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袁世凱的皇帝迷夢被蔡鍔的遠射踢爆，退位後不久，一命嗚呼。他活著時，老百姓難獲生人之趣，他死了，北京城仍要禁戲三天，娛樂場所悉數關門歇業。辜鴻銘不理會這道官方禁令，他將戲班子接至家中，照舊開演。警察登門幹涉，他白眼告知：袁某某是忌日，我可是生日，這戲不演不行。警察也知道辜瘋子的厲害，跟他不可較真，於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聽之任之。
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大，以“兼容並包”為辦學宗旨，延聘辜鴻銘為北大英文門教授。蔡元培的理由是：“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位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
據翻譯家李季在自傳《我的生平》中揭秘，辜鴻銘到北大任教，實有一個小波折。1916年，李季所在的英文班專任英文教師是C先生，這位登徒子學問不弱，但常以妓院為家，就沒好好地教過書，英文班的同學深致不滿，強烈要求剛接掌北大的蔡元培校長辭退C先生，改聘辜鴻銘來給他們上英文課。為達成這一願望，他們罷課數星期。李季筆歌墨舞地寫道：“自C去而辮子先生來，我們不啻‘撥開雲霧見青天’。”名師出高徒，李季用文言文翻譯辜鴻銘的英文社論，就恰成雙璧，得到了“辮子先生”的首肯，傳為佳話。辜鴻銘是天字第一號的保皇黨，他時刻以前清部郎自居，腦後拖著灰白小辮，在北大激昂亢進的氛圍中來去招搖，保持鮮明的個人姿態。他反對女生上英文課，反對新文化運動，確實是當年一道奇異的景觀。“辮帥”張勳複辟時，辜鴻銘在外交方麵竭盡綿薄之力，梁敦彥薦他做外務部侍郎，據說張勳期期以為不可，理由是“辜鴻銘太新了”，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談。好在那幕複辟鬧劇隻折騰了十多天就草草收場了，倘若再鬧下去，保不定還會鬧出更多更大的笑話。
辜鴻銘對其日本籍夫人吉田貞子珍愛有加，由於愛屋及烏，他特別欣賞近代日本的政教和文化，他曾說：“有人納悶處於孤島之上的日本怎麼會崛起為東方的強國。其主要原因就在於日本生下了許多我妻子那般賢淑的女子——她們像崇高的古羅馬母親一樣偉大。”1924年，他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之邀，去東瀛巡回講學（主題是“東方文化”），待了幾年，並不如意。“東北大王”張作霖一度想聘請辜鴻銘為政治顧問，兩人見了麵，晤談過幾回，張作霖覺得貨不對版，辜鴻銘也對張作霖觀感不佳。他跟日本朋友薩摩維次談及那次東北之行，僅僅一語帶過：“張作霖隻不過是個馬賊，他哪裏懂得政治與文明。”
1928年，軍閥張宗昌欲委任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氏未置可否，即於4月30日下午逝世於北京寓所中，享年七十二歲。辜鴻銘曾對近鄰和好友淩福彭（現代女作家淩叔華的父親）說：他想刻一枚圖章，同康有為的“周遊三十六國”比一比，看誰的棒！他要印上自己的履曆——“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辜鴻銘年輕時在武昌娶日本少女吉田貞子為妻（一說為妾），勉強算得上婚在東洋。可見他童心未泯，骨子裏是好勝的，他不肯讓康有為專善獨美。還有一事也可見出辜鴻銘的好強，他自誇能夠背誦彌爾頓的代表作、數千行的長詩《失樂園》，好友梁崧生抵死不肯相信，他就當場表演，拿出一本英文原著，請淩叔華的堂兄作證，把《失樂園》背得流水滔滔，原原本本，一字不錯，硬是堵住了梁崧生的嘴，使對方不服氣不行。
在北大當教授，辜鴻銘並沒有把本分之中的傳道授業解惑當回事，他第一堂課要學生將講義翻到page one（第一頁），等到最後一堂課他還是要學生將講義翻到page one。授課時間全在嬉笑怒罵中過去，但他的嬉笑怒罵全是學問。辜氏的課上座率極高，並不遜色於胡適。社會活動家袁振英（1894-1979）在1915年至1918年間是辜鴻銘的受業弟子，他寫過《記辜鴻銘先生》等多篇回憶文章，辜氏的頑固態度他並不恭維，但辜氏熱愛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超凡功力無人能及，高深的外文修養也足以俯視一世，袁振英極表佩服，他還特別認可辜氏詼諧有趣的教學方法，“學生也很喜歡”，“樂而忘倦”，辜氏“也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因為北大在五四運動以前，還有許多學生反對新思潮的”。