懾於中國政府強烈反對的壓力，美國開始意識到，TMD不同於1992年布什政府售台F-16戰機，是一顆中國方麵根本不可能吞下去的“苦果”。美國想要將TMD擴展到台灣，無非是為了平衡兩岸軍事實力對比，以此來保證台灣不受違反“台灣意誌”的地位變更，進一步鞏固美國在兩岸關係上的“平衡者”角色。另外，美國尚保留的更深一層的含義是：加強美國在東亞的駐軍的軍事幹預能力，為美軍今後有可能插手兩岸事務提供“保護傘”，並以此來“威懾”或“嚇阻”中國大陸以軍事行動解決台灣問題。當然，這一層含義美國是不會擺到桌麵上來說的。然而，美國通過TMD與台灣掛鉤，不管想要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對台灣海峽和整個東亞區域安全而言都將是一項高風險的政策選擇。美國雖然認為中國是東亞地區安全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也把中國視為地區內最大的“挑戰者”，但美國今天尚無意於將美中關係拖回到新冷戰階段。盡管其“接觸政策”有對華“遏製”的潛在一麵，但克林頓政府的中國政策仍然有很寬泛的、更能符合美國現實利益的政策抉擇。尖銳對峙的兩岸關係既不符合美國在東亞的利益，也給美中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施加了沉重壓力。
美國兩岸政策的矛盾點是：繼續充當平衡者，台灣問題將成為困擾美中關係而且揮之不去的“心病”，美國也沒有足夠的把握避免兩岸關係中軍事對峙的升級；不充當平衡者，所謂“台灣意誌”得不到保障，也有悖於美國的利益和根據《與台灣關係法》對台灣承擔的安全義務。克裏斯汀森就曾明確提出，在台灣安全問題上，台灣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幾乎是完全一致的。[60]美國這項矛盾的政策還將繼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將以不犧牲美中關係和不拋棄台灣為代價。這一政策基調將主導美國的TMD入台政策。
美國當前的TMD入台政策
雖然中國政府反對TMD與台灣掛鉤的立場是非常鮮明和強烈的，但白宮迄今為止在該問題上的態度一直非常曖昧，既沒有公開表示要掛鉤，也不明確表示不掛鉤，一直在對中國采取“拖”和“推”的對策。
所謂“拖”就是以TMD還不是一項現成的武器技術為由，認為美中談論此問題還為時尚早，拒絕對中國作出不將台灣納入TMD係統的清晰承諾。所謂“推”則是強調要根據一些“客觀條件”來決定。1999年3月初奧爾布賴特在訪華時提出，美國沒有就是否將台灣納入TMD作出最後決定，是否部署TMD也沒有作出最後決定；美國的決定將考慮以下幾點：對安全利益的衝擊、成本、外交政策的考慮，以及維持區域的和平與穩定。針對中國反對TMD的態度，奧爾布賴特特別提出了兩點：一是中國與美國合作解決朝鮮的“導彈問題”，二是改善兩岸關係，說服台灣“沒有必要”擁有TMD。[61]也就是說，TMD不入台，關鍵要看美國是否“滿意”中國所能夠采取的一些針對性的實際行動。2000年7月8日，美國主管軍控問題的助理國務卿霍洛姆來華，同中國進行了戰略問題磋商。在磋商結束後霍洛姆表示，美國不排除將TMD擴大到台灣的可能性；再度強調TMD是否部署和擴展到台灣要看中國的態度。美國這一策略是其在兩岸關係政策上的矛盾性的必然反映，也是與美國現階段兩岸政策的基調相一致的。這項策略的核心是要以TMD“壓”中國解決“導彈威脅”問題，其上限是力爭打掉中國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一中國對台政策的最後底線，而下限是至少降低中國在海峽沿岸針對性的軍事部署。不管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政策目的，美國都企圖牢牢保持著TMD問題的主動權。
從近期來看，美國政府對TMD入台將繼續采取這樣的“拖”和“推”的戰術。其原因是這樣做可以最大程度地符合美國政府的利益，有利於美國政府既不馬上觸怒中國而導致美中雙邊關係的惡化，且不得罪台灣，或傷害美國方麵一直試圖在維護的“保持現狀”至上的台灣利益。換句話來說，“拖”和“推”在白宮看來能夠使美國仍然掌握TMD問題上的主動。從美國國內政治來看，白宮這麼做也有利於保持自己盡可能大的政策轉圜餘地，不至於得罪具有明確親台傾向的美國國會。這樣的政策，也反映了克林頓政府在TMD入台問題上的謹慎與低調。
美國國內輿論自從1998年12月以來一直在進行攻擊中國政策的宣傳。《華盛頓時報》1999年1月曾刊登文章，提出中國曾在1998年進行了以美國在東亞的駐軍為假想敵的軍事演習。《紐約時報》隨後也“有鼻子有眼”地報道說，中國正在迅速加強在台灣海峽地區的導彈部署，已經達到了600枚之多。[62]3月以後，由“李文和案”觸發的有關中國間諜“竊取”美國最高軍事機密的報道一時又鋪天蓋地而來，“中國威脅論”在美國再度抬頭。連好萊塢影片《追蹤者》中也出現了中國外交官在美國殺人、竊取美國安全機密的故事情節。共和黨在克林頓性醜聞彈劾案的角力中，沒有能夠扳倒克林頓、打擊民主黨，目前正在利用所謂“中國間諜案”大做文章，謾罵指責克林頓政府出賣國家利益，抨擊對華接觸政策完全失敗。克林頓總統因此也得到了一個“親北京”（pro-Beijing）總統的稱號。美中關係在美國大選年來臨之際，又一次受到了美國國內政治的沉重衝擊。在目前美國國內反華輿論和政壇角力的雙重衝擊下，白宮在近期不可能作出TMD不與台灣掛鉤的明確決定。然而，白宮目前作出讓台灣加入TMD的決定的可能性也不大。
