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生命不僅表現為獨特的思想追求，而且還直接凝結在它與眾不同的形式裏，這就形成了所謂的本文結構。詩歌的本文結構可以從多個層麵加以剖析——由選詞、造句、聯篇所構成的文法追求，由節奏、押韻、聲調所構成的音韻係統。
最好的詩，應當要那最好的章法，最好的句法……
李廣田：《論新詩的內容與形式》
對現代新詩文法的考察必然關涉著對現代漢語詞法、句法、章法的考察。在漢文學的思想追求與語言模式的現代嬗變過程中，似以文學思想追求的躍遷更明顯，而語言的深度模式（包括詞法、句法、章法）顯得更穩定一些。於是，中國現代詩人關於“最好的章法，最好的句法”這樣的討論，又多半是在整個漢語體係之內進行的，並且時常很難作出嚴格的古今劃分，古典詩歌在文法上的一係列成就往往就會給今人直接的啟發。
那麼，我們還是先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國古典詩歌的有關情形吧。
1.循環往複的辨與忘
考察中國古典詩歌的又法追求，我們看到，存在著這樣兩種方式的詞句結構：其一是致力於語詞含義的明晰性、準確性，句子篇章富有邏輯性、思辨性；其二是有意模糊語詞的內涵與外延，造句自由而隨意，沒有固定的規則，全篇各句之間的關係以“並列”為主，非邏輯，非因果。前者發揮了語言追蹤主觀思維運動、以言盡意的“明辨”功能；後者則分明保持了語詞與主觀思維的距離，陳述無意直奔主題，組詞成句、聯句成篇的語法規則都不重要，謹嚴有序的語言法則仿佛可以變通，甚至“忘卻”。參照一些學者對古典詩學的闡釋，我把這兩種文法追求分別概括為“明辨”和“忘言”，簡稱就是“辨”與“忘”。
應當說，語言的“辨”和“忘”對於詩歌創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不過，從總體上看，“明辨”和“忘言”在中國古典詩歌史上又屬於兩種循環往複、交替出現的文法追求。大體說來，唐以前的古詩“明辨”，唐詩宋詞“忘言”，宋詩又“明辨”、“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複開”（葉燮《原詩·內篇》）。
從詩騷到魏晉，中國詩歌的用詞一般都含義清晰、明確、單純，詞類的靈活轉用也相對少見，以至在整體上沒有多少含混模糊之處。如屈騷以異常豐富的、充滿奇情異想的辭藻而著稱，但這些辭藻又都包含著明晰的政治道德意義，在表達“內美”、“修能”的意向上並不會產生多大的歧義。從句子來看，這一時期的詩歌創作名詞、動詞、形容詞、關係連詞等等一應俱全，且基本上都遵循了“主一謂一賓”的規則，顯得完整有序。如《古詩十九首》的“浮雲蔽白日”、“西北有高樓”、“客從遠方來”、“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等等；從整首詩來看，句子與句子之間以兩種方式構成：一是時間推進，一是因果相生。前者如王粲《七哀詩》其一“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複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孢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唱然傷心肝。”後者如《古詩十九首》之“回車駕言邁”：“回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古詩的詞、句、篇的這些特征在整體上實現了文意的明晰感、順暢感和流動感。
自南北朝時代的山水詩、詠物詩萌芽到唐詩宋詞，趨於成熟的是另外一種新的文法追求。在這裏，詩歌的語詞被賦予了更豐富也更複雜的意蘊，它既屬於文化，又屬於自然，既具有曆史的象征意義，又還往往保持了第一次感受自然的新鮮感。在人文傳統與客觀自然的豐富語域裏，語詞失去了固定的一一對應的意義，給人多層麵多方向的聯想，如“楊柳”一詞給人以輕盈飄逸的感受，同時又寄寓了男女情愛的文化內、涵，如劉禹錫“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竹枝詞》其一），柳永“楊柳岸曉風殘月”（《雨霖鈴》），明媚動人的環境與內心的柔情蜜意相交織，極大地豐富了語詞的審美信息。類似的語詞不勝枚舉，如淒清的“春草”（與“離別”相聯係）、纏綿的“杜鵑”（與“思歸”相聯係）等等。有時詩歌還故意造成語詞意義的分歧，讓人把玩不已，如李白《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君”究竟是友人還是前文的“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至於語詞的屬性則又靈活多變，漢語的一些基本屬性如動詞不分性、數、格，動詞無人稱時態、體式之別等等，都在唐詩宋詞中盡情展現。名詞、動詞、形容詞又彼此轉用，如“渭城朝雨浥輕塵”係形容詞作動詞（王維《渭城曲》），“東邊日出西邊雨”係名詞作動詞（劉禹錫《竹枝詞》），“西樓望月幾回圓”係形容詞作動詞（韋應物《寄李儋、元錫》）。組詞成句的方式更是自由隨便，古體詩中“主-謂-賓”的秩序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主謂賓有時就很難分辨清楚，如“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王維《鳥鳴澗》）。有的句子甚至由一係列的名詞組成，毫無語法性的連接，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句與句之間的時間或因果關係被大大地衝淡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語詞對應關係之上的和諧。有關詞性上的相同，句子在語意上的對仗，以及內在結構的一致都決定了這些詩行之間的關係不可能是線性發展的，而是並列的，跳躍的。這些詞、句、篇的文法特征，實際上是在不同的層次上消解了語法的嚴密性、邏輯性，讓詩意飄浮於模糊、朦朧的空間。
