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她結婚十多年，
我不認識她，
她也不認識我。
正因為我不認識她，
她不認識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時間思索，
多一些時間工作。
現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處在這樣的國家，這樣的社會，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時間思索，
更多一些時間工作。
黃氏說梁漱溟心腸硬如鐵石，這無疑是最好的自供狀，不算冤枉了他。此時梁漱溟年屆不惑，已經勘破生死。鰥居十年後，梁漱溟方才續弦，陳淑芬成為了梁家的女主人。婚宴上，一向拘謹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發少年狂，擺開功架，唱了一出《落馬湖》，令眾賓客捧腹大笑。陳淑芬是北京師範大學的畢業生，比梁漱溟小三歲，性情溫和，修養到家，她不僅使梁漱溟擁有安樂的後院，還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濃厚的暖色調，有了輕鬆愉快的一麵。
梁漱溟的性格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的幽默感並不發達，但他千真萬確說過一句詼諧有趣的話：“我始終不是學問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想了許久，我是什麼人？我大概是問題中人！”梁漱溟從來都認為自己隻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他的自述中有這樣的解釋：“我實在沒有旁的，我隻是好發生問題——尤其易從實際人事感觸上發生問題。有問題，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見；有主見，就從而有行動發出來。外人看我像是談學問，其實我不過好用心思來解決我的問題而已，誌不在學問也。”及至晚年，梁漱溟接受美國學者艾愷的訪談，還特意強調了這一點：“我不夠一個學問家，為什麼？因為講中國的老學問，得從中國的文字學入手，可中國的文字學我完全沒有用功，所以中國學問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麵就是近代科學，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國學問也不行。從這兩方麵說，我完全不夠一個學問家。我所見長的一麵，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稱我是一個思想家，我倒不推辭，不謙讓。思想家與學問家不同。學問家是知道的東西多，吸收的東西多，裏邊當然也有創造，沒有創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於學問家，就是雖然他也知道許多東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識，他也沒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創造多於吸收。所以我承認我是思想家，不是學問家。”
梁漱溟既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親力親為的實踐家，他長期主張教育救國，從最基礎的教育入手，為此他不惜辭掉北大教職，去山東荷澤擔任中學校長。他致力於鄉村建設，實行社會改造，在鄒平縣成立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識分子與鄉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質，發展鄉村經濟，改變鄉土中國的落後麵貌。梁漱溟身邊常有一些弟子追隨，他仿照宋明講學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眾人，或默坐，或清談，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這樣的集會稱為“朝會”。梁漱溟在朝會上的發言，後來被弟子們輯為《朝話》一書，頗似孔子的《論語》。梁漱溟的“朝話”通常是點到為止，以精警取勝，譬如這一句：“在人生的時間線上須臾不可放鬆的，就是如何對付自己。如果對於自己沒有辦法，對於一切事情也就沒有辦法。”
由於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棄，偌大的中國居然沒有地方能放下一張寧靜的書桌，梁漱溟別無選擇，毅然決然投入政治洪流。他曾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的自序中說：“……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動，並耽玩於政治、經濟、曆史、社會文化諸學。然一旦於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複以學問為事。”抗戰期間，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懸於一線，許多知識分子都走出書齋，服務於國家。胡適一向遠離政壇，喜歡扮演政府的批評者角色，此時也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見於亂兵為禍之慘烈，即寫過《吾曹不出如蒼生何》一文，他是有參政意識的人，此時不參政更待何時？但有一點他撇得很清——隻站在中間立場，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親共，也不與國民黨沆瀣一氣。
