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數日，梁漱溟未能頂住外界施加的強大壓力，向全國政協作出了檢討。他將自己的錯誤歸結為“目空一切”，將此前的頂牛行為定性為“達到頂峰的荒唐錯誤”，他承認自己是“偽君子”，“階級立場不對”，為了表明他絕對不反黨的心跡，他願意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梁漱溟居然也變得能屈能伸了，是本意還是違心？沒人知道。但這回他的良心自由受到了實實在在的傷害，則是無疑的。
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梁漱溟曾標揭人類麵臨的三大問題，依序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看似簡單，終竟解決了它們的人卻極為罕見。梁漱溟是否解決了這三個問題？我看未必，但他一直在尋求解決之道，這就很不容易了。
“文革”期間，梁漱溟寫過一首《詠“臭老九”》，將知識分子的屈辱感表露無遺，一度口口相傳：“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猶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專政全憑知識無，反動皆因文化有。假若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滿街走。”他受到了狂濤惡浪的衝擊，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書籍、信件、字畫被焚，手稿被沒收，如此慘境，他仍然頑強地活下來。更難能可貴的是，在資料全無的情況下，梁漱溟寫成了學術著作《儒佛異同論》和《東方學術概觀》。誰說“文革”期間隻有兩部學術著作（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和章士釗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識形態的要求，但它們的學術價值比那兩部官方認可的“傑作”要高明得太多。
喜歡出風頭的人，永遠都有風頭可出；喜歡冒風險的人，也永遠有風險可冒。“批林批孔”運動一起，梁漱溟就認為林彪與孔子既不當門又不對戶，風馬牛不相及，將他們捆綁在一起加以批判實在太荒唐。北大教授馮友蘭曲學阿世，奉旨撰文，鐵掌批孔，大出風頭，尤其令梁漱溟氣憤難平，他寫信給這位昔日的弟子，聲明與之絕交。當時全中國隻有兩個人不肯批孔，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是吳宓。梁漱溟認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華，不能一概抹殺。至於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沒有人格。這家夥假扮馬克思主義者，編語錄，唱讚歌，說假話，既無思想，也無路線，隻是一門心思想奪權。將他與孔子強行牽扯，甚至相提並論，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騙了毛主席，毛主席錯認了林彪，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當年，誰會像梁漱溟這樣直來直去地說話？他居然認為毛澤東養虎貽患，難辭其咎。這還得了！批判會不斷升級，從1974年3月到9月，曆時半年，大會小會一百餘次，火力夠猛夠烈，竟然轟不垮這位八十一歲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議。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鬥會上調侃道：“給我貼大字報，自是應有之舉；會上同人責斥我駁斥我，全是理所當然。這種駁斥、責斥，與其少不如多，與其輕不如重。如果平淡輕鬆，則不帶勁，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運動快要結束時，有人問他對批鬥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聲回答道：“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匹夫’就是獨自一個，無權無勢。他的最後一著隻是堅信自己的‘誌’。什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誌’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掉，也沒辦法奪掉！”這話差點沒把那人當場噎死。
梁漱溟最後一次挨批判，則是在打倒“四人幫”之後。1978年2月，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同時在北京開會，會議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製定新憲法。在政協會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經驗是，憲法在中國，常常是一紙空文，治理國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話是有根據的。就說最近十年吧，毛主席為了解決劉少奇的問題，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如果按黨章，劉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須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才能解決問題；如果按憲法，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必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來解決。毛主席沒有那麼做，內在的原因據說是劉少奇並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黨內的上層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黨員和人民群眾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慮到首先在黨內高層開會就會遇到麻煩，弄不好就會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繞了個大彎子，直接從下邊開始，把熱情有餘的娃娃們鼓動起來，發動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國無寧日。