字的甲骨，已知之總數達七十多片。甲骨文（聿）象一手握筆之形；所握之筆下端裝毫，無疑是毛筆。已發現之最早的毛筆的實物屬於戰國：河南信陽長台關、湖南長沙左家公山、湖北荊門包山等地的楚墓中均出土毛筆。左家公山出的那一支的筆杆一端劈成數片，將筆毫夾在中間，並用絲纏住，外麵再塗一層漆。包山那一支則在筆杆一端挖出空腔，將筆毫縛成帶筆尖的筆頭，蘸上漆插在筆腔裏。1975年湖北雲夢睡虎地一座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的墓中，一次就出土了三支秦筆，筆杆上端削尖，下端的空腔納筆頭，將包山楚筆的製作方法進一步傳承了下來。漢筆已經出土十多支，在漢長城沿線發現的多為屯戍之士所用，製作稍簡率。甘肅武威磨嘴子兩座漢墓出土的毛筆，一支杆上刻款“史虎作”，另一支刻“白馬作”，與應劭《漢官儀》所記“尚書令、仆、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工作’”的格式一致，是比較講究的筆。“白馬作”筆的筆頭以黑紫色毛作柱，外覆以黃褐色毛。漢·蔡邕《筆賦》：“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兔。”我國古代之兔是現代所稱野兔；家兔係19世紀自西方引入。秋冬季老野兔背上所生紫毛叫“紫霜毫”；“白馬作”筆的筆頭可能是選用這類紫毫製作的。江蘇連雲港市東海縣尹灣6號漢墓出土的兔毫筆製作尤精，雖曆時兩千年，至今仍鋒齊腰強。將筆浸入水中，提起時筆頭立即聚攏。所以那裏出土的長23、寬6厘米的木牘上，能在兩麵書寫三千餘字，每字字徑僅2毫米。這時且選用長毫製筆頭，並深栽於筆杆內，蘸漆粘接，纏線加固，即所謂“加漆絲之纏束”（《筆賦》）。連雲港市海州網疃漢墓出土之筆，一支的筆頭總長4.1厘米，栽入杆內的部分卻達2厘米。另一支筆頭長3.2厘米，栽入杆內1.5厘米。深栽法使筆頭儲水量多，外露部分也不致拖遝，書寫時運筆流利。尹灣筆通長23厘米，“白馬作”筆通長23.5厘米，均為當時的漢尺一尺許，與《論衡·效力》所稱“一尺之筆”相合。這些筆的末端均削尖，乃是為了便於簪戴。《史記·滑稽列傳》：“西門豹簪筆磬折。”《漢書·趙充國傳》：“安世本執橐簪筆。”顏師古注：“簪筆者插筆於首。”“白馬作”筆出於墓主人頭部左側，可能入葬時就是簪在頭上的。山東沂南畫像石中有簪筆的人物。據雲夢秦筆上端削尖的情況推測，可能秦代就已經有了這種習俗。
席坐時代的書案矮，如果將前臂靠在案上寫字，背部要打一個大彎，會很不得勁，所以往往懸臂而書。長沙晉墓出土的對坐俑，其中一人正將木牘拿在手裏，持牘書寫。在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五代·丘文播的《文會圖》中，還畫有持紙書寫者。因此筆頭要硬，也就是唐·柳公權說的“圓如錐，捺如鑿”。這時的筆以宣城製筆世家諸葛氏所製“宣筆”最有名。宣筆有所謂“鼠須筆”、“雞距筆”，均從筆頭的堅挺上著眼。日本奈良正倉院所藏唐筆，筆頭短促，幾乎成三角形，和白居易所說“象彼足距，曲盡其妙”（《雞距筆賦》）的式樣很接近，可能就屬於雞距筆之類。這種短而硬的筆頭的流行，對於唐代書法有相當的影響；考慮到這方麵的因素，就可理解為什麼杜甫說“書貴瘦硬方通神”了。北宋中葉以後，由於高桌椅的普及，寫字的姿勢逐漸發生變化，但這時劉鬆年所繪《西園雅集圖》中的蘇軾仍然懸肘書寫。到了元代，浙江湖州（今吳興）筆工馮應科等人用本地所產山羊毫製作的羊毫或兼毫（用羊毫配以兔毫或雞狼毫）筆開始流行，它比宣筆要柔韌一些，適宜伏案書寫。明清以來，湖筆遂成為最著名的毛筆品種。
