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國已經欣喜地看到，由於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美俄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簽署，國際核裁軍進程真正啟動，世界在核裁軍的道路上邁出了可喜步伐。NPT和CNTBT機製的建立、鞏固和發展，為推動國際防擴散運動的深入、進一步帶動五大有核國家走向全麵核裁軍開辟了道路。但是，整個國際軍控事業依然麵臨著艱巨的任務，離一個“無核武器化”世界的目標實現，還需要走過漫長的艱難旅程。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一意孤行地推行其NMD武器係統研製和部署，不僅在事實上與冷戰後國際核軍備控製與裁軍的進程大相徑庭，而且，客觀上已經構成當代國際核軍控與裁軍事業有效發展的最大障礙。
（1）國際核軍控進程的任何發展，都需要美國首先對自己軍事力量發展采取自製和自律的態度，同時，對國際軍控和裁軍協議保持穩定的、符合國際法“承諾即是義務”要求的堅定責任。核軍控和核裁軍架構能否穩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各國對所參加的軍控協定與條約承擔持續性的義務，有賴於各國根據國際條約的規定自覺采取約束性的行為。美國的NMD計劃，本身既是一項單方麵的擴軍計劃，也違反了1972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所規定的義務和責任。如果美國單方麵退出反導條約，更是對國際軍控協議的背信棄義。
美國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和軍事技術國家，首先要在直身的軍事技術，特別是涉及戰略力量的軍事技術發展方麵采取自律的態度；隻有這樣，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推進國際軍控與裁軍進程才真正具有希望。如果美國一方麵叫嚷裁軍、核不擴散，但另一方麵積極謀求軍事技術的發展和獨占世界最高新的武器裝備，世界各國不得不懷疑美國的裁軍努力的真實意圖。[56]客觀上來說，目前美國的NMD計劃和力圖修改反導條約的做法，已經在國際軍控問題上形成了心理上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也是俄羅斯提出“裁軍攻勢”的一大原因。如果美國不加以自斂和自律，其後果隻能是導致新一輪國陳軍備競賽的發展，而不是國際軍控和裁軍進程的前進。
曆史已經證明，要實現核軍控的發展，抑製和控製武器技術的發展是關鍵性的因素。我們已經清楚地了解到，戰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戰略力量對抗不斷升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武器技術的發展。多彈頭、分導式洲際導彈本來是美國作為平衡蘇聯的反彈道導彈武器係統、希望蘇聯在ABM問題上有所克製的“談判砝碼”來加以研製的。60年代末期，美國多彈頭、分導式洲際導彈製成功並進入了實戰裝備階段。分導式、多彈頭洲際導彈加強了核打擊力量的有效性和生存能力，美國政府認為這是美國占據戰略優勢的重要依靠，為此，完全改變了初衷，不願意因為有了ABM條約和限製戰略武器會談而放棄多彈頭、分導式洲際導彈。1972年美俄第一階段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在美國的堅持之下沒有對這種洲際導彈的發展作出任何限製。其結果，一方麵美蘇限製戰略武器會談在不斷進行，但另一方麵，兩國又圍繞著分導式、多彈頭洲際導彈展開了新一輪軍備競賽。到70年代末，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陸基和海基洲際彈道導彈中的40%成為了多彈頭導彈。兩國所擁有的核彈頭的總數，也從1965年各自為800枚和680枚，上升到了1979年時的13000枚和12500枚。70年代美蘇兩度簽署的限製戰略武器條約，客觀上並沒有能夠製止雙方核力量的瘋狂發展。
