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禦計劃的立場
歐盟國家不但懷疑美國的國家導彈防禦計劃，而且在研製和部署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的具體項目上也同美國存在著尖銳的分歧。
1999年1月，美國改變了在MEADS問題上的原有立場，轉而向其北約盟國推銷改進型的“PEC-3”愛國者防空導彈，取消原定的聯合開發MEADS武器係統合作計劃。美國同時還附加了一個條件，即歐洲方麵可以使用，但是美國不公開目標搜索雷達和目標跟蹤裝置等尖端技術。美國的理由是讓北約盟國使用美國已經研製成功的反導彈係統可以降低費用。因為按照目前MEADS的研製費用估算，要比當初的估算高出一倍。1999年1月，美國國防部長科恩就提出：“利用現有的開發計劃可以降低成本。”[11]此外，美國方麵還表示，美國之所以轉而推銷PEC-3，是因為TMD比MEADS在技術上明顯處於優勢地位。但這引起了德國和意大利的嚴重不滿。德國和意大利之所以在1996年同意與美國聯合研製MEADS，主要是希望獲得相應的尖端技術轉讓。如果將這一項聯合研製計劃取消，德、意的設想就落空了。購買PEC-3並不能帶來它們所想要的技術。為此，德國指責說，美國的政策受國會左右，缺乏連貫性，“不是值得信賴的朋友”。意大利也表示：“如果與美國的合作進展不順利，那麼我國有可能尋找歐洲的合作夥伴。”[12]
歐洲反對美國NMD計劃的原因
美國研製和發展導彈防禦計劃的構想更是遭到了歐洲許多國家的懷疑和反對。許多歐盟國家對美國關於伊拉克和伊朗在今後10年的時間裏是否能夠對歐洲使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表示懷疑。它們還批評美國不采取非軍事方式預先阻止這樣的威脅。美國的歐洲盟國對導彈防禦計劃的懷疑與對裏根政府進行“戰略防禦倡議”時所表現出來的擔心是一樣的，即美國在技術屏障後麵尋求保護的行動表明，美國不願意把自己暴露在西方盟國所麵對的共同威脅之下。
法國外交部在1999年8月美國首次THAAD飛行試驗成功之後就公開表示，美國在導彈防禦計劃上的進展已經破壞了聯合國裁軍會議對於削減全球核武器的努力。1999年10月之後，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西歐國家對國家導彈防禦計劃的反對聲浪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一方麵是由於10月2日NMD的導彈攔截試驗獲得了成功，美國NMD部署決定按照原計劃在2000年夏天作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麵，美國參議院拒絕批準《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也使歐洲國家變得十分不安。法國總統希拉克和德國總統都紛紛致信美國國會，對參議院拒絕批準CTBT條約表示極度遺憾和關注。推進國際裁軍和軍控發展，是後冷戰時代歐洲重大的戰略性政策。由於美國始終無法說服俄羅斯修改反導條約，在NMD問題上幹勁十足的美國政府一旦決定拋開俄羅斯，退出反導條約，單獨進行NMD部署，將會對整個國際軍控進程和歐洲安全產生重大的消極影響。
歐洲國家擔心，僅次於美國的核大國俄羅斯將會為了對抗美國的NMD係統，而重新加強核攻擊力量，以便維護其核武器係統本應具有的“核威懾”能力。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的導彈防務問題專家安德列·布魯克斯認為：“俄羅斯曾經采取了縮減核武器的行動，但由於美國製定了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因此又產生了擴充核武器的衝動。軍費增加將使俄羅斯財政更加困難，從而導致國內局勢的不穩定。與美國相比，歐洲對這種結局更加感到不安。”據法國政府高級官員透露，法國總統希拉克已向克林頓總統發出警告，國家導彈防禦計劃將會成為“潘多拉的盒子”，導致新的軍備競賽。德國外長費舍爾在1999年12月訪問美國期間也明確指出，歐、美在NMD問題上的分歧，已經造成了自1983年裏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戰”計劃以來北約內部最嚴重的分裂危機。[13]甚至英國對NMD部署計劃也采取懷疑的態度。美國的NMD計劃需要英國的協助。一旦開始進入部署，設立在英國北約克郡菲林戴爾斯（Fylingdales）的衛星和早期預警雷達基地將成為NMD係列雷達基地的一部分，基地的雷達設施也將進行改造。麵對其他歐洲國家旗幟鮮明的反對立場，英國首相布萊爾表示，英國工黨政府尚未就此問題作出最後決定。