毛筆一般蘸墨寫字。商代遺物中之墨書的字跡，經檢驗已知用的是以碳黑為主要成分的墨，與《說文》稱製墨用“煙煤”（指煙炱）相合。碳是4價的，化學性質穩定，故墨色曆久不變，優於當時西方以鞣酸（主要用的是橡樹癭屑泡的水）和鐵鹽相作用生成的含單寧酸鐵的墨水。先秦之墨尚呈粉末狀。《莊子·田子方》說眾史“舐筆和墨”。馬王堆3號墓所出《五十二病方》稱藥物的攪拌為“和”。眾史“和墨”而不“研墨”，可知他們用的是粉末狀的墨。樂浪彩篋塚所出漆硯座的抽屜中曾發現墨粉。江陵鳳凰山與廣州象崗所出西漢早期的墨為小顆粒、小圓片；雖已非墨粉，但仍未製成墨錠。因為製墨成錠須有相當成熟的和膠技術，工藝較繁難。如施膠偏輕，則成品薄小，但較易製作。所以至北魏時，《齊民要術·筆墨》中還說製墨“寧小不大”。不過由於各地發展不平衡，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中已出墨錠。墨粒在漢代雖未絕跡，但墨錠漸多見，山西渾源畢村西漢墓與河南陝縣劉家渠東漢墓均曾出土。《漢官儀》說尚書令等人“月給隃麋（漢代的右扶風隃麋縣在今陝西千陽，這裏當時地多鬆林，盛行燒煙製墨）大墨一枚，小墨一枚”。一枚即一錠，可見西漢時還有隃麋墨這種名品。東漢時，如葛龔《與梁相張府君箋》所說：“複惠善墨，下士所無，摧骸骨，碎肝膽，不足明報。”情辭若斯，其墨必更加精善。寧夏固原東漢墓所出鬆果紋墨錠，黑膩如漆，煙細膠清，手感輕而堅致，雖幽埋地下一千八百餘年，然而並未皴剝龜裂，其完整的程度幾如新脫模者，堪稱漢墨之極品。
魏、晉、南北朝時墨的質量繼續提高。三國時韋誕製出了被譽為“一點如漆”的墨。《齊民要術》中且總結出“合墨法”，認為製墨要用“好醇煙”，並以細絹過篩，再配合好膠、解膠的“梣皮水”（梣樹即白蠟樹，其樹皮亦名秦皮）、蛋白及防腐劑麝香等，共“下鐵臼中”，“搗三萬杵，杵多益善”。製墨之所以強調用純煙並精篩、熟搗，是因為墨的黑度與碳黑的純度及顆粒的大小有關；碳墨愈純，灰分愈少，粒子愈細，分散度愈高，則墨色愈黑亮。唐代著名墨工奚超是易水人，這裏是製墨之鄉，出過張遇等名家。奚超於安史亂後移居歙州。“其造墨，堅如玉，紋如犀”（《澠水燕談錄》）。其子奚廷珪進一步改進技術，受到南唐後主的賞識，賜姓李氏。他製作的墨被大書法家蔡襄稱為天下第一品。“宣和間，黃金可得，而李墨不可得也”（《邵氏聞見後錄》）。現代之所謂李廷珪墨殆無真品。但日本正倉院藏有一錠唐墨，有記年款，為開元四年（716年）所製。墨長29.6厘米，近1唐尺，與“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明·麻三衡《墨誌》）的記載相合。此墨長方形，但兩頭變窄，近牛舌形，又與明·方瑞生《墨海·古墨圖記》所收李廷珪“祖記墨”的式樣相近。可見這件藏品雖非李墨，但也是難得一見的唐墨了。宋時，“李墨”的產地歙州改名徽州，後來這裏產的墨遂稱為“徽墨”。
我國早期的墨用鬆煙製作，即如曹植詩所說：“墨出青鬆煙。”宋代發明用動物油煙、漆煙製墨，更提高了墨的質量。沈括在《夢溪筆談》中還提到用石油煙製墨，說這種墨“黑光如漆，鬆墨不及也”。至明代，用桐油燒煙製成的油煙墨受到推重，雖然《天工開物》說這時油煙墨隻占墨產量的十分之一，但書法家仍多用油煙墨。高級墨且添加珍貴的藥材和香料，以延長墨的貯存時間，防腐防黴防蛀，並增強滲透作用和光澤。
明清墨是徽墨的天下。明代的製墨大家方於魯和程君房都是徽州歙縣人。清代製墨四大家中，曹素功、汪節庵、汪近聖也是歙縣人；胡開文雖是休寧人，但亦為徽州所轄之縣。他們製作的精鑒墨、集錦墨，既可實用，又供鑒賞。這類墨大都是成套的，有的是仿製曆代各家名墨，也有詩畫墨、博古墨等。其質地優良，模刻精工，造型美觀，裝潢華麗，不僅用作文具，而且是備受重視的工藝品。