而導彈技術發展所帶來的軍備競賽，進一步加劇了核威懾戰略的不穩定性，於是，為了加強威懾的效力，新的軍備競賽又會進一步上升。1968年，約翰遜政府為美國的核力量設定了“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即可以達到足以確保相互摧毀所需要的核武器數量。但由於美蘇紛紛開始了反導彈係統的部署，為了增強進攻性戰略核導彈對導彈攔截網的突破能力，美、蘇進而開始研製分導式、多彈頭洲際導彈，並從70年代初開始大量生產和部署。其結果，不僅遠遠打破了這個“安全邊際”，美蘇核軍備競賽還進一步升級，最終導致了70年代中期之後美國麵臨的一個新的“核困境”，這就是在核戰略理論上的“導彈的脆弱窗口”（Window of Missile Vulnerability）概念。這個概念是指到70年代後期之後，美國聲稱由於蘇聯擁有了分導式、多彈頭導彈，美國戰略“三合一”核武庫中的陸基洲際彈道導彈將在“第一次核打擊”麵前完全被消滅。蘇聯也處於同樣的情形。在蘇聯的核武庫中，陸基洲際導彈占了71%。這些大部分安裝在發射井中的核力量，非常容易受到美國MX機動洲際導彈、B-1戰略轟炸機和三叉戟潛射洲際導彈的攻擊。當美蘇兩國都意識到陸基洲際導彈是核力量中最脆弱的部分時，就產生了“危機性不穩定”（Crisis instability），突發性核打擊的風險從理論上說又一次提高了，核戰爭有可能處於“快速激發”的狀態。因為麵對導彈的“脆弱窗口”，美蘇的政治領袖們將不得不決定要麼發射導彈，要麼就將“失去”這些導彈的“威脅”。所謂“導彈的脆弱窗口”理論是裏根政府決定進行戰略防禦建設的重要理由。[57]
曆史還證明，為了謀求政治和戰路利益，當大國在軍事技術上出現突破和持續發展時，國內政治力量並不能有效駕馭新軍事技術在實戰裝備申的運用，從而導致炫耀和使用武力的政治意誌不斷上升。這一方麵將大大破壞國際軍拉進程，另一方麵，也將進一步挑起新的軍備競賽，增加安全衝突的潛在可能性。
1958年的蘇聯“絲箱特尼克”（Sputnik）衛星發射成功，給西方帶來了“導彈差距”的震撼。但很快就被證明運隻不過是情報部門的一次失誤罷了。1960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後，美國情報部門就向總統作出了準確彙報，證實當時蘇聯並沒有在洲際導彈方麵領先美國，相反，倒是美國的洲際導彈技術從1958—1960年期間有了飛速進步。肯尼迪總統還是下令美國部署1000枚洲際核導彈，並作出了開發“高邊疆”的大舉發展核力量戰略。當時肯尼迪的防務顧間通過研究提出，美國隻需要200枚核彈頭就足以摧毀蘇聯35%的人口和75%的工業生產能力。換句話說，美國在60年代隻需要200枚洲際導彈就可以確保“核威懾”效應。實際結果是，到1962年肯尼迪政府提出“靈活反應戰略”時，美國已經擁有了超過2000架（枚）的戰略轟炸機和核導彈。而此時的蘇聯，所擁有的戰略力量還不足200架（枚）。顯然，更準確的情報並沒有能夠改變美國政府大舉發展戰略核力量的政策。相反，肯尼迪政府為了鞏固總統聲譽、取悅於具有歇斯底裏反共傾向的美國國會、滿足美國軍工集團的定單要求和五角大樓的“英雄”欲望，不惜渲染蘇聯核威脅，以此來激起美國人民的恐懼感和對政府擴軍政策的支持。正是在這樣的美國國內政治邏輯的基礎上，美國核力量的發展形成了所謂“超殺”（over-killing）能力，加劇了世界爆發核戰爭的風險。
在後冷戰時代，美國身係防擴散與推動核裁軍與核軍控發展的重任，口口聲聲要在國際安全與和平事業上發揮“領導者”的作用，但是，在軍備建設和武器技術革新問題上美國卻絲毫沒有自律和自製的勇氣和信心，不僅投入巨資研製導彈防禦武器係統，甚至不惜突破反彈道導彈條約來達到NMD部署的合法化。這樣的做法，隻能說是與國際軍控事業的宗旨和目標背道而馳的。“隻有堅持冷戰思維、念念不忘爭奪全球戰略優勢的人才會信奉高性能的彈道導彈防禦係統。21世紀的世界不會因為極少數國家擁有這種昂貴的武器係統而變得更加安全。”[58]
為此，關注核軍控與核裁軍發展的整個國際社會都在反對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計劃。繼1999年12月1日第54屆聯大通過了《維持和保證反彈道導彈條約》之後，在2000年4月24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的《核不擴散條約》審議會議上，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代表國際社會明確表示了對NMD的反對態度，對美國一意孤行有可能對國際軍備控製和核裁軍帶來的巨大破壞表示了極大憂慮。安南警告說，在核裁軍方麵的最新挑戰是“在部署國家導彈防禦係統方麵越來越大的壓力”，“這種壓力正危及《反彈道導彈條約》……並很可能導致新的軍備競賽，導致核裁軍和核不擴散方麵的倒退，為導彈擴散帶來新的動力”。安南還提醒美國：“我希望每一個國家在開始一個很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強全球安全的進程之前，都認真權衡這些危險與挑戰。”[59]
