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發現是一種規模巨大的遠航和探險。它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需要國家或王室的支持，因而需要有強大持續的動因。這樣的動因在當時的歐洲是存在的，但在明代的中國卻不存在。西歐沿海國家由於腹地狹小，一向重視海上貿易。中世紀中期以來，就形成了以海運為聯係紐帶的兩大海上商貿區，即地中海商貿區和北海波羅的海商貿區。這兩大商貿區又通過經直布羅陀海峽的海路和從意大利到德國的陸路溝通連接。15世紀，西歐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各國統治集團為擴展商業和殖民活動，更積極鼓勵航海探險。
和當時西歐統治者積極支持遠航探險、發展海外事業相反，明代中國統治者仍采取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這一政策強調隻有農業才是國計民生的根本，而工、商業隻是末業，是妨礙生產的。因此國家為了長治久安，即使不能把它消滅，也要盡可能地製止它的發展。重農抑商在中國開始很早，曆兩千多年而不衰，始終被曆代王朝奉為基本國策。明代抑商政策強烈地表現在對外貿易上，這就是海禁。海禁的初期原因是防範政敵。當朱明王朝興起之時，曾擊潰張士誠、方國珍兩股東南沿海的軍政勢力。其殘餘多數逃亡沿海島嶼或鄰近海國，有卷土重來的潛在危險。所以洪武四年便“乃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後又因“緣海之人往往私下諸番、貿易番貨、因誘蠻夷為盜”而厲行海禁。
海禁的最直接原因則是倭患。14世紀以來，日本正值南北朝分裂時期，西南的封建諸侯組織了一部分武士、浪人和商人，經常在中國沿海搶劫中國商船，殺戮沿海居民，進行掠奪和騷擾，曆史上稱之為倭寇。從明初起，倭寇成為中國沿海大患。為此明朝在加強海防的同時，厲行海禁，製訂嚴酷的法律，禁止人民出海貿易，甚至“片板不準下海”。盡管當時王圻、丘浚、唐順之等人陳述，取消海禁，可增加國庫收入，也可解除倭寇之患。但一直到明末，海禁也沒有真正解除。倭患也一直持續到16世紀60年代才被基本蕩平。
由於中國極其堅固的封建經濟結構，占絕對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以及建立其上的嚴密的封建政治結構和精致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使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資本主義很難發展起來。盡管當時東南沿海早有大批人出海經商或移民海外，閩、浙沿海的富戶早就依靠海外貿易為生財之道，但中國早期資產者非常軟弱。明代全國各大城市爆發過聲勢不同的反對封建專製統治的市民運動，但都以失敗而告終。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便沒有地理大發現的強大持續的經濟動因。所以恩格斯總結到：“封建主義的基礎是農業……而航海事業是一種毫無疑義的資產階級的事業，這種事業的反封建特性，也在一切現代艦隊身上打上了烙印。”
明代允許外國商人來華貿易，目的是推行懷柔政策，宣揚中華帝國富強。洪武、永樂年間，明廷竟不顧巨額關稅損失，改變宋、元的市舶製度，實行“朝貢貿易製度”。外國商船隻要名義上向明廷朝貢，就能恩準上岸貿易。這種貿易不僅不抽關稅，而且明廷對於“貢品”也是付錢的。往往付比市價高得多的錢。即“厚往而薄來可也”，“則賚予之物宜厚”。外商撈到巨大好處，便爭相向明廷朝貢。但是這種花錢圖虛名的朝貢貿易使明廷背上了巨大的經濟包袱，最後不得不對各國朝貢次數大加限製。
明代不讓老百姓出海，但明廷卻組織了不少次遠航。明廷在洪武、永樂、宣德三代派遣了不少使臣出使亞、非各國。鄭和下西洋隻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這些出使活動從表麵看，似乎可以大大刺激明廷對遠方財富的欲望，從而成為進行地理大發現的經濟動因。但實際並非這樣。鄭和下西洋的動因不是出於經濟要求，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政治目的可以成為一時的動因，但遠不如經濟動因那樣持續穩定。每當時過境遷，原有的政治目的很快消失，遠航也就失去了動因。名震世界的明初遠航也就是這樣突然偃旗息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