墨和硯配套使用。原始的硯隻是一塊較平整的河光石，故《說文》將“硯”解釋為“石滑也”。又由於原始的墨為粉末狀、顆粒狀或薄片狀，無法握持，因而要用“研子”壓住它們才好研磨。已知最早的硯是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硯及研子均就河光石的原形略作加工而成，二者都帶有磨痕和墨跡；所附研子相當大，幾占硯麵麵積的1/4。硯子多為石製，但樂浪彩篋塚所出漢代石硯的研子卻係木製，廣州漢墓出的研子還有瑪瑙的和陶質的。湖北江陵張家山漢墓的遣冊中說“研（硯）一，有子”之“子”即此物。有些考古報告統稱之為“研石”，就不全麵了。漢代石硯的造型較前規整，主要有圓形和長方形兩種，研子的體積較前縮小。圓硯多附三足且有隆起之蓋，蓋底當中留出凹窩，以備蓋硯時容納硯子。精致的石圓硯有的在蓋麵上鏤出旋繞的蟠螭紋，如河北望都所藥村、河南南樂宋耿洛等地的漢墓所出者。而在湖北當陽劉家塚子漢墓還出過一件此式陶硯。長方形硯原來隻是一塊石板，如洛陽燒溝632號漢墓所出之例。這種硯常被稱作“黛硯”，實不盡然。因為在居延金關，此式石硯與屯戍遺物同出；根據出土地點的軍事性質，其硯顯然非畫眉之需。連雲港市海州漢·西郭寶墓中，長方硯與毛筆和簡牘同出，是作為文具使用的。同出之《衣物疏》稱其硯為“板硯”，應該是它的正式名稱。精致的石板硯或附以木硯盒。山東臨沂金雀山11號漢墓出土者，硯盒髹漆，蓋、底兩麵均繪有雲氣禽獸紋。漢代還有一種裝在銅硯盒裏的石硯，硯盒常做成獸形，安徽肥東與江蘇徐州各出一例。徐州的獸形銅硯盒通體鎏金，滿布鎏銀的雲氣紋，雜嵌紅珊瑚、綠鬆石和青金石，奇特而華麗。盒內置石硯，附柱狀石研子。
晉代流行瓷硯，起初為圓形三足，形製大體沿襲漢代的圓硯，但已不再使用研子。南北朝時的瓷圓硯下部附一圈柱足，又被稱作辟雍硯。辟雍本指周圍環水的學宮建築。班固說，“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白虎通義》）。辟雍硯在唐代仍常見。初唐·楊師道《詠硯》詩：“圓池類璧水，輕翰染鉛華。”徑以辟雍硯作為硯之代表性的品種。總章年間的李爽、嗣聖年間的李徽、神龍年間的李重潤等唐代前期的大貴族的墓中出土的都是辟雍硯。稍後又選用美石製硯。這時由於製墨技術的進步，墨錠很堅實，從而要求硯石具有較大的硬度。但以硬石製硯，如表麵粗糙則易傷筆毫；如表麵太滑又不利於發墨。故硯石須兼備堅硬、細膩、易發墨等特點。根據這些標準，唐代首先選擇了廣東肇慶所產端溪石製硯。端硯石質地優良，磨墨無聲，貯水不耗，膩而不滑，發墨而不損毫。《唐國史補》稱，端溪紫石硯“天下無貴賤通用之”。詩人更給予熱情的謳歌。李賀詠端硯說：“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劉禹錫詠端硯說：“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1965年廣州動物公園出土了一方唐代風字形端硯，現藏廣州市博物館。因為辟雍形多足硯對於石材來說不易加工，低平的風字硯較適於鑿製。最早的風字硯出土於西安郭家灘，有東魏武定七年（549年）銘文。可知唐代風字硯的造型亦有所本。端石之外，唐代也已開發利用了安徽婺源的歙溪石，合肥唐開成五年（840年）墓中曾出箕形歙硯。此外，唐代還製出了澄泥硯，山西絳州的產品最著名，據說采用的原料是用絹袋淘洗過的汾河中的細泥。韓愈《瘞硯文》中“土乎成質，陶乎成器”的話，就是指澄泥硯說的。此類硯多作風字形；也有製成龜形的，硯蓋呈龜的背甲狀，別具情趣。