這次核不擴散審議會議的基調是要求加強防止核擴散的國際努力，以及推動五大有核國家進一步實現多邊核裁軍。這兩個議題都直接或者間接地與NMD問題聯係了起來。就在《核不擴散條約》審議大會的第一天，中、俄、瑞典和加拿大等國在發言中抨擊了美國研製中的NMD計劃。在國際社會普遍反對的情況下，新千年之初原本傾向於接受美國部署NMD計劃的英國等美國鐵杆盟友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變化。參加大會的英國外交與國務大臣彼德·海因也在會見記者的時候表示：“任何國家導彈防禦計劃都不應削弱國際協議所規定的義務，都必須遵守國際協議所規定的義務，不管是《反彈道導彈條約》這樣的雙邊協議還是多邊國際協議。”[60]
發展中國家目前的態度是力爭五大有核國家作出共同核裁軍的明確承諾。在這次審議會議上，以埃及、南非和墨西哥為首的“沒有核武器國家”在會議上提出議案，要求五大有核國家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聯合承諾，並解除核武器的戒備狀態。巴西、埃及、愛爾蘭、墨西哥、新西蘭、瑞典和南非在兩年以前就組成了“新議程聯盟”，要求關注中東和南亞局勢。出席會議的阿拉伯國家重新爭取以色列參加中東無核區談判。以色列是中東地區惟一沒有放棄核武器或向聯合國檢察員開放核設施的國家。
（2）如果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隨意地將部署NMD淩駕於國際軍控機製之上的話，國際軍控架構將會無任何“信義”可言，國際社會也將在國際軍控和裁軍問題上失去最起碼的凝聚力，國際軍控事業也將失去其寶貴的感召力。其結果，必將從根本上動搖國際核軍控架構的基本製度性安排。而國際軍控和裁軍架構的崩潰將導致新一輪國際軍備競賽的出現，從而嚴重損害國際安全與和平。
就拿《核不擴散條約》來說，自從它簽署之日起，國際社會有關反對該條約的聲音也從來沒有停止過。1974年5月18日，印度就進行了核裝置的爆炸試驗，從而給NPT機製帶來了第一次重大震蕩。1980年和1985年的兩次NPT審議大會就沒有形成最後文件，其原因就是非核武器國家對有核武器國家不願意首先承擔停止核試驗和削減核武器的責任非常不滿。赫德利·布爾在總結核不擴散原則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NPT機製的脆弱性就在於“國際社會的實質性分裂”；NPT機製常常被視為“維護在國際事務中超級大國占據主導地位的工具”。[61]冷戰結束以來，雖然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結束了，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追求“霸權秩序”的勁頭卻有了進一步的提高。許多發展中國家在支持不擴散原則的同時，都非常反對有核國家和非核國家在NPT機製中的不平衡地位，為此，強烈要求五大有核國家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並希望實現有核國家之間的核裁軍。
1995年NPT條約的無限期延長和1996年CNTBT條約的簽署，是國際軍控和核不擴散體製發展的重要曆史性事件。參加NPT機製的187個國家中，182個國家是非核武器國家。這些國家之所以願意同意永遠不發展核武器，放棄發展核武器的權利，是因為它們理解核武器國家會繼續進行核裁軍，直至最後全麵徹底地銷毀核武器。它們期待和鼓勵有核武器國家沿著這個方向前進。但是，如果美國因為部署了NMD，導致俄羅斯撤出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美俄核裁軍進程終止。其他無核國家還會繼續執行NPT和CNTBT機製嗎？更何況，從總體上看，《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體現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心願，但在具體文本上，它也顯然反映了美國在冷戰後的世界上具有的獨特地位，它的各項條款無疑充分體現了美國的想法和主張。[62]在這個意義上，美國作為一個在國際事務上占據支配地位的國家，如果其所倡導的國際製度性安排本身就可以根據美國的意誌隨意揉搓的話，不僅美國所倡導的核軍控和核裁軍的製度化安排本身的權威性大打折扣，而且，美國在推進這樣的製度化安排背後的目的、動機也將受到巨大的懷疑。
