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湖湘才子湯鵬（1800-1844，字海秋）狂名滿天下，他說：“狂者之誌，有進無退也。”他與人打賭，猛飲大黃藥而死於盛年。曾國藩作《祭湯海秋文》，道是“狂名一鼓，萬口囂囂”，可見狂名之立，為世所忌，並不是什麼好事情。龔自珍的狂，是“狂來說劍”的狂，一個“說”字，即將書生的底細泄露無遺。辜鴻銘的狂，是“立異以為高”的狂，對付洋鬼子和假洋鬼子，這種不按牌理出牌的招法相當管用。黃侃的狂，是背叛禮法的狂，為此他張揚個性，逾越邊界；劉文典的狂，是自負太過的狂，猛吹牛而皮不破，堪稱一絕。梁漱溟的狂，是“一代直聲”的狂，為農民爭取位置，公然頂撞領袖，非大仁者、大勇者莫能開口。他們的狂法全然不同，內裏的精氣神則貫通如一：為了開心顏，決不摧眉折腰；敢於講人話，哪肯俯首帖耳？
王國維的七律《曉步》頸聯為：“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狂人多半有赤子之心，赤子不畏猛虎，乃是性情使然。世人側目而視，以為他們偷吃了熊心豹子膽，倒真是莫明其妙的念頭。
一個社會，倘若腥、膻、腐、惡更吃香，更走俏，狂人就勢必轉型為烈酒、胡椒和芥末，沒有他們，“佳肴”肯定難以下咽。一個地方，倘若池、塘、丘、壑更養眼，更悅目，狂人就勢必升格為江流、嶽峙和雲飛，有了他們，“美景”還能剩下多少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