以怪論聳人聽聞，以嘲罵語驚四座，以詭辯獨擅勝場，眼瞧著那些青年聽眾兩眼放光，舌撟[jiǎo，翹起]不下，被牽著鼻子走，這才是辜鴻銘樂此不疲的賞心快事。又有誰比北大的學生更合適做他的聽眾？要領會他的幽默諷刺，必須有點悟性。胡適初至北大任教時，辜鴻銘根本沒把這位二十七歲的留美博士放在眼裏，他批評胡適講的是美國中下層的英語，與高雅不沾邊，胡適“以為中國簡直沒有文明可言”的虛無論調，也令老爺子大光其火。胡適開哲學課，更讓辜鴻銘笑掉大牙，他指出，歐洲古代哲學以希臘為主，近代哲學以德國為主，胡適不會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學豈不是騙小孩子。
1915年9月初，代理校長胡仁源致完簡短的開幕詞，餘下的時間就被辜鴻銘牢牢地攫在手中，盡興地謾罵當時的政府和社會上的新生事物。他說，現在做官的人，都是為了保持他們的飯碗。他們的飯碗可跟咱們的飯碗不一樣，他們的飯碗很大，裏邊可以裝汽車，裝洋房，裝姨太太。又說，現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們所用的名詞就站不住腳，譬如“改良”一詞吧，以前的人都說“從良”，沒有說“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還改個什麼勁？莫非要改“良”為“娼”？他這樣講了一個多鍾頭，許多人盡管不同意他的觀點，但聽得津津有味，蓋因辜鴻銘的胡言亂語極為詼諧。
有一次，他向學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擁護君主製度，中國社會大亂，時局不寧，主要原因是沒有君主。他舉出一個小小的例子，以證明此言不虛：比如講法律吧，你要講“法律”（說時小聲），沒有人害怕；你要講“王法”（大聲，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個“王”字就絕對不行。說到王法，還有一個笑話，辜鴻銘討了一位中國太太，還討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們對他很好，但有時也會聯手對付這位古怪老頭，因此辜鴻銘多少有點懼內，別人抓住這個題材調侃他時，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還有王法麼？”
四、憤世嫉俗罵強梁
辜鴻銘在西方獲得赫赫之名，多半由於他那機智有餘、火花四濺、酣暢淋漓的英文實在太出色，他那專搔癢處、專捏痛處、專罵醜處的文化觀點實在太精彩，令歐洲學者為之心折，敬佩有加。羅家倫說，“善於運用中國的觀點來批評西洋的社會和文化，能夠搔著人家的癢處，這是辜先生能夠得到西洋文藝界讚美佩服的一個理由”，這算是說到了點子上。辜鴻銘在中國獲得盛名，則是由於他怪誕不經的言行實在太離譜，他桀驁不馴的態度實在太刺目，“他的靈魂中沒有和藹，隻有烈酒般的諷刺”，令中國人的胃口吃不消，眼睛也受不了。他對玩弄以詭辯與謬論“震驚白種或黃種庸人”的遊戲樂此不疲，歐洲人能夠欣賞他大言不慚、狂狷不遜、立異為高的表演，而中國人則全然不懂得該如何欣賞其中的妙趣。東方人的文化性格過於內斂，東方人的文化土壤從來就不肯容納異端和叛逆。西方人視之為稀罕的天才，東方人卻視之為少見的怪物，這就是根本原因所在。其實，我們隻要逾越中國人千百年來自設的重重樊籬，把辜鴻銘簡單地視為一個極端有趣（低級趣味和高級趣味兼而有之）並具備一流才智的人，就能夠從他自覺和不自覺的喜劇表演中清醒地觀察到、深刻地認識到中國人的可愛處和可惡處，以及中國文化的可尊處和可卑處。然而問題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樣蔑視西方的價值觀念，他到底是僅僅表現一種東方人的文化姿態，還是確實出於內心的真誠？這始終是一個謎。辜鴻銘太擅長表演了，因此他的言行具有極大的遮蔽力和欺騙性，在一團駁雜的光影中，觀眾往往莫辨其虛實。
當年，歐美人在中國簡直就如同洋菩薩，到處受到尊敬，辜鴻銘卻對這種崇洋媚外的現象十分反感，他決定不失時機地羞辱白人，以證明中國人才是真正優越的代表。有一次，他在電影院看電影，想點著一支一尺長的煙鬥，但火柴已經用完。當他認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觀眾是一位蘇格蘭人時，他就用煙鬥和蓄有長指甲的手指輕輕敲擊蘇格蘭人的那顆光頭，一副傲形於色的樣子，以不容拒絕的口氣說：“請點著它！”那個蘇格蘭人被嚇壞了，以為撞見了邪煞，遭遇了中國黑道上的老大。蘇格蘭人自忖開罪不起，隻得乖乖地搗出火柴，抖抖索索地點著辜鴻銘的煙鍋。辜氏深吸一口，吐出一團煙霧，同時也吐出了心頭積鬱的那口鳥氣。辜鴻銘在洋人麵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幽默。
