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人物中，辜鴻銘最看不起袁世凱，因此後者挨罵的次數最多，也最為不堪。1907年，張之洞與袁世凱由封疆外任同入軍機，辜鴻銘隨喜，也做了外務部的員外郎。有一次，袁世凱對駐京德國公使說：“張中堂（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辦事的。”言下之意是，他處理公務無須學問幫襯。辜氏聽人轉述此話，忍俊不禁，立刻以戲謔的語氣嘲笑袁世凱不學無術，他說：“當然，這要看所辦的是什麼事，如果是老媽子倒馬桶，自然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還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到的。”當時，有一種說法眾人皆知：洋人孰貴孰賤，一到中國就可判別，貴種的洋人在中國多年，身材不會走形變樣，賤種的洋人則貪圖便宜，大快朵頤，不用多久，就會腦滿腸肥。辜鴻銘借題發揮，用這個說法痛罵袁世凱：“餘謂袁世凱甲午以前，本鄉曲一窮措無賴也，未幾暴發富貴，身至北洋大臣，於是營造洋樓，廣置姬妾，及解職鄉居，又複購甲第，置園囿，窮奢極欲，擅人生之樂事，與西人之賤種到中國放量咀嚼者無少異。莊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人謂袁世凱為豪傑，吾以是知袁世凱為賤種也！”他還罵袁世凱寡廉鮮恥，連盜蹠賊徒都不如，直罵得袁世凱一無是處。
1919年，張勳六十五歲生日，辜鴻銘送給這位屍居餘氣的“辮帥”一副賀壽聯，上聯為“荷盡已無擎雨蓋”，下聯為“菊殘猶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滅亡了，那頂官帽已經全無著落，但還留下一條好端端的辮子，足可笑傲於這個寒光閃閃的時代。撇開這副對聯的精神內涵不談，借喻確實極為貼切生動。辜鴻銘用蘇東坡《贈劉景文》一詩中的名句做壽聯，與其說是誇讚張勳的遺老骨氣，還不如說他是別有深意，純然作為自我表彰。畢竟張勳帶頭上演過複辟鬧劇，他那條辮子已經臭名昭著，而辜鴻銘的辮子，大家無論是否情願，確實承認它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符號意義，當新文化運動蓬蓬勃勃之際，稱它為“傲霜枝”，雖有點滑稽，但還不算是比擬失倫。
詼諧的人很可能嚴肅，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鴻銘生平最看不慣官場裏的蠅營狗苟。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係軍閥當權時，頒布了新的國會選舉法，其中一部分參議員須由中央通儒院票選，凡國立大學教授，或在國外大學得過學位的，都有選舉權。於是，像辜鴻銘這類聞名遐邇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餑餑。有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陳博士到辜家買票，辜鴻銘毫不客氣，開價五百元，當時的市價是二百塊。小政客隻肯加到三百。辜鴻銘優惠一點，降至四百，少一毛錢不行，必須先付現金，不收支票。小政客還想討價還價，辜鴻銘大吼一聲，叫他滾出去。到了選舉的前一天，辜鴻銘果然收到四百塊光洋和選舉入場證，來人再三叮囑他明日務必到場。等送錢的人前腳離開，辜鴻銘後腳就邁出大門，他趕坐下午的快車前往天津，把四百塊錢悉數報銷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兩天後，他才盡興而歸。陳博士早就氣歪了嘴巴，他趕到辜家，大罵辜氏輕諾寡信。辜鴻銘二話不說，順手抄起一根粗木棍，指著這位留學生小政客，厲聲斥責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幾個臭錢來收買我！你也配講信義！你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不要再上我這裏來！”陳博士理屈詞窮，又懾於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隻好抱頭鼠竄，逃之夭夭。當時，中國的國會議員被稱為“豬仔議員”，實由賄賂公行造成。辜鴻銘用賄款去吃花酒，殺“豬”殺得風流快活，堪稱一絕。