結果被衝擊的就不單是劉少奇，還有許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攤子！而不是常說的‘一小撮’。毛主席的這種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憲法也限製不了他的所作所為。我還想過，為什麼毛主席能這麼做，而且暢通無阻，一呼百應，反對者甚少呢？我覺得有兩方麵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說他締造了黨，締造了國家，他的權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製地發揮了自己的這種權威，於是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從人變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於中國的曆史，20世紀以前不用說，本世紀以來雖曾有過各種紙上的憲法，但從總體看都沒有真正施行過。法統、法製、法治，種種法的觀念從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對於人治，卻是多年來所習慣的……中國由人治漸漸入於法治，現在是個轉折點，今後要逐漸依靠憲法和法製的權威，以法治國，這是曆史發展的趨勢，中國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劈劈啪啪落在了梁漱溟頭上，“攻擊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誣蔑英明領袖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畢竟今時不同往日，批判隻是裝個樣子，誰也不再認真，火力之弱形同撓癢。後來，事實證明，梁漱溟的話講得對，他的預見也在逐漸成為現實。
漢代民謠曰：“直如弦，死道邊；彎如鉤，反封侯。”直言者從來就很難有好果子吃。一個人豁出性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單有道德勇氣是遠遠不夠的，他必定還得有一種信念作為後盾：天地間有一個我，天地間就多一份正氣，浩然正氣是不可磨滅的，它與日月星辰相輝耀，與宇宙天地相始終。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軟弱，缺乏獨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為胸中沒有養成這股滂沛的浩然之氣。梁漱溟寫過一副贈友兼自箴的對聯，“無我為大，有本不窮”，他的勇氣和信心皆源於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薩心腸，是現世中“觀之儼然，即之也溫”的君子儒。美國高官馬歇爾和司徒雷登尊稱他為“中國的甘地”，也不算太誇張。
1985年11月21日，馮友蘭的女兒宗璞打電話邀請梁漱溟出席父親九十歲壽宴，梁漱溟明確表示拒絕，當天他寫了一封無上款的信給馮友蘭：“尊處電話邀晤……我卻斷然拒絕者，實以足下曾諂媚江青……如承枉駕來我家，自當以禮接待交談，傾吐衷懷”。12月6日，馮友蘭回複梁漱溟：
十一月二十一日來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鬆堂自序》，回憶錄之類也。如蒙閱覽，觀過知仁，有所諒解，則當趨謁，麵聆教益，歡若平生，乃可貴耳。若心無諒解，胸有芥蒂，雖能以禮相待，亦覺意味索然，複何貴乎？來書竟無上款，窺其意，蓋不欲有所稱謂也。相待以禮，複如是乎？疾惡如仇之心有餘，與人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豈其然乎？譬猶嗟來之食，雖曰招致，意實拒之千裏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詩人誠概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於左右，來書直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故亦不自隱其胸臆耳。實欲有一歡若平生之會，以為彼此暮年之一樂。區區之意，如此而已，言不盡意。
12月24日，馮友蘭在女兒宗璞陪同下前往木樨地拜訪梁漱溟，兩位耄耋老人暢談“菩提”“涅槃”。宗璞童言無忌，她強調說明，梁漱溟信中指責父親“諂媚江青”是不問事實的主觀妄斷，這種態度很要不得，事實上，“父親和江青的一切聯係，都是當時組織上安排的。‘組織上’三字的分量，量您是清楚的。江青處處代表毛主席，是誰給她這種身份、權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來時院中一片歡呼‘毛主席萬歲’，是誰讓青年們這樣喊的？居心叵測的女人和小人君臨十億人民的原因，現在都逐漸清楚了。父親那時的詩文隻與毛主席有關，而無別人！可以責備他太相信毛主席和共產黨，卻不能責備他諂媚江青。我們習慣於責備某個人，為什麼不研究一下中國知識分子所處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後的地位……最根本的是，知識分子是改造對象！中國知識分子既無獨立的地位，更無獨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話不投機半句多，馮友蘭父女起身告辭，梁漱溟以親切的語氣問宗璞：“你母親可好？代我問候。”這再次觸到了宗璞的內心痛點，她回稟道：“母親已於1977年10月去世，當時大家都在‘四人幫’倒台的歡樂聲中，而我母親因父親又被批判，醫療草率，心緒惡劣，是在萬般牽掛中去世的。”對此，梁漱溟為之喟然，他將自己的新著《人心與人生》贈給馮友蘭。梁、馮二老的這次（也是末次）相會顯然算不上“一歡若平生之會”。蔡仲德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隻紀實，不作評，其中氣息則不難聞見。
馮友蘭一度被梁漱溟踢出門牆，後雖獲諒，心頭的嫌隙總未百分之百地消除（汪東林的《梁漱溟問答錄》是明證），但他對老師由衷敬佩。1988年，梁漱溟逝世後，馮友蘭以九十三歲高齡撰寫紀念文章，稱讚梁漱溟：“鉤玄決疑，百年盡瘁，以發揚儒學為己任；廷爭麵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夫而執言。”這一評價堪稱準確恰當，理應萬世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