某天，辜鴻銘在北京椿樹胡同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麵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鴻銘辯才無礙，他既能在西洋人麵前穩操勝算，也能在東洋人麵前棋高一著，即便他麵對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樣的高段位選手，他也能贏。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居停期間，他與張之洞有過接觸，作為見麵禮，辜鴻銘將剛出版不久的英文譯本《論語》送給伊藤。伊藤早有耳聞——辜氏是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20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20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的。”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隻好微笑頷首。辜鴻銘殊非當時一些萎靡不振的士大夫所可比擬，他生平喜歡痛罵洋人，反以此見重於洋人，不為別的，就為他罵得鞭辟入裏，罵在要穴和命門上。洋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到了癡迷的地步。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學者講演曆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隻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要二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的諷刺鋒芒，並非專門針對外國人，有時也會“槍口”對內。他在《張文襄幕府紀聞》一書中講了許多笑話，令人噴飯。其中一則原文如下：“昔有人與客談及近日中國派王大臣出洋考究憲政。客曰：‘當年新嘉坡（新加坡）有一俗所謂土財主者，家資巨萬，年老無子，膝下隻一及笄女兒，因思求一快婿入贅作半子，聊以自慰。’又自恨目不識丁，故必欲得一真讀書、宋玉其貌之人而後可。適有一閩人，少年美風姿，因家貧往新嘉坡覓生計，借寓其鄉人某行主之行中。土財主時往某行，見美少年終日危坐看書，竊屬意焉。問某行主，知是其裏人欲謀事者，遂托某行主執柯。事成，美少年即入贅做土財主家嬌客。入門後無幾何，土財主召美少年曰：‘從此若可將我家一切賬目管理，我亦無須再用管賬先生。’美少年赧然良久，始答曰：‘我不識字！’土財主駭問曰：‘曩何以見若手不釋卷終日看書耶？’少年答曰：‘我非看書，我看書中之畫耳！’噫，今之王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亦可謂之出洋看洋畫耳！”辜鴻銘諷刺清廷派親王和大臣去歐美各國考察憲政，不是以“走馬觀花”四字去籠統批評，而是講個土財主覓個文盲婿的笑話，以“出洋看洋畫”五字去冷嘲熱諷，令人噴飯之餘，對於現實的觀照更為清醒。
生逢亂世，很少有人像辜鴻銘那樣憤世嫉俗，推倒一世雄傑，罵遍天下強梁，他性喜臧否人物，出語尖酸刻薄，不賞臉，不留情。慈禧太後去世後四年，辜鴻銘寫過一篇《慈禧的品行、趣味和愛好》的文章，讚揚慈禧太後“胸懷博大，氣量寬宏，心靈高尚”，“是一位趣味高雅、無可挑剔的人”。但這並不表明，他對慈禧太後就沒有微詞。鄂中萬壽節時，湖廣總督府大排宴席，燃放鞭炮，唱新編愛國歌。辜鴻銘對同僚梁星海說，有愛國歌，豈可無愛民歌？梁星海便慫恿他試編一首。辜鴻銘有捷才，稍一沉吟，便得四句，他朗誦道：“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話音剛落，滿座為之嘩然。辜鴻銘對晚清的中興人物，如曾國藩、李鴻章，亦頗有微詞。他認為曾是大臣，李是功臣，曾之病在陋（孤陋寡聞），李之病在固（凡事無所變更）。他還拿張之洞與端方作比較，結論是：“張文襄學問有餘，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為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為真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