1932年，在南京的總統官邸，梁漱溟初次見到蔣介石，印象很糟。談話時，蔣介石拿個小本子，時不時記上幾筆，一副不恥下問的樣子，貌似謙虛，其實做作。南京政府遷至重慶後，梁漱溟身為參政員，與蔣的交道增多，他發現蔣介石剛愎自用，根本聽不進不同的意見，更別說不同的政見，有時候甚至怒形於色，令人極其難堪，下不來台。1942年12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宣告成立，梁漱溟出任秘書長和機關報《光明報》社長，從此蔣介石對梁漱溟的態度發生轉變，見麵時不再稱他為“漱溟兄”，改稱“梁先生”。及至國共和談期間，梁漱溟奔走於兩黨之間，他對蔣介石的種種做法（比如躲在廬山不見談判代表，讓調停人馬歇爾九上九下）更加不滿。
三、天生的反對派
梁漱溟在北大哲學係任講師時，常與楊懷中教授切磋學問，每次到楊家，都由一位高個子的湖南青年開門，彼此相視點頭，未曾互報姓名。梁漱溟進客廳與楊懷中談天說地，這青年便去別的房間，從不加入話局。後來，楊懷中介紹，這位青年是湖南老鄉，在長沙讀過師範，抱負不凡，來京城拜師求學，現在北大圖書館做事，晚上宿於楊家。楊懷中肯定提到過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並未記住。楊懷中病故後，這位青年成了楊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隨團考察延安，一見麵，毛澤東就對梁漱溟說：“梁先生，您還記得不？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館職員，您常來豆腐池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總是我開大門。我讀到您的《究元決疑論》，還蠻佩服您敢於向名人挑戰的精神呢。”梁漱溟與毛澤東懇談八次，其中兩次是竟夜長聊。他們對新舊中國的判斷和認識多有分歧，爭論是免不了的。但毛澤東對抗戰形勢的分析深入肯綮，堅決認定中國必勝，日本必敗，梁漱溟對此高論折服不已。
1945年，抗戰勝利後，梁漱溟第二度訪問延安，與毛澤東大談如何進行經濟建設，發展現代工業，未免有點話不投機。毛澤東對這位自命為思想家的民盟秘書長客客氣氣，但對他的某些政治觀點未肯苟同。國共和談失敗後，梁漱溟向記者發出哀歎：“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這句話不脛而走，廣為流傳。他曾起草過折衷方案，結果是國共雙方都不滿意。一介書生，又如何能夠厘清亂局，明白就裏？他既不領共產黨的情，又不受國民黨的禮，要在兩黨之間保持中立和獨立地位，掌握為廣大中國社會發言的話語權。他這是一廂情願，結果事與願違，並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報》上發表《內戰的責任在誰》《敬告中國國民黨》《敬告中國共產黨》，認為內戰的責任主要在國民黨，戰爭打了幾年，死了許多人，禍害了國家民族，究竟誰主張打？戰犯是哪些人？為什麼不受到懲辦？都應該搞清楚。至於共產黨方麵，也打了三年仗，也應該宣布在這三年戰爭中，對國家人民所遭受的損害，同感歉疚。共產黨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內有統一中國之可能，但那時既沒有聯合，也沒有民主……梁漱溟對國共雙方各打五十大板，他還對外界宣稱，隻發言，不行動。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這位代總統一度想拉攏廣西老鄉梁漱溟，派程思遠去北碚看望後者，送上一大筆錢，表示想與梁會個麵，梁則歎息時局如此，和平無望，幹脆以“不行動”為由婉言謝絕。至於程思遠送來的錢，梁漱溟悉數笑納，充作了勉仁學校的教育經費。在此期間，梁漱溟把全副心思都用於辦勉仁學校和寫《中國文化要義》上，不再與曖昧的政客虛與委蛇。
20世紀50年代初，梁漱溟與毛澤東的交往經曆了一個短短的“蜜月期”。當時，毛澤東歡迎梁漱溟成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卻仍是一副強驢子脾氣，堅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為國效力，為民請命。他的話說得還算委婉：“主席，像我這樣的人，如果先擺在政府外邊，不是更好嗎！”對此，毛澤東未置可否，他讓梁漱溟先去重遊先前搞過鄉村建設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即使他對抗美援朝不以為然，毛澤東也未深責於他。
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參加土改，回京後，毛澤東問他下麵的情況如何。梁漱溟如實相告，地主被打得太狠，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殺。毛澤東笑著說，貧雇農的怒氣也要有發泄的渠道才行。這句話令梁漱溟頭皮發緊。