1999年4月，北約東擴的成功實現，可以說美國看透了當時俄羅斯政策的局限性。雖然90年代俄羅斯一直強烈反對北約東擴，但是最終還是接受了這個現實。因為俄羅斯手中缺乏可以在歐洲安全問題上製約美國的“王牌”。相反，俄羅斯對美國在經濟、金融和債務上的依賴，更使得美國認為俄羅斯已經是一個徹底“虛弱”的對手。因此，美國才在NMD和ABM條約問題上表現得如此強硬，甚至表示不惜撕毀ABM條約也要部署NMD。但是，作為同在一個歐洲大陸上的西歐國家對俄羅斯有可能表現出的反應的認識就非常不同。歐洲國家希望在不更多地刺激俄羅斯的基礎上促進歐洲安全的發展。為此，應該保持現有的北約與俄羅斯在戰略力量方麵的大致均衡，在承認俄羅斯有權保持其一定的戰略力量威懾空間的基礎上逐步擴大與俄羅斯的安全合作，實現歐洲地區安全的新版圖。總之，歐洲支持美俄削減戰略核武器會談和在此架構下的任何進展，主張通過漸進方式和夥伴關係將俄羅斯發展為歐洲可靠的安全夥伴。“戰略談判”和“外交談判”是歐洲所側重的北約與俄羅斯安全關係的兩大組成部分。
與此同時，在防擴散問題上，歐洲國家也主要傾向於通過國際軍控和裁軍發展，而不是強製性地以單邊的軍事力量發展的形式來加以防範和解決。雖然1999年4月北約成立50周年會議通過了具有幹涉性和擴展性的“北約新戰略”，但這隻是涉及歐洲大陸或大陸以外直接出現了戰火和軍事衝突而危及歐洲安全利益的情況下歐洲國家的反應。歐洲並不像美國那樣主張一種對國際事務都實行強勢性的幹預主義，更與美國在後冷戰時代所采取的霸權主義戰略和謀求絕對軍事優勢的政策有著重大區別。事實上，在美國的霸權主義麵前，歐洲也同樣深感不滿。美歐在聯合導彈防禦係統研製問題上的矛盾，已經顯著地反映出，歐洲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美國霸權主義排斥的對象。歐洲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導彈防禦體係有助於防擴散的政策主張，但是，如果美國的導彈防禦體係危及美俄核裁軍，甚至可能引發美俄新的軍備競賽而葬送美俄軍控進程的發展，或者由於美俄戰略關係的惡化而將歐洲重新拉入地區地緣政治的緊張狀態，這是歐洲極不願意看到的。歐洲國家在防擴散、軍控與地區安全合作上隻要簡單地權衡利弊和輕重，就會轉而不去追求導彈防禦計劃的防擴散效應，而更多地主張核裁軍與地區安全合作的發展。後者是符合歐洲安全利益的基本選擇。美國從冷戰後“霸權和平”的角度出發，認為上述這兩者的結合，才能最好地符合美國的霸權戰略利益。而對歐洲來說，歐洲並不需要維持一個霸權，也不喜歡美國的霸權方式，因此，歐洲在涉及這樣的基本戰略方向的問題上，不可能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走。而NMD恰恰是事關歐洲在後冷戰時代地區安全戰略性發展方向的重大變量。
自從1999年3月北約空襲南斯拉夫聯盟以來，俄羅斯與北約的安全關係急劇惡化，俄羅斯對戰略核武器的突出重視給歐洲安全發出了新的危險信號。雖然1999年6月科索沃問題以俄羅斯與北約的妥協而告一段落，但此次空襲和俄羅斯在1999年6月12日先期出兵搶占科索沃首府機場的事件，凸現了俄羅斯依然是歐洲安全中最大的變數。歐洲國家從這些事件和問題中，深深地意識到，與俄羅斯保持合作關係在鞏固和發展歐洲安全問題上的重要性。任何對俄羅斯安全利益的蔑視或過分的挑釁，都隻能是對歐洲安全的破壞。對此，德國總理施羅德在1999年6月的科隆八國集團峰會上明確表示：“歐洲安全建設在任何問題上都不能脫離與俄羅斯的合作。”英國首相布萊爾也說：“與俄羅斯穩定的夥伴關係是歐洲安全的核心。”[14]
