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1792-1841）的《病梅館記》曾在我心頭刻下一痕磨滅不去的印象。江、浙兩地的文人墨客愛梅成癖，違背自然精神，“以曲為美”“以欹[qī，傾斜]為美”“以疏為美”，頗有點像是薜蘿村中效顰的東鄰女兒，竟以西施捧心為美。要使病態美的效果臻於極致，他們多有絕招——“斫直、刪密、鋤正”，扭曲梅的天性，不惜戕殘其生機。於是乎，龔自珍感歎道：“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作者同情病梅，更深層的意思則是同情封建時代的士子，從小到大，個個接受“思想改造”，誦讀四書五經，習染孔仁孟義，寫作八股文章；被各種禮數牢牢束縛，像是端午節的粽子；他們時時處處俯首低眉，察言觀色，生活得極不自然，極不自由，缺乏應有的個性和生趣。“天地之間，幾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龔自珍用文章詰問仍嫌意猶未盡，還要用詩歌大聲疾呼：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依龔自珍看來，當時舉國蕭條，人才奇缺，“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壟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連雞鳴狗盜之徒中都缺乏高明特殊的角色，即使偶爾有才士與才民出現，“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他們也還是沒有活路。這雖是誇張的說法，亦可見各類人才所處的環境何等惡劣，何等凶險。
龔自珍的《己亥雜詩》與《病梅館記》乃屬同一路數的作品，進步則顯而易見，由同情病梅轉為呼喚強者，由主張返璞歸真轉而讚成革故鼎新，這正好切合中、晚清自強自振的時代精神。
龔自珍為何能夠高蹈狂舞二十餘年，被譽為“文壇之飛將”？目無餘子的湖湘才子湯鵬稱讚比他大八歲的龔自珍為“海內文章伯，周南太史公”，居然低首俯心。近代牛人康有為稱讚龔自珍的文章為“清朝第一”，亦可謂心悅誠服。南社詩雄柳亞子對龔自珍更是推崇備至，視之為“三百年來第一流，飛仙劍客古無儔”。三十歲時，我才接觸《龔定庵全集類編》，他的作品和身世立刻抓住了我的心。這位被教科書稱為“具有進步思想的清朝詩文家”絕對不是英國小說家弗斯特在《小說麵麵觀》中輕視的那種“扁平人物”，他的形象不僅渾圓，而且具有立體感，個性的優劣均特別吸引時人的眼球。
龔自珍出生在杭州的詩禮簪纓之家，母親段馴是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代表作為《說文解字注》）的女兒，她愛好詩詞，撰有《綠華吟榭詩草》，得益於家學淵源，她同樣善於“以經說字，以字說經”。這樣的文化氛圍，不用講，龔自珍受惠良多。少年時，他讀《漢書·東方朔傳》，神思恍惚，若有所遇，竟自稱為“曼倩後身”（東方朔字曼倩），玩世不恭、傲視權門乃是他們骨子裏的共同點。龔自珍十三歲作《水仙花賦》，以水仙花自喻，寄托其脫俗的高雅情懷；他十五歲分韻作詩，十九歲倚聲填詞，二十三歲作《明良論》四篇，送給外公段玉裁斧正，第二篇中有“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的論斷，與明末清初學問家顧炎武在《日知錄·廉恥》一則中的論斷——“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實屬一脈相承。龔自珍自詡“少作精嚴故不磨”，段玉裁也稱許這位外孫治經讀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讚美他的行文“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銀碗盛雪，明月藏鷺，中有異境，此事東塗西抹者多，到此者少也。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沉逸，居可知矣”。這段話的大意是：“龔自珍的文章意味深長，文采斐然，可與唐代的文學家韓愈、李翱相比，就像銀碗裏裝著皓雪，明月下藏著白鷺，文中有特殊的意境。東塗西抹的作者很常見，但能達到他這種程度的作者很稀有。龔自珍二十歲就能寫出好文章，那麼他的才華極為優異，與性情深沉而飄逸，就可想而知了。”段玉裁還為自己晚年見到外孫才華橫溢而備感欣慰，他感慨道：“吾且耄，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他說的“不恨矣”就是不遺憾了。但有一點，段玉裁諄諄告誡外孫要“努力為名儒，為名臣，勿願為名士”，曾有人說：“名士者，世界至不祥物也。其為祟，小之足以害家，大之足以禍國。古今貪冒之徒，多屬一時知名之士。若揚雄、劉歆、譙周、魏收、褚淵、石崇、馮道、陶穀，皆名士也，或為篡賊之走狗，或為江湖之大盜，或為貳臣，或為穢吏，為百世所鄙棄。”段玉裁不願外孫龔自珍成為名士，就是擔心他會迷失方向，誤入歧途。
