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D和NMD當前公認的三大消極後果是：引發軍備競賽、破壞國際軍控架構和導致戰略平衡崩潰。如何避免這三大消極後果的出現和擴大，是穩定和發展後冷戰時代國際安全所麵臨的基本挑戰。發展導彈防禦係統是產生這些挑戰的根源，引起了“威懾”和“安全”之間新的緊張關係。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就總體架構的穩定而言，依然必須建立在核大國的安全關係穩定的基礎上。核大國安全關係的穩定，除了經濟上相互依賴程度的提高、政治對話的製度化以及安全合作之外，必要的防務性威懾是不可缺少的。
後冷戰時代的核威懾
我們應該看到，後冷戰時代的核威懾與冷戰時代的核威懾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冷戰時代的核威懾是建立在美蘇兩大全球性軍事集團的戰略對峙的基礎上的，對付全球性的核大戰是“核威懾”的中心任務。但冷戰後，集團性的全球戰略對抗已經瓦解，“核威懾”的任務已經不再是準備核大戰，而是著眼於威懾有限核戰爭或者威懾地區性戰爭。
冷戰時代核威懾的中心是爭取建立核均勢，鞏固“恐怖均衡”是核威懾的基本目標。為此，核威懾具有重大的政治、軍事、戰略與外交利益。從政治上而言，核威懾是鞏固西方對付和戰勝蘇聯集團擴張的信心所在，也是西方所謂不會向蘇聯擴張勢力和意識形態低頭的實力政策的重要內容。對於美國與西歐以及日本的關係來說，美國保持強大的核威懾，並承諾向西歐與日本提供核保護傘，是美國與盟國之間團結合作與政策一致的象征。美國強大的核威懾力量，也是美國在對蘇聯政策上保持堅定政治立場的基礎。在軍事上，美國的核威懾力量意味著美國軍事力量的強大，更是美國安全戰略的基本核心。美國需要在保持核威懾的同時，通過常規力量的不斷發展，應付來自蘇聯擴張所帶來的各種挑戰，並可以根據自身的利益決定對常規軍事力量的投放和在什麼規模和層次上卷人地區衝突。在外交上，美國的核威懾力量更是與蘇聯進行談判和交易的砝碼。在戰略上，核威懾理論最重要的內容是威懾力量並不自然等同於威懾效力，準確地製定和使用威懾戰略，比單純的威懾力量建設更重要。因此，威懾戰略要求美國可以用各種手段，包括軍備發展、炫耀武力、地區卷入以及外交談判等等對付各種危機，保證美國及其西歐盟國從長遠來看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在全球範圍內的利益發展。
核力量優勢具有重大的戰略、政治和外交價值。冷戰時代的核威懾的效力是以美蘇大規模的軍備競賽為保障的，在軍備競賽中核威懾得到不斷提升和發展。其結果，冷戰時期美蘇所擁有的戰略核力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其確保相互摧毀的需要。雖然美蘇曾經達成過限製進攻性戰略核武器的各種軍控條約，但核力量的擴張速度仍然非常驚人。軍備控製並沒有能夠真正遏止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軍備競賽。正如卡特時期的美國國防部長布朗所指出的：“許多人覺得在過去軍備控製談判被當作增加軍備而不是限製軍備的一個理由。在進行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限製戰略武器談判的同時，雙方都執行了新的戰略計劃，因為美蘇都不準備在這些協議中完全放棄武器的現代化，這並不是因為協議使繼續加強軍備有了理論根據。此外，在未達成軍備控製協議的情況下，美國會覺得有利於蘇聯的不平衡狀況是不能接受的，因而采取對策，規模更大地加強軍備。”[119]
在冷戰時代，各大國都竭力追求常規軍事力量在核威懾架構下的發展，常規軍事力量的提升同樣也是鞏固核威懾的有效手段。沒有核安全，就沒有常規力量的軍事天地。冷戰時期美國向西歐、日本、韓國提供“核保護傘”，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是美國“延伸性威懾”戰略的重要內容。從60年代以來，美國一直存在著常規力量的發展以及在歐洲保持強大的前沿軍事部署或者前沿軍事防禦能否起作用的爭論。爭論的核心是常規力量的前沿性增強，到底與保持核威懾能夠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以及美國準備以什麼樣的代價準備抵禦蘇聯和華約集團成員國的有可能的軍事進攻問題。美國在很長時間內所采取的政策是不傾向於在歐洲保持常規力量優勢，而是認為有限的常規力量發展可以補充和加強核威懾的有效性，增強美國軍事力量對付各種危機的能力。到了80年代以後，這樣的爭論告一段落。美國和北約在歐洲常規力量發展方麵有了迅速提高，常規力量建設同樣能夠產生美國所希望的威懾力和報複作用的看法開始上升。[120]