到了宋代，端、歙、魯、洮等石材所製之硯已被廣泛采用，形式除長方形的抄手硯外，還有各種象形硯及特製的蘭亭硯、石渠硯等。這時還注重石材的紋理美，如歙石貴金星、羅紋。端石則珍視石眼，如鴝鵒眼、鸚哥眼。國家博物館所藏宋代百一硯，其上有一百零一顆圓形石眼，綠色熒熒，光潤鮮活，是端硯中的極品。宋代並出現了研究硯的專著，米芾撰寫了我國最早的一部《硯史》。
明清石硯除以石質取勝外，還特別注意雕刻造型，有鼎形、琴形、竹節、花尊、馬蹄、新月、蓮葉、古錢、靈芝、蟾蜍等，式樣繁多，逞奇鬥勝，蔚為大觀。
研墨時須向硯中注水，所用的器具有兩種：一種是硯滴或水注，另一種是水盂。漢代的名硯雖為數不多，卻留下了一批精美的硯滴。河南偃師、焦作與廣西昭平均曾出獸形銅硯滴，還有若幹傳世品，宋人或稱之為“天祿硯匜”（高似孫《緯略》）。四川開縣與大邑出土的硯滴作龜蛇合體的玄武形，河南偃師大口鄉出土者作龜形。傅玄《水龜銘》稱：“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未出，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即指此類硯滴而言。廣西梧州出土的銅硯滴呈兔形，很少見。有的硯滴在出水口加塞子。還有些硯滴在頂部的入水口處裝柱形圓塞，圓柱中心有貫通上下的直孔。空氣由此孔進入，則硯滴中的水可以流出；如按緊此孔，阻斷空氣，水流就被控製住了。河南焦作出土之例，頂上的塞子保存完整，製作富有巧思。唐代還有以水注即小壺作硯滴者。貫休《水壺子》詩雲：“良匠曾陶瑩，多居筆硯中。”“不應嫌器小，還有濟人功。”明摹宋人《十八學士圖》中，就在筆硯之旁放了一件小水注。此外，也可用小勺從盂中酌水注硯。水盂又名水盛。宋·林洪《文房圖讚》稱之為“水中丞”，“盛”、“丞”是同音字；給水盛封一個“中丞”的官銜，本屬詼諧之詞，後來卻將“水丞”作為它的正式名稱了。明代的高濂、屠隆、文震亨等鑒賞家，都認為“圓口甕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的水盂，造型“極佳”。對“缽盂小口”、“甕肚圓足”等式樣也有好評。
硯旁尚須配置筆架，呈山形的則叫筆山。名氣最大的當推米芾的筆山，由於此器在山間鑿有硯堂，故又稱硯山。陸遊說，“李後主買一硯山，徑長才逾尺，前聳三十六峰，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中鑿為硯。及江南國破，因流傳數十家，為米元章所得”（《避暑漫鈔》）。從而大米寫出了蜚聲書壇的名跡《硯山銘》。流傳至元代，此硯山歸陶宗儀，在其所著《南村輟耕錄》中載有它的圖像。這類器物，特別是其渾若天成，不露斧鑿痕者，更具觀賞價值。文士置之幾案，每一擱筆，便如親嵐光岫影。在發掘品中，浙江諸暨宋·董康嗣墓所出石筆山有二十峰，江西臨川宋·朱濟南墓所出銅筆山有十二峰，均聳秀可觀。後來多稱筆山為筆架，峰數亦減少。明清的筆架通常為三峰式、五峰式，千篇一律，就很難進入藏家的法眼了。