接著，宋詩卻在一係列的文法追求方麵顯示出了與唐詩宋詞的區別，它把詞、句、篇重新納入到思維運動的波瀾起伏當中，“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嚴羽《滄浪詩話·詩辨》）實則是賦予詩歌語言鮮明的主觀思辨色彩，“以腐朽為神奇”的創意讓語詞的內涵必然變得清新明確，議論化的陳述也使得語詞的組合方式必須遵從嚴格的語法規則，句與句之間的邏輯推進效果比較明顯，同講究感興、推重合蓄蘊藉之風的唐詩宋詞比較起來，宋詩的語言自然就顯得直露、幹瘦甚至生澀了。如黃庭堅答和蘇軾的一首詩：“我詩如曹鄰，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不過，直露、幹瘦、生澀卻也正是“明辨”的必然結果。
中國古典詩歌“辨”與“忘”的文法追求至此似乎完成了一個曆史的循環，“自宋以來，曆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詩分唐宋”從某種意義上看，其實就是詩分“辨”與“忘”，“辨”與“忘”的循環往複，大體上概括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文法追求。
我們注意到，中國現代新詩的文法追求也具有“辨”與“忘”的二重性。
初期白話新詩的文法追求側重於“辨”。胡適說，“詩界革命”必須完成三件事，其中的第二條就是“須講求文法”。他如此突出語言自身的內在規範，當然是“辨”而不是“忘”。胡適特別看重敘述性強、語法規範明確的語言：“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嚐試集》中許多詩歌都語意清晰，句法層次鮮明，從邏輯上講更像是分行抄的散文：“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啞啞的啼。/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老鴉》）類似的文法追求在其他詩人的作品中也比較突出，如俞平伯《春水船》：“我隻管朝前走：/想在心頭；看在眼裏；/細嚐那春天的好滋味。”劉半農《相隔一層紙》：“屋子外躺著一個叫化子，/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呼‘要死’！”康白情《車行郊外》：“好久不相見了，/又長出了稀稀的幾根青草；——/卻還是青的掩不了幹的。”周作人《畫家》：“可惜我並非畫家，/不能將一枝毛筆，/寫出許多情景。——”
大約從五四後期開始，中國現代新詩逐漸減弱了追蹤複雜思維的努力，模糊的詩意、整體性的朦朧感受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興趣，於是，“忘言”的文法追求開始出現了。在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華的《流雲》裏，現代漢語的堅硬結構第一次被軟化。《繁星·一三八》：“夏之夜，/涼風起了！/襟上蘭花氣息，/繞到夢魂深處。”夜、風、蘭花、夢魂，這些語詞似乎已經超越了因果邏輯鏈條的束縛，而就是這種超越帶：給了它們豐富的審美信息。20年代中期以後的新月派、象征派詩人則進一步“忘卻”了語法的嚴密性，讓詞義、句子結構、篇章邏輯都處於鬆鬆散散、飄忽不定的狀態。如徐誌摩《再別康橋》的名句：“悄悄是別離的笙簫”、“沉默是今晚的康橋”，超常規的詞類活用，是陳述句卻又缺乏清晰的合乎邏輯的語意，純粹暴力式的語言結構，這都表明詩人無意辨析自身思想的繁複性、矛盾性，訴諸讀者的是情感的總體色調。從《再別康橋》全詩來看，悄悄、別離、沉默之類的語詞與依依不舍、流連徘徊的情緒成為了和諧的一體，單個語詞釋放出的信息量就是“詩意”本身，至於按照嚴密的語法規則組詞成句，似乎倒與全詩的朦朧情調不相吻合了。類似的句子又如林徽因《情願》：“但抱緊那傷心的標幟，/區觸遇沒著落的悵惘；/在黃昏，夜半，躡著腳走，/全是空虛，再莫有溫柔。”饒孟侃《惆悵》：“徒然的千呼萬喚，/隻空山和你答話。/轉眼又是個黃昏，/惆悵充滿了天涯。”王獨清《但丁墓旁》：“那光陰是一朵迷人的香花，/被我用來獻給了你這美頰；/那光陰是一杯醉人的甘醇，/被我用來供給了你這愛唇……”馮乃超《現在》：“我聽得在微風之中/破琴的古調——琮琮/一條幹涸無水的河床/緊緊抱著沉默的虛空。”這類詩句還表現出了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文法特征：往往是前一個句子與後一個句子各自獨立，即非時間也非因果關係，它們的聯絡完全依賴全詩的整體的“意境”，依賴讀者超越時空的“意合”，這很容易就讓人想到近體律詩相鄰兩個句子的對照映襯關係。
“忘言”在30年代的現代派詩歌中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戴望舒認為詩是一種吞吞吐吐的東西；卞之琳說他怕公開個人的私情，早期抒情詩裏的“我”也可以和“你”或“他”（“她”）互換；何其芳事實上也略去了語言的“鏈鎖”，“越過了河流並不指點給我們一座橋”。從文法追求的角度來看，這都可以理解為是詩人自覺地顛覆語法規則，追求語詞的含混、句子連接的非邏輯化。正如廢名的比喻，詩就是一盤散沙，粒粒沙子都是珠寶，很難拿一根線穿起來。與新月派、象征派比較，現代派詩歌顯然更是精益求精地雕琢那些“並列”的詞句。通過對傳統語言的借鑒，通過對詞性的“忘卻”，通過對句子篇章的“省略”和調整，現代派詩歌較多地營造了近似於唐詩宋詞式的意境理想。有時，這些詩歌也繼續使用漢語中具有鮮明邏輯性的連詞、副詞，卻又別出心裁，恰到好處地消解了其中的思辨因素，顯出一種超越語言規則之後的圓潤與渾融。如卞之琳《候鳥問題》：“叫紙鷹、紙燕、紙雄雞三隻四隻/飛上天——上天可是迎南來雁？/而且我可是哪些孩子們的玩具？/且上圖書館借一本《候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