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繼續從詩的民族傳統出發，分析中國現代新詩的曆史形態。
所謂傳統，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它應當是一個綜合性的有機體，由許多不同的文化形態所構成。這些文化形態各有其不容代替的特性，各自從屬於曆史發展的某一個時期，但又都有另外一些共同性的文化取向，“共同”形成了係統的有機性，而差別則表現為係統的豐富性。
我認為，中國傳統詩歌文化有四大形態很值得注意，它們對中國現代新詩的影響也最大。這四大形態就是：以屈騷為代表的自由形態，以魏晉唐詩宋詞為代表的自覺形態，以宋詩為代表的“反傳統”形態，和以《國風》、樂府為代表的歌謠化形態。
下麵，我們將分別闡釋這四大形態在中國現代新詩中的文化意義。
這條江，雖然半涸了，還叫淚羅，
這裏的人，也許還與當初一樣；
朱湘：《十四行意體（二十一）》
1.“熬過漫漫長夜的親切的力量”
按照中國的蒙學傳統，屈騷的排名可能會略後於《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及《四書》、《五經》，但顯然也是最重要的文學啟蒙讀物之一。我們很難想象在中國現代詩人中還有對《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作品一無所知的，特別是那些接受了正規教育的詩人，對屈騷耳熟能詳，能夠隨意引經據典者可以說比比皆是。郭沫若說過：“不管你是不是詩人，是不是文學家，凡是中國人沒有不崇拜屈原。”
在中國現代詩人的詩作中，來自屈騷的意象、典故時有所見，至於文學論著、社會評論以及隨筆、書信等，關於屈原與屈騷的議論就更是不可勝數了。郭沫若滿懷深情地說：“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朱湘對屈原、屈騷欽仰不已，稱之為“‘偉大’的源泉”。李金發認為《離騷》是“中國詩的精華大成”。俞平伯讚揚朱自清的抒情長詩《毀滅》“宛轉纏綿”、“沉鬱深厚”、“柔美淒槍”，“隻有屈子的《離騷》，差可仿佛”。談到好友楊晦的“泄憤”之作《屈原》時，馮至十分欣賞，“一口氣讀完”，還多次催促他快些整理出來。卞之琳也用《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來概括好友梁宗岱的人生追求。戴望舒的名字“望舒”一詞就取諸《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僅此幾例，我們便可以知道，屈原及其騷賦在現代中國各流派詩人心目中的分量，它是人生、藝術的導師、楷模，是最活躍的生命基因，是浮動在意識最深處的瑰麗的境界。
從原型批評的角度來看，這不難解釋。盡管中國現代新詩是對古典詩歌的反撥，盡管從審美趨向、句法形式、格律音韻等等方麵，中國新詩都與中國傳統詩歌有了很大的差別，盡管這兩種詩歌的差別又屬於更宏大更關鍵的社會文化屬性的差別，但是，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結構之中，傳統詩歌文化的元素顯然格外豐富，並且“先入為主”地鋪墊在了其智力係統的底部，形成了厚厚的一層，任何外來的元素以及社會文化變遷的震撼都隻能是由外而內、由淺而深的緩緩滲透。就在這樣一個漫長的滲透過程中，“原初”的傳統詩歌文化品格與詩人自我的基本生命追求日漸交融，對中國詩人的人生觀、世界觀、藝術觀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看，傳統的詩歌意象甚至已經成為與各種現實感受相對應的符號，當中國現代詩人麵對紛至遝來的現實景象，當他們需要用符號的藝術來顯示這諸多複雜的感受時，中國傳統詩歌的意象、境界和人格精神就情不自禁地迸射了出來，並且時常較外來的詩歌意象更親切、更熨帖。正如容格所說：“誰講到了原始意象誰就道出了一千個人的聲音，可以使人心醉神迷，為之傾倒。”“他把他正在尋求表達的思想從偶然和短暫提升到永恒的王國之中。他把個人的命運納入人類的命運，並在我們身上喚起那些時時激勵著人類擺脫危險、熬過漫漫長夜的親切的力量。”屈原、屈騷就屬於這樣的“原始意象”。