擱筆用筆架，貯筆則用筆筒。筆筒的前身是書筒、詩筒等物，唐人已用竹筒儲存文字材料。唐·錢起因為受贈青竹筒而寫的詩中有雲：“楚竹青玉潤，從來湘水陰。緘書取直節，君子知虛心。”是說用竹筒盛書卷。元代始以竹筒貯筆，創製出筆筒。明中葉以降，嘉定三朱、金陵濮陽等竹刻名家輩出，他們刻的竹筆筒譽滿天下，此物遂不脛而走，風行於世。由於太常見，仿佛古已有之，說者或不免將它的年限放得過寬。1990年在北京舉辦的“中國文物精品展”中參展的一件刻有踢球圖的象牙筆筒，標出的年代為宋。然而那上麵花紋與元至順本《事林廣記》中的蹴毬圖、特別是《水滸全傳》第一回的插圖極相近。加以選材用象牙，筆筒初出時難得如此豪奢。看來更像是晚明的作品。筆筒有特大型的，多以癭木製作。它不僅能插寫擘窠大字的抓筆，還可以插卷軸，通常稱為畫鬥，堪稱文具中的偉丈夫。在書齋一角立一尊大畫鬥，虯幹怒節，驍軀雄風，將使室內平添一派英邁之氣。
談完了書寫工具，再說書寫材料。
我國古代的書寫材料主要是竹木簡牘，遠在商代已然如此。《尚書·多士》：“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說得再清楚不過。在甲骨文中冊字作，是象若幹支簡編聯成冊之形。當時稱呼史官就叫“作冊”。有人說：“據史載和考古發現，在紙發明之前，我們的祖先記事時，一般把文字刻在烏龜背殼、野獸骨頭和青銅器上。”實不盡然。甲骨以卜兆示吉凶，它本身被視作靈物，不能隻看成是書寫材料。上麵刻的是卜辭，普通記事不能采取這種方式。至於青銅器，在當時非常珍貴，平民百姓甚至低級貴族都沒有可能為了記錄什麼事情就鑄一件青銅器。盡管商周簡牘迄今尚未見過，卻不能否定其存在；考古發現有偶然性，將來它們忽然出土麵世，不是沒有可能的。依質地分，簡牘有竹、木兩類。《論衡·量知》說：“截竹為筒，破以為牒。”牒就是通常所稱竹簡。《說文·竹部》：“簡，牒也。”與竹簡的寬度相仿的木條則名劄。《漢書·司馬相如傳》顏師古注：“劄，木簡之薄小者也。”竹簡和木劄在用途上並無區別，所以木劄也可以稱為簡。不過竹簡修治好了以後，還要烤幹竹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並防止變形，叫“汗青”或“殺青”。文字則寫在篾黃（《說文》稱為笨）的一麵，是為簡的正麵。篾青（《說文》稱為笢）是簡的背麵，篇題有寫在這一麵的；因為卷起來之後，它反而露在外麵。木簡則無須殺青，它的材質有鬆木，即揚雄《答劉歆書》所稱“鬆槧”。有柳木，即《楚國先賢傳》所稱“楊柳簡”。從對居延簡的分析得知，其中用毛白楊木的也不少。修治木簡比破竹成簡費事。《量知》說：“斷木為槧，析之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因為這時我國尚無架鋸和刨子，無論製寬的牘或窄的簡均須刮削。曾有人拿了些假漢簡想賣給博物館，鑒定者在1米開外就識破了它的底細。因為假簡是現代人用電鋸、電刨加工而成的，整整齊齊，觀感與古代人用（刮刀）刮出來的加工麵截然不同。再一看簡文的字體和內容，果然是百分之百的贗品。
以多支竹木簡書寫長文時，須先編聯成冊。編繩視簡的長短，從二道、三道、四道，直到五道不等。編繩多數為麻繩，它的專門名稱叫“書繩”（居延簡，乙258）。西北各地所獲簡冊之猶存編繩者，皆為麻繩。講究的簡冊用絲繩編聯。西晉時出土的汲塚竹書用“素絲編”（荀勖《〈穆天子傳〉序》），南齊時出土的《考工記》用“青絲編”（《南齊書·文惠太子傳》）。劉向在秘府中見到的《孫子》，“編以縹絲繩”（劉向《別錄》）。還有用革絛的。《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意思本來很清楚。有學者卻以為應作“緯編三絕”。則讀書時當第一道編繩斷開，乃至第二道編繩斷開，均不加理睬，不作處理；必須等“三道編繩都斷了”，才大加張揚並公之於眾。則夫子之沽名釣譽，何汲汲乃爾！