麵對美國國內反華勢力和新聞媒體在中國政策上所施加的各種壓力，克林頓政府的主要官員從1999年3月7日開始紛紛出麵為對華“接觸”政策辯護，強調接觸政策是美國政府可以推行的“最好的政策”，並且認為這項政策在“改進中國的國際行為”方麵取得了成績。國家安全政策顧問伯傑表示，如果誰能提出比“接觸政策”更好的政策，他願意認真聽取。中方反對TMD與台灣掛鉤的立場美國也是很清楚的。如果白宮現在作出這兩者掛鉤的決定，激起中方作出強烈反應，真的使美中關係從1997—1998年以來通過首腦互訪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局麵有顯著倒退的話，克林頓政府無疑是為國內政敵授之以柄，也是自己在給自己所推行的對華接觸政策抹黑。另外，從東亞地區局勢來看，目前朝鮮問題在美國的地區日程上占據了首位。事實上，美國自去年朝鮮導彈危機以來對朝鮮所采取的立場比日本要“溫和”得多。1999年3月，美國剛和朝鮮就金倉裏核設施檢查問題和對朝100噸糧食援助達成協議，美國無意於把“伊拉克方式”用於解決朝鮮問題。美國現在的朝鮮政策是重在談判解決問題，但同時也不放鬆對朝鮮的武力威懾。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如果不顧中方的嚴正立場，把TMD擴展到台灣，隻會促成東北亞局勢的複雜化，甚至可能會斷送美國在朝鮮問題上所付出的外交努力。白宮不可能不意識到這一點。
即使美國國防部1999年2月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台灣海峽安全情勢報告”提到了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所謂“導彈威脅”問題，白宮依然存在著兩種政策選擇：一是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維持兩岸軍事力量平衡；二是推動兩岸關係在對話的進程中向和解的方向發展。美國雖然並不樂意看到中國統一問題盡快解決，但近年來美國也一直希望台海雙方通過對話緩解兩岸緊張局勢，減少動蕩的兩岸關係對美中關係和美國對華政策所帶來的沉重壓力。1999年2月，陸士達提出，美國政府歡迎兩岸自第二次“汪辜會談”之後所出現的對話勢頭。2月11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杜布戴爾否認了美國媒體大量報道的有關中國突然強化瞄準台灣的導彈部署的報道，認為“自從1990年初期的軍事集結以來，中國部署在臨近台灣海峽地區的飛彈數量並沒有任何增加”[63]。1999年3月上旬，美國前國防部長佩裏帶領的非官方代表團訪問了中國、中國台灣、日本和韓國。佩裏此行是作為受美國政府認可的“第二渠道”促進兩岸信息交流，也從側麵反映了美國政府希望以接觸和對話穩定兩岸局勢的外交願望。TMD此時擴展到台灣，就變成美國政府明目張膽地在以軍事行動縱容和支持台灣當局“以武力對抗統一”，隻會加劇兩岸的軍事對峙，從根本上是在破壞目前正在艱難前進的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對話進程。麵對目前兩岸接觸、對話的勢頭，以貫徹接觸政策為主體的克林頓政府沒有理由迅速作出TMD與台灣掛鉤的決定。
1999年5月到2000年5月，一係列的重大事件使得中美雙方都無暇更多地來談論TMD入台問題。5月8日，美國在空襲南聯盟首都貝爾格萊德時炸毀了中國大使館，造成了3位中國駐南新聞工作人員死亡、20多人受傷的悲劇。美國這種粗暴踐踏一國主權的行徑對中美關係帶來了巨大的傷害。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了包括澄清真相、懲治凶手、給予道歉和賠償等四點嚴正要求，並宣布了中止中美人權對話、戰略和安全磋商等多項懲罰性措施。在中美關係陷人新的低潮的情況下，TMD入台問題也進一步受到了擱置。否則，無疑將會為已經陷入低穀的美中關係火上加油。由於兩國領導人對穩定美中關係的高度重視，中美關係的發展並沒有因為使館被炸事件受到根本性的影響。1999年9月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在新西蘭奧克蘭舉行的APEC年會上舉行首腦會晤，重申了雙方對發展中美關係的基本決心。1999年11月15日，經過漫長和艱苦的談判過程，在中國政府作出大幅度讓步的基礎上，中美兩國簽署了中國加入WTO的雙邊準入協定。該協定的簽署，既代表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持改革開放的信心和勇氣，也是克林頓政府長期執行對話接觸政策的具體成果。這是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基本利益的“雙贏協定”。[64]2000年5月24日，在白宮全力推動下，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貿易正常國地位的PNTR法案在美國眾議院得到了通過。