不過，同樣作為無意識的傳統，屈原、屈騷的存在較其他一些“原始意象”又有些什麼差別呢？換句話說，它的現代顯現有什麼特別的曆史文化根源呢？
我認為，中國現代詩人在文化心態上與屈原的相似性是屈騷精神、屈騷意象一脈相傳的重要原因。
屈原麵對的是這樣的曆史現實：故國衰微，君王昏憒，“明於治亂，嫻於辭令”的他卻遭人譖毀。在他心靈的深處，回蕩著個體價值陡然失落的悲哀，他怨憤，他焦躁，甚至對自己固有的價值體係產生了些許的懷疑，但還是“眷顧楚國，心係懷王，不忘欲反”。類似的文化背景及文化心態可以說曾多次出現在中國曆史上，“超穩定”體製周期性的動蕩讓我們的詩人反反複複地陷入到這一古老的夢魔之中。於是，孤芳自賞、傲骨錚錚的屈原總是讓人倍覺興奮，那逐龍喚鳳、驅日趕月的精神能量，那淋漓盡致的泄憤，還有那絢爛奇麗的想象，弘博麗雅的辭藻，都一再撥動著他們的心弦，震撼著他們的心靈，給他們展示出一幅個人精神與藝術追求的自由景象，成為他們享受短暫的灑脫、“熬過漫漫長夜的親切的力量”。
現代中國社會依然動蕩不安，列強威威懾，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陰雲籠罩著大地，翻卷在“救亡圖存”的中國知識分子心裏，這都與屈原時代頗為相似。而外來的西方自由民主觀念在強化中國詩人個性意識、激勵其自我實現欲望的同時卻也帶來了更深的失落體驗，愈是個性張揚，自我的發展愈是陷入到孤獨零落、眾叛親離的境地，也愈是感到懷才不遇、報國無門的痛苦。僅就這一心理事實來說，相對於整個中國封建社會，現代詩人與屈原在文化根源上的相似性不僅沒有減少，反倒是強化了。也正因為諸種流派的絕大多數中國現代詩人都置身於這樣的生存體驗之中，所以屈騷也就浸潤了許許多多的中國現代詩人，成為一個有廣泛影響的“原型”現象。
2.中國現代新詩的屈騷式自由救亡圖存、憂國憂民的情懷，自我實現、個性發展的意誌，開闔倏忽、縱橫捭闔的藝術，這就是屈騷原型貢獻給中國現代詩人的自由之境。如果說，在中國封建時代的成熟期裏，屈騷給予中國詩人的自由啟示終歸還是短暫的、有限的——在普遍嚴格的等級秩序中，在日趨晶瑩潤澤，也日漸狹小的語言框架中，就連“修齊治平”的情感也被納入了有限的抒發途徑——那麼，中國現代詩人在自我和藝術兩個方麵都具備了更多的“自由可能性”。自由形態的屈騷把它特有的自由品格帶給了中國現代新詩。
首先，屈原“哀民生”、“為美政”的精神得到了強化，成為中國現代詩人救亡圖存、匡世濟民這一社會意識的重要基礎之一。比如，朱湘（招魂辭》、田間《給戰鬥者》、黃藥眠《黃花崗的秋風暮雨》、蔡夢慰《祭》、蔡其矯《肉搏》一類作品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屈原的《國殤》，它們之間至少存在著這樣一係列的相似之處：都是對民族英雄的悲壯讚頌，都是在生生死死的慘烈景象中展開敘述，都布滿了殺戮的鮮血，詩人也都滿懷著一腔濃烈熾熱的民族情感，情緒發展波瀾壯闊，氣勢磅礴。田間說長詩《給戰鬥者》是一個“召喚”，“召喚祖國和我自己，伴著民族的號召，一同行進，我的希望，是寄托在人民身上”。詩歌號召人們“在鬥爭裏，/勝利/域者死”，認為“戰士底墳場/會比奴隸底國家/要溫暖，/賈明亮。”這都不能不讓人想到屈原的慷慨激昂：“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國殤》對英雄主義的此般頌揚往往成為後世的民族情感的先導，中華民族“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追求似乎自覺不自覺地就會向《國殤》認同，向《國殤》靠攏。正如有的人所說：“既戰而勇，既死而武，死後而毅。不但以慰死魂，亦以作士氣，張國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