西歐國家竭力希望避免的是歐洲再度出現冷戰時期的“核恐怖”，極力希望避免北約與俄羅斯再度回複到“核緊張”的狀態。麵對著俄羅斯依然是核超級大國的現實，歐洲除了力主美俄“核裁軍”之外，認為保持常規軍事力量的有限優勢，調整北約的行動機製，與俄羅斯建立安全夥伴關係以及在歐安會架構下實現歐洲安全合作，是解決歐洲安全問題的基本途徑。美國和歐洲在NMD問題上的不同主張，明顯地反映了當前美歐不同的安全戰略思想。
美國的戰略是全球性的，它不僅關心傳統的對安全的挑戰和可以作出的軍事反應，而且也關心正在出現的新危險，特別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國際恐怖主義活動等等。為此，美國的原則一方麵是把重點放在高科技作戰能力上，集中發展具有優勢地位的常規軍事能力，用最先進的技術來發展軍備，以便在地區性的軍事卷入中可以贏得技術保障的勝利。這既可以為美國準備軍事幹涉主義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員傷亡的代價，又可以保證“速戰速決”，避免陷入像越南戰爭那樣的泥潭。同時，這種形式的地區性軍事幹預也可以提高幹預的實際可能性，保證美國軍事幹預的實效性。1991年初的“沙漠風暴”行動和1999年3月的對南聯盟的轟炸，就典型地體現了美國安全戰略的這些特征。這兩次戰爭都是在高科技為主導的現代戰爭手段下進行的。美國出動了其軍事力量中最先進的裝備，如F-117“隱型”戰鬥轟炸機、精確製導炸彈以及多種發射手段的巡航導彈。在情報搜集、戰鬥行動設計和攻擊目標定位等方麵，其軍事手段的高技術性也非常突出。這就使得美國在軍事行動的主動性、精確交戰、集中的後勤保障、全方位的戰場保護和獲得情報等方麵，均處於壓倒性的優勢地位。高科技的常規軍備發展，保證了美國在90年代所推行的地區性軍事幹涉行動中做到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另一方麵，美國針對其全球幹涉主義所麵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反美力量也在走向擁有導彈能力的特點，發展TNID和NMD，以確立不受挑戰的軍事權威、前沿部隊安全和國家安全。
但美國的歐洲盟國的安全戰略與美國的模式有著明顯的不同。歐洲的安全戰略集中在地區安全方麵，最多把巴爾幹邊緣地區的北約組織國家包括在內。隻有英國和法國把它們的對戰略和安全的關切擴展到歐洲以外的地區，如中東、海灣地區和非洲。德國的原則和能力仍然集中在重武器裝備的軍隊的常規作戰能力上。大規模的、具有遠距離作戰能力的軍隊建設可能還隻是在德國政府的考慮之中。北約中較小的成員國都沒有建立具有各種作戰能力的軍隊，而是隻有一支小規模的、與其國家大小相適應的軍隊。隻有法國和英國製定有比較廣泛的軍事原則，包括它們都擁有重武器裝備以及可以進行遠距離作戰的軍隊。即使是法國和英國，它們的國防觀點也不是簡單地增加自身的獨立作戰能力，而是尋求聯合活動，包括法德之間有關建立聯合海軍的倡議等等。近期以來，英法都把軍事行動的計劃重點放在地區性的維和行動，或者實行強製的和平等方麵，並要求美國給予在諸如後勤保障、通訊聯絡和運輸等方麵的支持。不難看出，美國和其他的北約成員國在戰略構想、軍事原則和軍事力量的發展方向等問題上，都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1999年5月公布的“1998/1999年度戰略研究報告”就指出：“美國和歐洲對戰略和軍事能力的思考看來同冷戰結束時期已經是有所不同的了。”[15]
西歐大國還進一步認為，如果美國一意孤行地發展導彈防禦計劃，那麼不僅會引發俄羅斯、中國等國的不安，招致新的核軍備競賽，還有可能使美國和歐洲相互賴以生存的北約發生質的變化。傳統歐洲與美國在安全方麵的合作是美國向歐洲提供安全保障，歐洲在安全上嚴重依賴美國。經過整個90年代的變化，北約之所以在進入新千年之際仍然具有實用性，是因為北約在協調歐洲防務與安全問題的合作關係上仍然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機製，並且是冷戰後的歐洲地區安全問題上能夠為冷戰後所需要的安全環境提供集體軍事力量的機製。在維和行動中，北約作為惟一能以自己真正的軍事實力支持自己的政治和外交目標的多邊組織，同樣也具有優勢。北約還通過它廣泛的東擴計劃，對來自前華沙條約國的新成員敞開大門，在彌合東西方分歧中也繼續發揮作用。這一北約“新角色”客觀上降低了北約的歐洲成員國在安全上對美國的依賴，而使得北約的歐洲成員國更多地在追求將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合作與安全問題聯係起來的地區性方針。它們渴望能夠擔負起與歐洲的經濟、政治實力和威望相一致的軍事與安全責任。