一位憂國憂民的詩人，不肯枯守書齋，皓首窮經，老死雕蟲，自然做不成名儒；一位針砭時弊的文人，傲骨錚錚，無意攀緣權貴，自然也做不成名臣；龔自珍任性使氣，不拘細行瑣德，弄得狂名遠播，他在詞中寫道，“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意思是“幹出俠客轟轟烈烈的功名，寫出文豪洋洋灑灑的篇章，都不是我今生的誌向所在”。龔自珍的誌向是什麼？是做一個我行我素的自由人，衝破羅網，放浪形骸，因此他不做名士誰還能做名士？
吳昌綬的《定庵先生年譜》大體是粗線條的，細節不多。我找來找去，也隻找到一條有趣的記載：龔自珍孩提時，隻要過了正午，聽見柔靡的簫聲就會生病，及至成年，仍舊如此，可謂應驗如神。誰也弄不明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簫、劍是文才武略的兩種象征。“劍”象征從軍報國的雄心壯誌，“簫”象征憂國憂民的哀怨幽情。這就不奇怪了，在龔自珍的詩詞中總是充滿了劍氣和簫聲，“來何洶湧須揮劍，去何纏綿可付簫”，“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詞滿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按劍因誰怒，尋簫思不堪”，“狂來說劍，怨去吹簫，兩樣銷魂味”，“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龔自珍常說其前身是一位修道未精的老和尚，莫非老和尚修道未精就聽不得簫聲？真是咄咄怪事。
《清史稿·龔鞏祚傳》對龔自珍的評價隻是一語帶過：“鞏祚（龔自珍又名鞏祚）才氣橫越，其舉動不依恒格，時近俶詭……其文字驁桀，出入諸子百家，自成學派。所至必驚眾，名聲藉藉，顧仕宦不達。”這段話的意思很明確，龔自珍的才名妨礙了他的前途。清朝到了嘉慶、道光兩朝，已開始加快腳步走下坡路，朝野官紳柔媚取容，鄉願自好。似龔自珍、魏源、湯鵬這樣的不羈之士，對世故圓滑深惡痛絕，因此矯枉過正，令人側目。
在科舉考場上，大才子落魄者多，順利者少，龔自珍也不例外。盡管文章驚海內，他卻並不擅長寫作那種“萬喙相因”（千篇一律、千人一麵、千口一聲）的八股文，若要找尋出路，謀求政治前途，又不得不“疲精神耗日力於無用之學”。龔自珍總共參加了四次鄉試，才中舉人；參加了五次會試，直到三十八歲那年，才勉強考取殿試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這個成績夠懸的了，離落第並不太遠。據《龔定庵逸事》記載：龔自珍會試時，墨卷落在王植的考房，王植認為這名考生立論詭異，於是邊讀邊笑，忍不住笑出聲來，隔房溫平叔侍郎循聲而至，檢看這份考卷後，他用斷定無疑的語氣說：“這是浙江卷，考生一定是龔定庵。他生性喜歡罵人，如果你不舉薦他，他會罵得極其難聽，天下人將歸過於你。依我看，還是將他圈中為妙。”王植心想，龔自珍名噪天下，被他指名謾罵可不是好受的，除了生前遭人戳背脊骨，說不定還會遺臭萬年，反正取舍予奪之權操持在我手中，這回就成全這位狂生算了。放榜揭曉之日，有人問龔自珍他的房師是誰。龔自珍笑道：“真正稀奇，竟是無名小卒王植。”王植聽說後，懊惱萬分，他一個勁地埋怨溫平叔：“我聽從你的建議舉薦了他，他也考中了進士，我卻仍舊免不了挨他的辱罵，我做到這樣仁至義盡，他到底還要如何？”
清代的殿試以書法為重，龔自珍的翰墨馬馬虎虎，單為這一條，他就躋入不了鼎甲、二甲之列，點不了翰林。龔自珍的官運可謂平淡無奇，四十六歲在禮部主事（從六品）任上封了頂，再也沒有任何升遷的跡象。
龔自珍恃才傲物，自我感覺一貫良好，但他對已經成名的前輩還算尊重。他在寫給秦敦夫的信中說：“士大夫多瞻仰前輩一日，則胸中長一分丘壑；長一分丘壑，去一分鄙陋。”二十六歲時，他把諷世罵人的文章結集為《佇泣亭文》，恭恭敬敬送給當時的著名學者王芑孫過目，說是請教，實則是等著對方極口讚譽。可是事與願違，王芑孫的批評雖然委婉，卻並不客氣：“……至於集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他還對症下藥：“不宜立異自高。凡立異未能有異，自高未有能高於人者。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時忤，足下將持是安歸乎？足下病一世人樂為鄉願，夫鄉願不可為，怪魁亦不可為也。鄉願猶足以自存，怪魁將何所自處……竊謂士亦修身慎言，遠罪寡過而已，文之佳惡，何關得失，無足深論，此即足下自治性情之說也。唯願足下循循為庸言之謹，抑其誌於東方尚同之學，則養身養德養福之源，皆在乎此。雖馬或蹄齧而千裏，士或跅馳而濟用，然今足下有父兄在職，家門鼎盛，任重道遠，豈宜以跅馳自命者乎？況讀書力行，原不在乎高談。海內高談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顛沛以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驚世駭俗，已不為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鑒戒，而又縱心以駕於仲瞿、子居之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