1999年7月9日，李登輝提出“兩國論”，這是台灣分離主義勢力的一次大暴露，也證明李登輝當局對抗統一的立場已經根深蒂固。對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獨傾向，中國政府進行了堅決駁斥和鬥爭。美國雖然不希望看到台海兩岸以武力所造成的現狀變更，但也不希望看到台灣當局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釁中國大陸，從而造成兩岸局勢的危機化，使美國喪失充分選擇與施加威懾性影響的餘地。為此，克林頓政府不承認以“兩國論”來定位兩岸關係的說法，重申了“一個中國政策”，強調不希望看到兩岸任何一方的挑釁舉動。此舉對向來看美國臉色行事的台灣分離主義勢力是一個沉重打擊。進入2000年之後，台灣3月18日的“大選”成為台灣海峽兩岸和美國關注的中心。TMD入台問題的爭論被“大選”進程中各方對“大選”結果的分析和期待所掩蓋了。美國不可能在“大選”結束之前作出TMD入台的決定，否則會刺激已經被“兩國論”傷害的兩岸關係。
從1996年3月的台海事件到1999年7月的“兩國論”，再到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上台，白宮對兩岸關係的政策雖然沒有出現重大變化，但一些值得注意的調整已經出現。目前美國政府的兩岸關係政策將繼續朝著防止危機、管理危機和克服危機這三個方麵發展。
所謂“防止危機”，就是美國強調大陸和台灣都不能成為“挑釁者”，美國將極力推動兩岸關係朝著避免發生危機的方向發展。所謂“管理危機”，是指當兩岸關係重新發生新的緊張局勢的時候，美國將對“挑釁者”施加壓力，以便阻止“挑釁”。同時，采取一些針對性的措施，來避免兩岸軍事力量對比失衡、或者任何一方有巨大政治優勢的事態發生。“管理危機”的核心政策是保持和顯示美國的威懾力。“克服危機”則是指美國將繼續以“模糊戰略”為出發點，通過強化美日軍事同盟、TMD聯合研製以及TMD在東亞的部署等等，為出現事態不能繼續處在美國掌握之下時的美國直接幹預行動做準備。今天，美國有關兩岸關係政策的中心是防止危機和管理危機，而不是克服危機。美國清楚的是，如果兩岸關係中危機失控，那麼，不管美國如何克服，都將付出沉重、甚至是難以承受的代價。
從這樣的分析出發，美國在短期內，甚至在TMD完成在日本以及韓國的部署之前，隻要不出現巨大的突發性事件，美國不會宣布將TMD係統、特別是高空層TMD係統擴展到台灣。
如果TMD擴展到台灣，美國自己就成了改變兩岸關係現狀的挑戰者，從而導致不確定因素增加。TMD擴展到台灣，隻會挑起危機，或者加深兩岸關係中危機管理的難度。美國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甚至比中國大陸和台灣更不願意看到兩岸出現新的危機，不願意看到台海兩岸發生軍事衝突。美國也害怕因為台灣問題而與中國兵戎相見。[65]任何兩岸關係中的危機狀態，都將威脅到美國“模糊戰略”的有效性，也將削弱美國威懾兩岸行動和言論的政策能力。隻要台海兩岸陷入軍事紛爭或者爆發新一輪的危機，都將是美國現行“模糊戰略”的失敗，也將最大限度地削弱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因此，美國將在不刺激中國大陸以及不刺激台灣這兩者之間繼續保持平衡。2000年4月18日，美國國防部宣布延緩向台灣出售“宙斯盾”級軍艦、P-3C獵戶星座預警巡邏機和柴油動力潛艇，就是一個例證。隻要白宮堅持從平衡以及樂見兩岸關係穩定的戰略性角度出發，不會在短期內作出TMD入台的決定。
對白宮來說，TMD隻是應對台灣海峽兩岸局勢惡化的一種選擇。克林頓政府在台灣安全問題上對中國的政策可以有不同的選擇。
（1）加強美日共同防務安排，通過強化軍事同盟體係、維持前沿駐軍以及“戰略模糊”對中國可能作出的違反美國意願的軍事行動保持幹預能力。同時，美國通過美日TMD聯合研製、拉澳大利亞加入TMD防禦係統以及在東亞部署TMD，進一步強化美國對中國導彈“威懾能力”的針對性防範措施，其目的是進一步加強美國在東亞軍事力量存在的“威懾”功能，阻止中國以武力方式改變美國不希望看到的兩岸局勢的變更。進一步來說，也是為了在今後圍繞著台灣問題有可能出現的美中軍事對抗中，美國能夠占據絕對的戰略優勢，以預防性的防禦來“看管”中國。總之，美日安保聯合宣言也好，美日中期防衛合作指針也好，以及TMD入台所製造的“懸念”也好，都體現了美國“預防性防禦”的戰略，其核心是突出“威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