在京城的一次宴會上，座中都是一些社會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國記者逮住這個空當采訪辜鴻銘，所提的問題相當刁鑽：“中國國內政局如此紛亂，有什麼法子可以補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開出一劑猛藥：“有，法子很簡單，把現在所有在座的這些政客和官僚，統統拉出去槍斃掉，中國政局就會安定些！”想想看，他這話往報紙上一登，還能不炸鍋？還能不招致各路強梁的忌恨？
五、天生反骨
辜鴻銘經常將孟子的那句名言掛在嘴邊，“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矣”，他雄辯滔滔，亦詭辯滔滔，其雄辯與詭辯如山洪暴發，勢不可扼，難以阻截，當之者莫不披靡，不遭滅頂之災不得解脫，英國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都曾領教過他的厲害。有一次，辜鴻銘在宴席上大放厥詞：“恨不能殺二人以謝天下！”有客問他二人是誰，他回答道：“是嚴複和林紓。”嚴、林二人均在同席，嚴複涵養好，對辜鴻銘的挑釁置若罔聞，林紓則是個爆脾氣，當即質問辜氏何出此言。辜鴻銘振振有詞，拍桌叫道：“自嚴複譯出《天演論》，國人隻知物競天擇，而不知有公理，於是兵連禍結。自從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莘莘學子就隻知男歡女悅，而不知有禮義，於是人欲橫流。以學說敗壞天下的不是嚴、林又是誰？”聽者為之麵麵相覷，林紓被頂上南牆，無從置辯。王森然在《辜鴻銘先生評傳》中如是評論傳主：“其為人極剛愎，天生叛徒，一生專度與人對抗之生活，眾所是則非之，眾所喜則惡之，眾所崇信則藐視之，眾所反對則擁護之。隻得到與人不同之處，便足快樂與驕傲矣。林語堂謂：‘辜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罵。若曾借他錢，救他窮困，則尤非旦夕待其批頰不可，蓋不如此，不足以見其倔強也。’”
盡管辜鴻銘與其日本夫人和中國夫人相處得很和諧，在家裏也不像普遍的中國男人那樣喜歡頤指氣使，作威作福，但他腦子裏並沒有女權的影子，他對女性的輕視往往出之以笑談。譬如他用拆字法將“妾”字解釋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他曾將此說告訴兩位美國女子，對方立刻加以駁斥：“豈有此理！照你這麼說，女子倦時又何嚐不可將男子作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們甚為得意，以為這樣子就可輕易駁倒辜鴻銘，使他理屈詞窮，啞口無言，她們太低估自己的對手了。辜鴻銘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鐧，這也是他被人傳播得最廣的一條幽默：“你們見過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可曾見過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與此說相類同，他還在北京大飯店的宴會上戲弄過一位英籍貴婦。那位貴婦跟他搭訕：“聽說你一向主張男人可以置妾，照理來說，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搖其尖尖的腦袋瓜，連聲否定：“不行不行！論情不合，說理不通，對事有悖，於法不容！”那位英籍貴婦正要提出質詢，辜氏又反問道：“夫人代步是用黃包車？還是用汽車？”她據實相告：“用汽車。”辜氏於是不慌不忙地說：“汽車有四個輪胎，府上備有幾副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貴婦頓時敗下陣來，麵紅耳赤，嗒然若喪。
辜鴻銘曾針對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愛衛生、喜歡隨地吐痰、很少洗澡的說法反駁道：這正是中國人重精神勝過重物質的表現。實在是強詞奪理，隻能當作笑話去聽。但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辜鴻銘極其欣賞三寸金蓮，他娶的中國夫人，裙下雙鈞尖如玉筍，蓮步跚跚，綽約多姿，仿佛淩波仙子。他將小腳之妙總結為七字訣，流播士林，成為定論。他說：“小腳女士，神秘美妙，講究的是瘦、小、尖、彎、香、軟、正七字訣。婦人肉香，腳唯一也，前代纏足，實非虐政。”他還說：“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風味，差堪比擬。”