1952年，梁漱溟寫了一篇“自我檢討文”《何以我終於落歸改良主義》，公開承認自己“不曾革命”。他還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過去縱一事無成，今後亦何敢自逸。他重提先前的請求，不顧年事已高，要去蘇聯留學，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論。這近似於一個玩笑，毛澤東沒理會梁漱溟的茬，隻同意他在國內遊曆，喜歡調查什麼就調查什麼，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創設中國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澤東當麵否決，他們的“蜜月期”就宣告結束了。在毛澤東看來，梁漱溟一身傲骨，好執異端，合作態度不鮮明，是那種敬酒不吃偏要吃罰酒的人。
1953年9月11日，梁漱溟在全國政協第十九次常委擴大會議上捅了個大婁子，他發言時講，共產黨依靠農民起家，順順當當奪取了政權，現在卻忽視民生疾苦，隻重視城市中的產業工人。他最為直率的話是這樣一句：“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說，有人不同意我們的總路線，認為農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顧農民，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顧農民是小仁政，發展重工業，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幫助了美國人。有人竟班門弄斧，似乎我們共產黨搞了幾十年農民運動，還不了解農民。我們今天的政權基礎，工人農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基礎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壞的！
毛澤東的話講得很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辯白不可，他寫信給毛澤東，請求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以消除彼此的誤會。毛澤東同意在懷仁堂京劇晚會開幕前，給梁漱溟二十分鍾的見麵時間。可是梁漱溟越解釋，毛澤東越惱火，他要的是道歉，是認錯，而不是什麼喋喋不休的解釋。而梁漱溟固執己見，言語間與毛澤東頻頻發生衝突，結果不歡而散。
梁漱溟讀過《韓非子·說難》，應該知道，龍的喉下有逆鱗，攖之必怒，怒則殺人。他要明智一點，最低限度也該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調子越來越高，既不認錯，還要標榜自己是“有骨氣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話反複強調。他的對抗隻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擊，如果這反擊來自毛澤東，當時中國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著走。更何況周恩來還以曆史見證人的身份，證明梁漱溟一貫反動，所謂中立隻是偽裝。毛澤東說：“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事情鬧到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戰意更濃，不膽怯，不退卻，硬著頭皮繼續頂牛，連何香凝、陳銘樞等人站出來為他打圓場，他也不領情。開大會時，梁漱溟僵持在講台上，非要毛澤東給他充足的發言時間不可，他的話近乎挑釁：“我還想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毛主席如有這個雅量，我將對你更加尊敬，如無這個雅量，我將失掉對你的尊敬。”這豈不是藐視毛澤東的權威，逼他主動讓步嗎？毛澤東非常生氣，稱梁漱溟是野心家，是偽君子，他不問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騙人的資格，這就是他唯一的資本。毛澤東直斥梁漱溟為“殺人犯”，語氣十分嚴厲，“講老實話，蔣介石是用槍杆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杆子殺人。殺人有兩種，一種是用槍杆子殺人，一種是用筆杆子殺人。偽裝得最巧妙，殺人不見血的，是用筆杆子殺人。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毛澤東的口才發揮到了極致，在嚴厲的指責中夾雜著熱諷和冷嘲：“梁漱溟反動透頂，他就是不承認，他說他美得很……比西施還美，比王昭君還美，還比得上楊貴妃。他跟傅作義先生不同。傅先生公開承認自己反動透頂，但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時為人民立了功。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一絲也沒有，一毫也沒有！”“假若明言反對總路線，主張重視農業，雖見解糊塗卻是善意，可原諒；而你不明反對，實則反對，是惡意的。”至此局麵大僵，梁漱溟卻仍然堅持要把自己的曆史和現狀解釋清楚，毛澤東給他十分鍾，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於是不少人指責梁漱溟狂妄之極，反動成性，通過表決，將他轟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澤東舉手讚成梁漱溟繼續講下去，卻是少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