美國既是CNTBT機製的主要推動國，也是CNTBT機製的第一個簽字國。1996年9月24日克林頓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講話至今世界各國還記憶猶新。克林頓說：“在進入這個大廳之前，我十分榮幸地成為了第一個簽署全麵禁止核試驗的領導人。我簽名時頗為我的筆感到驕傲，因為這支筆正是肯尼迪總統33年前用來幫助促成了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的筆。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將有助於防止核國家發展更先進的和更危險的武器。它將限製其他國家獲得核武器的能力，它將把我們引入一個核武器的作用和威脅會被進一步削弱乃至最後消除的世紀。”但美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拒絕批準該條約的國家。1999年10月，美國參議院拒絕批準核禁試條約的舉動，在某種程度上，是80年前美國威爾遜總統竭力提倡的建立國聯計劃的《凡爾賽和約》在參議院遭到否決的曆史重演。自1920年3月參議院否決《凡爾賽和約》以來，這是美參議院第一次否決一個如此重要的國際協議，也是參議院第一次否決一項軍備控製條約。令人深思的是，80年前參院否決《凡爾賽和約》正值美國孤立主義思想發展之際，而現在，美國已經登上了國內政策思想中全球主義的頂峰時代。世界都籠罩在美國“霸權和平”的“光彩”之中。在這個時刻，美國國會否決核禁試條約，不禁讓人懷疑美國對世界事務的“領導力”，也不禁讓人擔心美國是否能夠像它所說的那樣“帶領”世界在新世紀走向和平。
從2000年《核不擴散條約》審議大會來看，國際社會的一致態度是所有的核軍控和核裁軍協議必須“捆綁”在一起共同遵守和執行。2000年5月20日，核不擴散審議大會通過的《最後文件》聲明，擁有核武器的五個國家“明確承諾”實現全部銷毀核武器的義務，這是有史以來核大國首次作出該項保證。此外，《最後文件》還加進了其他引入注目的內容：公開核彈頭數量以增加透明度，表明不再增加已經削減的核武器的“不可逆性原則”，美、俄、英、法、中五國都削減核武器的“所有有核國家參與全麵銷毀核武器進程”等等。核不擴散審議會議采取的是“協商一致”通過協議的方式，對協議內容所有國家都有否決權。此項《最後文件》與多數原則表決通過的協議不同的是，它是《核不擴散條約》所有成員國達成的協議文件，因而表明了國際社會在繼續推進國際軍控和裁軍進程中巨大的決心和熱情。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的發言人稱之為“人類為尋求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所邁出的具有曆史意義的一步”[63]。《最後文件》事實上是以協議的形式，進一步密切了美俄雙邊核裁軍與國際軍控事業發展之間的固有聯係。它必將加速美俄雙邊削減戰略武器的進程，並且為此明確賦予了更多的國際意義。顯然，沒有美俄核裁軍的發展，沒有穩定的國際戰略平衡，沒有五個核大國進一步在軍控和裁軍問題上的協商一致，《最後文件》所宣布的各項內容是根本無法實現的。
五大國之所以沒有在銷毀所有核武器問題上提出“量化標準”，即沒有公布最後銷毀的時間表，一大問題就是核大國如何在戰略安全與安全穩定問題上形成基本的共識。五大國的“承諾”沒有在戰略力量的發展與平衡問題上達成共識，是無法真正獲得實質性進展的。美國如果作出部署NMD的決定，就意味著美國漠視現有的國際軍控架構，破壞了美俄之間的核關係規製，也將極大地挫傷世界各國對防止核擴散和遵守現有國際核軍控建製的熱情和信心。美國在政治性考慮和雙重標準這兩方麵已經造成了國際社會在遵守國際核軍控機製問題上的裂痕。如果美國繼續一意孤行，以NMD的部署對抗世界人民追求核裁軍和最終解決核危險的強烈願望的話，美國將會證明自己就是一個徹底的“流氓國家”。[64]
世界各國為了維護國際軍控和裁軍事業的發展，爭取實現人類長期穩定與和平，以中國和俄羅斯為代表，近年來一再在反對NMD部署和維護反導條約方麵，向美國發出了正義的呼聲。在2000年聯合國NPT審議大會上，美國因為NMD問題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在開幕式上，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在發言中為美國的立場辯護。她提出，核裁軍必須實行漸進原則，考慮到國際安全的具體問題。如果不顧國際安全的需要盲目追求核裁軍，有可能使得該進程欲速則不達。[65]但是，為了避免在2000年審議大會上受到更多的指責，美國代表團在會上與俄羅斯就維持和強化《反彈道導彈條約》達成了一致。其結果，雖然大會一開始出現了歐、亞、非各國紛紛譴責美國的NMD計劃，NMD計劃有可能被列入大會討論議程的狀況沒有出現。美國避免了繼1999年12月1日聯大通過維護反導決議以來再度在正式的國際場合NMD成為眾矢之的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