辜氏有嗜臭奇癖，常常捧著夫人的三寸金蓮捏捏嗅嗅，頃刻之間即如服下興奮劑，簡直應驗如神，於是靈感驟至，文思泉湧，下筆千言，倚馬可待。辜氏喜歡巡遊北裏，逛八大胡同，其意不在選色征歌，而是專找小腳的妓女下單。他常說：三寸金蓮乃中國女性的特有之美，中國婦人小腳之臭味，較諸法國巴黎香水，其味尤醇，能使人神清氣爽，心曠神怡。康有為曾送給辜鴻銘一條“知足常樂”的橫幅，辜鴻銘笑納之後說：“康有為深知我心！”若讓一位強悍的西方女權主義者聽到他這些謬論，必定踹其襠，唾其麵，批其頰。辜氏運氣好，他遊曆多國，喋喋不休，居然沒有遇到過一位凶巴巴的鐵娘子，不用口舌，專用拳腳，使他望風而逃。
20世紀30年代，北京大學英文教授溫源寧作文《一個有思想的俗人》，嚐言：“在生前，辜鴻銘已經成了傳奇人物；逝世之後，恐怕有可能化為神話人物了。其實，他那個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見的那許多人並非大不相同，他隻是一個天生的叛逆人物罷了。”這也許算得上是一針見血之言。辜鴻銘刻意追求與眾不同，大凡別人讚成的，他就反對；別人崇拜的，他就蔑視。時興剪辮子時，他偏要留辮子；流行共和主義時，他偏要提倡君主主義。由於他才智出眾，凡事都能讜言嘉論，自圓其說，也就不會穿幫。有人罵他為“腐儒”，有人讚他為“醇儒”，其實都不對，他隻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辜鴻銘的小腦袋中裝滿了中國的孔孟老莊和歐洲的歌德、伏爾泰、阿諾德、羅斯金……仿佛一座大英博物院的圖書館，隨便抽出幾冊黃卷來抖一抖，就能抖人一身知識的灰塵。歐美名校共頒贈給他十餘個榮譽博士頭銜，這個數目僅次於胡適。他恃智玩世，恃勇罵世，恃才傲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至死仍我行我素，不投機，不曲意，不媚俗，以不變應萬變。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如此牢固不拔，行之終身而不懈，舉世能有幾人？在中國官商士民被洋鬼子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年月，隻有他能捅出幾個氣孔，給洋人和洋奴一點顏色瞧瞧，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績。有人說：“庚子賠款以後，若沒有一個辜鴻銘支撐國家門麵，西方人會把中國人看成連鼻子都不會有的。”辜鴻銘、陳友仁被西方人評為近代中國兩位最有洋氣最有脾氣也最有骨氣的人，辜在思想上，陳在在政治外交上，最善於大言不慚，為中國爭麵子。有了辜鴻銘，亂世因而添出一份意外的美麗，這是無疑的。辜鴻銘對中國的道德文化具有堅深的信仰，自視為“衛道之幹城，警世之木鐸”，他生平最痛恨中國人吐棄舊學，蔑視國俗，可惜他悲天憫人的善意無誰心領，他洞察古見的睿識無誰神會，一肚皮的不合時宜唯有出之以嬉笑怒罵之言，傷時罵坐之語，因此被人視為“怪物”，貶為“狂徒”，譏為“徹頭徹尾開倒車的人”，徒然弄出許多紛擾。林語堂在《八十老翁心中的辜鴻銘》一文中由衷地讚美道：“辜鴻銘是一塊硬肉，不是軟弱的胃所能吸收。對於西方人，他的作品像是充滿硬刺的豪豬。但他有深度及卓識，這使人寬恕他許多過失，因為真正有卓識的人是很少的。”應該承認，林語堂對辜鴻銘的推崇不是沒有道理的。
此外，我們還應該記住以下幾條評價，須知，這些對辜鴻銘俯首折服的人物都不是肯輕易去誇讚誰誰誰的：
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蘇曼殊）
愚以為中國二千五百餘年文化所鍾出一辜鴻銘先生，已足以揚眉吐氣於20世紀之世界。（李大釗）
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於外人，又鑒於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於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吳宓）
辜鴻銘死了，能寫中國詩的歐洲人卻還沒有出生！（白特夫人）
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向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張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