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訴諸感情，隻是為了給理智找到營養；我們破壞常規，隻是為了創造理想。
——桑塔雅納：《詩歌的基礎和使命》
從比興出發挖掘中國現代新詩的物態化根性，這絕不意味著中國現代新詩就是中國古典詩歌的自然延伸，是古典詩學精神孕育下的產兒：正如我們在前文已經提及的那樣，新詩初創的動力來自西方，西方詩歌及西方詩學的影響絕對是不可輕視的，這是我們認識的前提，拋開了這個前提，我們同樣也會模糊曆史發展的本質。我認為，西方詩歌以及西方詩學對中國新詩的影響也是持續不斷的，問題在於，我們應當如何來重新認識這一影響的具體特征，以及它又是如何與中國傳統詩歌理想相互纏繞、抵牾和結合的，這些纏繞、抵牾和結合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有什麼樣的表現。
我認為，西方詩歌的文化特征在於意誌化。在中國現代新詩史上，意誌化與物態化呈現為一種彼此消長的關係。
1.意誌化辨
意誌化是在與物態化相對應的意義上加以定義的。
西方文藝思想的奠基人柏拉圖曾經非常矛盾地表述他的“詩說”，他以“理性”的鞭子把詩人趕出了“理想國”，卻又滿懷深情地述說著詩歌運思的迷狂狀態：詩神“憑附到一個溫柔貞潔的心靈，感發它，引它到興高采烈神飛色舞的境界”。柏拉圖是自我矛盾的，但我們卻也看到，無論是矛盾的哪一麵都強調了這樣一個觀念：詩不是對客觀世界的回歸和品味，而是對某種超越性的意識形態的表達，或者是“理性”，或者是神的意誌。理性自然是自我意識強化的產物，而所謂神的意誌也不得不經常由個人的自我意誌來表達。於是，這互有矛盾的東西又總是可以統一起來的，並最終構成了詩人追求自我意誌的最早根據，詩人的意誌化貫穿了西方詩歌創作發展的全過程。從古希臘到18世紀的整個西方詩歌史，是意誌化思維模式主導一切、操縱一切的曆史。中世紀的神學無疑也以效忠上帝的形式凸現了意誌的作用，在這一觀念中，對客觀世界的親近就是對上帝的褻瀆。18世紀後期的感傷主義與19世紀的浪漫主義似乎是打開了一扇通向自然的門扉，但自然還是自然，西萬詩歌並無放棄個性、返回自然乃至物態化的打算。“因為他們，像康德一樣，認為純然感受外物是不足的，真正的認識論必須包括詩人的想象進入本體世界的思索，必須掙紮由眼前的物理世界躍入（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浪漫主義詩歌的基本特征是詩人對客觀自然的不斷解說、明辨，不斷追問它們何以如此存在，意誌化依舊處於統攝地位。現代西萬，與哲學上一係列“反傳統”的觀念調整相適應，以象征主義為先驅，開拓了詩歌藝術的新境界，這種藝術思維用奧遜（Charles Olson）和克爾裏（Robert Greeley）的話來說即是“在創作的瞬間物象的發生……可以、應該、必須按它們在其中發生時的原原本本的情況去處理，而非經過任何外來的觀念或先入為主的概念”。但是，所有這些原原本本“的物象卻並不就是客觀事物的原真狀態，而是經過了詩人主觀意誌”陌生化“處理的東西。龐德（E。Pound）對意象的界定是：意象不是一種圖象式的重現，而是”一種在瞬間呈現的理智與感情的複雜經驗“現代詩作為”理智與感情的複雜經驗“的展示，其意誌化的特征依然是彰明顯著的。自我意識並沒有在艾略特的”非個人化中泯滅，它倒是經過這樣一場前所未有的語言革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總而言之，西方從詩學理論到詩歌創作都始終保持著對詩人主觀意誌的肯定和推重。在他們看來，詩人主體的意誌性高於一切，客觀外物是被操縱被否定被超越的對象；詩應當成為詩人從自我出發，對世界的某種認識和理解；藝術的世界是一個為自我意識所浸染的世界；詩人們著力於自然的“人化”而不是自我的“物化”，所有這些，都屬於西方詩歌的意誌化特征。
2.中國現代新詩的意誌化趨向
我們同樣應當重視中國現代新詩的意誌化趨向，因為，對西方詩歌的大規模譯介、對印歐語法規範的借鑒、外來語的引入，以及存在於這些文學現象背後的無法拒絕的“西學東漸”，都不斷給中國詩人注入了異域的文化觀念，提供了嶄新的藝術樣本，這都是西方詩歌意誌化精神移向中國的社會又化基礎。
歸納起來，中國現代新詩的意誌化趨向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
首先，純粹自我的情緒開始成為一些詩歌描摹的對象。從理論上看，不少詩人都宣揚過詩的“自我表現”說，諸如“詩是個性的自我——個人的心靈的總和——一種在語言文字上”“沒條件及限製的表現”，諸如“文藝是出於自我的表現”，“抒情詩是情緒的直寫”。從創作上看，則有郭沫若《天狗》式的自我擴張，有殷夫《讓死的死去吧！》式的堅定信念，也有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式的激情……中國現代新詩對自我內在情緒的追蹤也最終建立了他與西萬浪漫主義思潮的深刻聯係，雖然比較完整的浪漫主義精神僅僅隻在五四的《女神》中一晃而過，但這一詩潮的各個側麵卻始終顯示在整個中國現代新詩史上。在早期革命詩歌裏，我們目睹了個人意誌力的主導支配地位，在七月派詩歌中，我們領略了主觀戰鬥精神的風采，在九葉派詩人的創作中，我們又發現了生命追求的頑強毅力。
其次，比較抽象的意念也出現在一些詩歌作品中。比如劉大白曾把“淘汰”這一進化規律寫得活靈活現（《淘汰來了》），饒孟侃沿街叫賣自己的“靈魂”（《叫賣》），聞一多把心靈深處的民族意識渲染得濃密而絢爛（《一個觀念》），李金發生動地表現了“希望”與“憐憫”這兩種心理類別（《希望與憐憫》），杭約赫細述人類“神話”的曆史意義（《神話》），穆旦剖析著曆史傳統與現實人生的複雜關係（《裂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