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誤讀方式及其誤讀過程都不得不引起我們相當的重視。
3.中西詩學的交融與交錯
當然，梁宗岱的複雜性和認識價值還不僅在於此。事實上，作為一位有著獨特藝術感受能力、又有過早年“異樣”的藝術實踐的詩人，他絕不可能漠視和忽略掉新的藝術品格，不可能從根本上否認西方詩歌的異樣的經驗，特別是它的新的發展現實。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就在梁宗岱看起來圓滿自如、中西交融的詩學闡釋裏，常常隱含不少理論細節上的矛盾。這是一位有過“異樣”藝術經驗的詩人在彙入集體性的思維模式之時的必然，而矛盾恰恰是他某種真實藝術體驗的產物，例如，在論及一係列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理想之時，其藝術感受的細節不時羼雜進了某些“異樣”的成分來。他以“物我兩忘”的莊禪境界解釋了契合，但進一步的描述卻又是這樣的：“這顏色，芳香和聲音底密切的契合將帶我們從那近於醉與夢的神遊物表底境界而達到一個更大的光明——一個歡樂與智慧做成的光明。”這裏的“醉與夢”屬於瓦雷裏的用辭，其中已經不自覺地屢雜了西方象湃主義的超驗意識，而“歡樂與智慧做成的光明”則更是西方“意誌化”傳統的自我超越與自我升華。在這一瞬間，詩人梁宗岱似乎又回到了。早年《晚禱》的精神體驗。
同樣，就是他在引述具有“宇宙意識”的中國古典詩歌如王維、陳子昂的作品之時，也會情不自禁地感歎道：“不過這還是中國的舊詩，太傳統了，我們且談談你們底典型，西洋詩罷。”於是，中西交融的例證便轉向了西方，在這裏，隱隱浮動的還是詩人對於異域藝術方式的獨特興趣。我以為，正是從這一獨特的感知需要出發，梁宗岱也同時道出了西方詩歌的許多民族特性，例如他深刻地指出，瓦雷裏詩歌的獨特之處在於提出了一係列“永久的哲理，永久的玄學問題：我是誰，世界是什麼，我和世界底關係如何，它底價值何在，在世界還是在我，柔脆而易朽的旁觀者呢。”
梁宗岱將他的詩論定名為“詩與真”，按照他的說法，這一命名是受了歌德自傳Dichtung and Wahrheit的啟發，“詩”指的是幻想，而“真”指的是事實，幻想與事實就是一個人將畢生追求的對象底兩麵“決慮到梁宗岱早年《晚禱》中的聖境禮讚，以及後來詩論中也不時流露出來的對於”光明“境界的向往，我甚至懷疑，在少年時代就深受基督教洗禮的梁宗岱的心目中，是不是也一直暗含著對於”真“的另一重超驗的理解，在基督教的觀念中，上帝就是真理本身，就是至高無上的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這是全部基督教信仰的基石。《約翰福音》有雲：“我的使命是我真理作證，我為此而生，為此而來到這個世界上。”“按照真理辦事的人走向光明，使人們清楚地看見他的行為遵照上帝的旨募O”當然不是說基督教觀念就支配了梁宗岱的思維，但有過類似的人生履曆也似乎意味著，“真”至少並不就是簡單的現實，而是與某種心靈的超越性經驗相聯係的東西。
梁宗岱可能存在的對“真”、對“事實”的這樣的理解也充分表現在他關於詩歌與“生活”關係的深刻論述中。
梁宗岱，畢竟是一個有過深刻藝術創作經驗的詩人，雖然他“中西交融”的理想更多地受製於自新月派到現代派的中國詩人的集體誤讀，但他關於詩歌現實經驗的論說卻直接與對徐誌摩《詩刊》的批評有關，“《詩刊》作者心靈生活太不豐富”，他如此鄭重其事地提出：“我以為中國今日的詩人，如要有重大的貢獻，一方麵要注重藝術底修養，一方麵還要熱熱烈烈地生活，到民間，到自然去，到你自己底靈魂裏專，或者，如果你自己覺得有三頭六臂，七手八腳，那麼，就一起去，隨你底便！總要熱熱烈烈地活著。”有人認為這反映了梁宗岱詩歌觀念中的現實主義因素，其實，用過去的現實主義來“修正”所謂象征主義的“唯心”之弊，這在很大的程度上恐怕都是一廂情願的，我們必須從詩人實際的藝術經驗、從他對於詩歌藝術發展的感知出發尋求解釋。從前期象征主義到後期象征主義，直到梁宗岱所關注的裏爾克“詩是經驗”的實踐，西方現代詩歌的發展已經逐漸將內在體驗與外在經驗的雙重意義凸現了出來，到後來葉芝、艾略特的詩歌追求，更是證明了在深入外在世界的同時展示心靈活動的價值，並且在根本的意義上看，這一符合西方詩歌潮流的選擇也更加有利於解決中國現代新詩在30年代以後出現的問題：在藝術自覺的道路上，人們一味返回到由古典意境所造就的空虛的詩情之中，最終不得不陷入到“詩情幹枯”的窠臼，在這個意義上，隻有真正地投入人生，用現實人生的血肉來激活內在的靈性，中國新詩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這裏所謂的“現實”當然不是那種排斥心靈價值的“主義”，而是詩人自我經驗的一部分。用梁宗岱的話來說，就是詩人應當成為“兩重觀察者”；“他底視線一方麵要內傾，一方麵又要外向。”“二者不獨相成，並且相生；洞觀心體後，萬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滿意義的麵孔；對外界的認識愈準確，愈真切，心靈也愈開朗，愈活躍，愈豐富，愈自由。”
梁宗岱對於現實生活經驗與心靈世界的這種互動性理解接通了前往40年代中國新詩的可能，在梁宗岱與馮至以及40年代的新詩現代化追求之間，也就有了某種十分值得注意的貫通關係。我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梁宗岱這一論述之於中國現代新詩史的價值絕不亞於他的“三大詩論”，其開創價值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一個充滿生命活力、充滿現實“質感”的梁宗岱，他並不是以學貫中西而著稱，也不是以再一次的重溫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境界而名世，他就是一個直麵中國新詩當下事實的藝術家，一個昭示了當前創造障礙的極具現代意識的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