特別是歐元的發行和歐盟規模的擴大，更加突出了跨大西洋安全關係中傳統上歐洲過分依賴美國的缺陷。它有可能讓歐洲不僅在貿易上而且在貨幣上對美國的霸權主義構成挑戰。其結果，後冷戰時代確實給了歐洲在地區安全問題上追求更多的自主性的機會。
首先，歐盟的穩步擴大和一體化進程的發展，歐洲大市場的形成和歐元的發行，已經使得歐盟成為在經濟上與美國勢均力敵的夥伴和競爭對手。歐洲自身實力地位的提高，也相應增加了歐洲與美國平等對話和表達自己觀點的可能性。其次，歐盟和北約的擴大，使得歐洲在地區安全問題上的發言地位和參與能力都大大提高。對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歐盟可以利用自己堅實的經濟力量和機構的影響力，使其保持與歐洲的合作，而不用過多地擔心與俄羅斯或者其夥伴國的新的地緣對抗。歐盟通過吸收其為成員國的政策，就已經對東歐、巴爾幹地區和土耳其產生穩定作用。冷戰後，歐盟的發展和強大，確實給了歐洲國家在歐洲安全問題上更多去施展自己非軍事性影響力的廣闊空間。第三，作為上述兩個趨勢的自然發展是，歐洲在政治和防務問題上以“一個聲音”說話日漸增多，歐洲準備在軍事安排和地區安全上承擔更多的責任。這樣一來，美國保證歐洲安全、歐洲則在經濟上對美國作出讓步的傳統交易方式可能再也行不通了。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北約的歐洲盟國近年來一致在尋求通過加強歐洲安全聯合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尋找可能降低對美國安全依賴的方法。法國和德國關於在2003年建立6萬人的歐洲快速反應部隊以及成立法德聯合海軍艦隊的構想都說明了這一點，尋求與俄羅斯建立安全合作夥伴關係的構想，也是為了對北約歐洲成員國與美國關係有可能出現變化而作出的一種反應。對歐洲來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一個頑固的、以北約的形式存在的美歐聯盟，首先是一個政治上平等的聯盟，“這是北約跨入中年期所麵臨的主要挑戰”[16]。事實上，冷戰的結束以及歐洲獨立性的發展，都必須對北約中傳統的美歐安全合作的模式作出新的調整。而美國的NMD計劃恰恰沒有建立在這樣的調整基礎上。
毫無疑問，美國不顧歐洲國家的反對，繼續NMD係統的研製和部署，客觀上是同歐洲國家所設想的北約繼續發揮地區安全問題上的集體行動角色和東西方合作橋梁的主張是背道而馳的，也是同歐洲國家所期望的在一定程度上調整美歐安全關係但繼續保持北約安全合作機製的構想不相吻合的。
NMD一旦投入部署，美國的本土核安全就會大大提高，而歐洲卻沒有因此有任何改善，其結果則會進一步增長歐洲對美國在核安全方麵的依賴。與此同時，如果俄羅斯作出強烈反應，導致俄羅斯對美國和歐洲進行新的核恐嚇或核武器競賽，歐洲又將倒退回到冷戰時期的美蘇戰略競爭的“人質”地位。如果美俄因為NMD部署問題而導致裁軍進程中斷和歐洲戰略局勢的惡化，而北約的歐洲國家又都跟著美國跑的話，俄羅斯所采取的反製性措施必定會給歐洲安全蒙上濃重的陰影。歐盟與北約可以擴大，俄羅斯在歐洲的防禦和戰略勢力範圍也可以重新擴大。目前，俄羅斯已經與白俄羅斯簽署了聯盟條約。如果俄羅斯一旦因為反導條約和NMD部署問題，按照2000年4月14日普京所說的撤出一切美俄裁軍條約，包括撤出中導條約，那麼，俄羅斯將會重新將目前仍保持中立的白俄羅斯置於統一的防禦安排之下。不再受軍控義務限製的俄羅斯將會再度在白俄羅斯領土上部署中、遠程核導彈，並在歐洲邊境加強常規武裝力量。這樣一來，歐洲就會與冷戰時期一樣處於俄羅斯的導彈瞄準之下，成為莫斯科與華盛頓戰略對峙的“人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