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義的“狂”與今義的“狂”有同也有不同。古義共六條，除去“狗發瘋”和“通‘誑’，欺騙”外，其他四義（放蕩，不受拘束；狂妄；急躁；氣勢猛烈）與今義大致吻合，但今義以“精神失常”替代了古義“急躁”。
本書的重點在“佯狂”和“真狂”，蓋混合古義今義而用之。
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狂人大言獨行，盡管與儒家的中庸法度不相吻合，但他們既有是非標準，又有進取目標，仍是孔子較為肯定的那一類人。
兩千五百年前，楚國狂人陸通（字接輿）遇見孔子，即興唱起了那首著名的《鳳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意思是：“鳳啊鳳啊，隻有聖明的君主出現，它才會降臨世間，你是當今的人中之鳳，怎麼反而帶著弟子周遊列國，自行減弱美德的光輝，去勸導那些不可救藥的諸侯施行仁義？從前犯傻就算了，現在醒悟還不遲。統治者已把國家折騰得混亂無比，烏煙瘴氣，你想使黑暗的現實恢複光明，隻是白日做夢，現在的君主算是徹底完蛋了！”孔子聽完陸通的《鳳歌》，趕緊起身下車，打算向這位楚國狂人請教“中國向何處去”的大難題。陸通卻拍拍屁股，搖搖腦袋，轉背疾走，並不接招。孔子身居困境，內心寂寞如沙，好不容易遇上高人，卻未能交換意見，想必惆悵萬分。
楚國狂人陸通看透了當時的政治黑暗和世道淩夷，他認為孔子放低身位，推行仁義，不辭勞頓，不畏艱險，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是不識時務，這種絕望的旅程隻有偏執狂才會走到兩眼暈黑。他憐憫“衰鳳”，厭憎現實。陸通並非真狂，他無意進取，有所不為，是不折不扣的狷者才對。此類民間高士節欲隱身，雖無益於治亂，卻是頭腦清醒的觀察者和一針見血的批判者，同樣不可多得。
中國近現代，內憂如溺，外患若焚，狂士尋罅隙而遊刃，機會不少，磕碰也多，愛國書生痛恨現狀，構築夢想，雖卷刃而無所懼，雖折戟而無所惜。
1906年，章太炎從上海西牢獲釋後，東渡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他講過一段流傳至今的“瘋話”：“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人，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願諸位同誌，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近來有人傳說，某某是有神經病，某某也是有神經病，兄弟看來，不怕有神經病，隻怕富貴利祿當麵現形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點的人，富貴利祿的補劑，雖不能治他的神經病，那艱難困苦的毒劑，還是可以治得的。這總是腳跟不穩，不能成就甚麼氣候。”演講快結束時，章太炎大聲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傳染與四萬萬人！”他將“狂者進取”的古義發揮到了極致。清末時，章太炎公然辱罵光緒皇帝為“小醜”，鄙視慈禧太後為“先帝一遺妾”，民國時期他衝擊總統府，專尋袁世凱的晦氣。名師出高徒，章太炎的弟子多為狂生。黃侃最具代表性，他目高於頂，飽覽古書則“八部書外皆狗屁”，輕視今人則“胡適之輩不過爾爾”。劉文典自謂天下真懂莊子的學者僅有兩個半，其一為莊子本人，其二為劉文典，另外半個則尚未降生。他當麵怒罵蔣介石為“新軍閥”，頗有東漢末年的青年天才禰衡擊鼓罵曹的衝天膽氣。章太炎和他的諸位弟子，學富五車，演技高明，他們的大才智和真性情如同雙刃劍，頻頻傷及敵手，屢屢殃及無辜，其功過是非，雖蓋棺多年，卻仍舊難以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