總的來說，冷戰時代的美蘇兩國的“恐怖均衡”，既包括雙方核力量具有足夠確保摧毀力的均衡，也包括“恐懼均衡”（Balance of Fear）和“決心均衡”（Balance of Solute）。威懾對各自所產生的心理、政策和欲望的自控力以及對戰略性軍事力量的不懈追求，促成了雙方不僅擁有高水平的核毀滅力量，而且也導致了美蘇兩國必須對戰略力量的發展以及相互威懾的穩定關係進行管理。這也是導致60年代和70年代美蘇緩和的重要推動力之一。
在後冷戰時代，美俄之間的戰略對抗已經被戰略和解所取代，大國間政治和安全關係的改善創造了對各自來說已經完全不同的戰略環境，高水平的“恐怖均衡”已經成為過去，維持戰略平衡成為維持和鞏固威懾安全的基礎。後冷戰時代的核威懾概念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導致冷戰過程中核威懾力量不斷升級的一係列傳統因素，例如全球性的意識形態對抗、對戰爭的緊迫感、雙方缺乏溝通與聯係渠道而常常相互以“鏡子形象”（image of mirror）相互審視對方並據此來製定政策的“虛幻性”、為戰略性勢力範圍而必須作出選擇的延伸威懾以及充滿敵意的國內政治壓力等等，都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自1991年以來，美俄建立了定期的國家首腦會晤機製，形成了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與西方國家領導人的“個人感情關係”。一係列的核安全信心增強措施已經建立了起來，如美俄之間相互宣布核導彈不再瞄準對方、相互就核試驗和戰略性導彈試驗進行彼此通報、共同銷毀武器級核材料等以及太空開發等技術合作。此外，美俄之間的戰略合作機製也在不斷發展，例如建立聯合導彈監測中心、就戰區導彈防禦進行聯合演習等等。更為重要的是，俄羅斯與美國的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的進程在不斷延續，美俄戰略核力量的水平已在不斷降低。在2000年4月俄羅斯國家杜馬批準《美俄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之後，第三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會談也將啟動。俄羅斯與北約已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在政治上，俄羅斯與西方的和解與合作也可以從1992年八國集團的開始而得到證明。中美兩國之間也建立起了戰略磋商和防擴散磋商機製，軍事合作也在不斷取得進展。
在這樣的新形勢的基礎上，後冷戰時代核威懾概念出現了三個方麵的顯著變化：
（1）核威懾的對象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傳統核大國，威懾的對象擴大了。由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威脅的來源多樣化了。戰略威懾已經不單單針對有核武器大國，在核武器國家與非核武器國家之間，戰略威懾的作用明顯提高了。
（2）核威懾力量的構成和能力也發生了變化，即便是美俄這樣的核大國，實行“第一次打擊”的威懾力量設計幾乎完全讓位給了純報複性的威懾，威懾力量的建設不再立足於準備發動進攻性核戰爭。美國和俄羅斯的核威懾戰略已經從“進攻性威懾”轉向了“防禦性威懾”。核威懾由嚇阻核戰爭，轉變為了嚇阻可能出現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攻擊。與此相連係的，“有限威懾力”的概念開始上升。
（3）核威懾在全球戰略安全中的地位相應下降，但威懾效應在遏止地區性衝突以及穩定地區安全結構中的地位相應提高。核武器已經不再像冷戰時代那樣，被視為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工具。
在後冷戰時代，全球範圍內的軍備競賽告一段落，為了保持核威懾能力而從事大規模軍備競賽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對於有核武器國家來說，保持核力量的適度規模成為了保持核威懾力的決定因素，核威懾的存在本身是遏止軍備競賽、在戰略平衡的基礎上逐步推進核裁軍的重要手段。俄羅斯與中國的核力量發展，都不再是以準備與任何核大國的核對抗為目的，而是根據自身國防力量建設和安全需要，靈活調整和保持“有限威懾”力量。特別是隨著國際軍控事業的不斷發展，在《全麵禁止核試驗條約》通過之後，逐步走向“無核化世界”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目前正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討論和磋商的“禁產條約”就是為了凍結各國核武器的現有水平，推動有核武器國家不斷朝著核裁軍的目標前進。在後冷戰時代，常規力量的發展也同樣受到國際軍控事業的製約。常規力量與核力量之間的聯係已經遠不如冷戰時代那麼緊密。核裁軍帶動了常規軍事力量裁減的發展。1990年歐洲常規力量裁軍條約的簽署，為俄羅斯與北約集團的常規力量裁軍鋪平了道路。常規軍事力量的作戰行動對核威懾的依賴性已經大大降低了。