根據書寫的內容不同，簡的長度亦有別。最長的三尺簡是“書法律”用的，故漢人有“三尺律令”（《漢書·朱博傳》）、“三尺法”（《漢書·杜周傳》）的說法。居延所出5.3、10.1、13.8、126.12號等殘簡，可綴合成一條長67.5厘米的簡，適合漢尺三尺，其內容正是詔令的目錄。書寫儒家經典要用漢尺二尺四寸的簡。《論衡·謝短》說：“二尺四寸，聖人文語。”《孝經鉤命決》說：“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春秋左傳序》孔疏引）。甘肅武威磨嘴子6號東漢墓中出土的《儀禮》簡冊，長55.5—56.5厘米，正合漢尺二尺四寸。皇帝的策書長二尺，敦煌懸泉置漢簡中曾提到“二尺兩行”。《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漢製度》：“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策書者，編簡也，其製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蔡邕《獨斷》中的記載相同。策書用篆書，直到晉代仍然如此。晉博士孫毓說，“今封建諸王，裂土封藩，為冊告廟，篆書竹冊”（《通典》卷五五引）。由於未見到策書的實例，或對它是否真用篆字書寫表示懷疑。甚至認為：“秦漢時期，用篆更少，篆書幾乎變成一種裝飾的文字。”其實不然。秦代“書同文字”，統一於小篆，它是當時的正體字。漢因秦製，小篆之正體的地位並未改變。漢代宮廷銅器的銘文以及錢幣、瓦當上的文字皆用篆書，可證。不過皇帝之策書的正本不易得，傳抄之本就不一定那麼規範了。策書以下的製書、詔書、誡敕等用的簡短些，為漢尺一尺一寸，稱“尺一詔”（蔡質《漢儀》，《後漢書·周景傳》），或簡稱“尺一”（《後漢書·李雲傳》又《楊政傳》，《續漢書·五行誌》）。一般一支簡上隻寫一行文字，尺一簡較寬，寫兩行文字，故又稱“兩行”（《後漢書·光武帝紀》李賢注引《漢製度》）。居延10.8、10.9號簡上也有此名稱。普通簡的長度則多為23厘米左右，合一漢尺。1930—1931年出土的舊居延漢簡和1972—1974年出土的新居延漢簡共兩萬餘枚，長度大都如此。《論衡·書解》稱諸子書為“諸子尺書”，《謝短》稱記載漢代當時之事的書為“尺籍短書”；這些書用的也應是一尺長的簡。牘比簡寬，用它記小事可以“一板書盡”，“不假連編”，所以常用來寫信。雲夢睡虎地4號秦墓所出我國最早的兩封書信就是寫在牘上的，其中完整的一件的長度也是23.1厘米，故稱書劄為“尺牘”（《漢書·陳遵傳》）。不僅寫信的牘常以一尺為度，寫信的帛也常采用這個規格。漢詩《飲馬長城窟行》就說：“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如果再短些，如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出土的《論語》簡，長16.2厘米，相當漢尺八寸。《儀禮·聘禮》賈公彥疏引鄭玄《〈論語〉序》說：“《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出土物與此說正合。比八寸再短、如若短到六寸，那就不用作簡劄而用作算籌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簡牘之長雖然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級，但民間自行削製時仍有很大的自由度，出土物中不能依上述標準歸類者亦不在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