總之，後冷戰時代核威懾存在的基礎，已經由冷戰時代的直接應付世界性大戰為主的“恐怖均衡”、“相互確保摧毀”，轉移到了對付各種突發事件和潛在衝突為主的、間接性的“恐怖均衡”和“相互確保安全”。核大國之間的相互威懾轉變成為在有分歧點的安全利益上的潛在戰略競爭，以及在國際安全體係問題上究竟是“單極體係”還是“多極體係”的競爭。為了塑造一個更為合理、公正和穩定的國際關係新秩序和建設國際格局的多極化，維持建立在相互威懾基礎上的戰略穩定是必要的。但戰略威懾的政治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高出了其軍事上的迫切性。
然而，在後冷戰時代，戰略威懾對有核武器國家的國家安全而言依然存在著重要的現實作用。不但強調核威懾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俄羅斯麵對來自北約的壓力，近年來也一直在重申國家軍事學說中保持核威懾的戰略作用。例如，法國就特別反對“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一原則。法國認為，基於地緣政治考慮，法國可以說是一個難以用傳統武力來防衛的國家，因此法國應該更強調依靠核武器來實現對任何侵略的威懾。放棄核威懾，法國將難以以弱勝強。1994年法國出版的國防白皮書提出，法國將繼續維持其“快速以及不可控製地升高的核威懾”戰略，堅持認為常規力量無法形成有效威懾。[121]而俄羅斯在1992年5月之後，對其核力量的側重與強調，也充分顯示了核武器在一個安全利益依然充滿競爭、依然存在著潛在衝突的情況下對保障和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地位和作用。在過去的55年中，威懾一直是美國安全戰略的首要支柱。冷戰的結束以及國際核軍控架構的建立，已經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世界所麵臨的核戰爭危險。爆發全球性大規模核戰爭的恐怖前景已經遠去。但是，核武器在國際安全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並沒有完全消失。現實的國際關係還遠遠沒有發展到足以使得核武器退出曆史舞台的地步。在NPT機製無限期延長以及CNTBT條約在聯合國得到通過的情況下，1998年發生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危機也充分說明，當前的國際安全在核擴散問題上還存在著相當大的脆弱性。
除此之外，美國在後冷戰時代威懾戰略的加強和發展，從政治上和戰略上加強了戰略威懾力量存在的必要性。目前美國的安全政策有軍控和裁軍的一麵，但其主流，仍然是大規模地保持和發展美國的戰略核力量，保持美國戰略力量的全球性優勢以確保美國的威懾戰略。導彈防禦計劃就是美國加強戰略威懾力的重要舉措。美國威懾戰略的核心是憑借軍事力量的優勢和多樣化的行動手段來達到綜合性的安全、外交、政治和戰略效應。
有四個因素對美國在冷戰後威懾戰略的加強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美國在海外龐大的軍事同盟體係，美國目前在海外與50多個國家簽署有雙邊或者多邊的軍事同盟與軍事合作條約，維持了美國在全球龐大的軍事力量部署。二是美國常規力量的絕對優勢以及強大的常規力量海外投擲能力。美國具有應付突發性地區問題的迅速和到位的軍事集結能力。三是以美國為中心發展出的多邊國際機構對一係列軍事行動和安全行為的多邊管製能力。例如，美國的核力量和核技術已經高度成熟，美國就竭力推動在日內瓦裁軍會議上談判推進FMCT條約，禁止其他有核武器國家的戰略力量發展。四是美國經濟的巨大影響力。在這四個因素的聯合作用下，後冷戰時代的美國威懾戰略已經演變成了一種“接觸性威懾”（engaged deterrence）：威懾的作用不但要依靠戰略打擊摧毀威懾對象國最怕失去的東西，或者讓對象國意識到冒險性的軍事行動受戰略力量報複，而且要突出美國的海外軍事幹涉能力，按照美國的意誌，從政治、外交、戰略、防務行動等各方麵，削弱威懾對象國的自主的行動自由。其結果，美國威懾戰略在冷戰後產生了對美國更為積極的“擠壓”作用。美國戰略力量的威懾效應在冷戰結束以後在不斷強化，美國的自由行動能力在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