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探險活動，除了當代的太空探險之外，曆史上主要表現為陸地探險和海洋探險兩類。由於人類誕生在陸地上，對陸地的認識最早，加上人類的生存主要依賴陸地上的動植物，所以人類最早的探險是陸地探險。至於海洋，隻有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人類才開始海洋探險。無論陸地探險和海洋探險，它與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環境，對陸地和海洋的認識和觀念是息息相關的，中西不同的海洋觀和探險取向，也是導致參與或脫離地理大發現的重要原因。
位於地中海沿岸的南歐文明、北非文明和西亞文明，共同組成一個大的文明區域。不同的自然生態圈對人文活動圈的活動有很大影響。埃及文明產生於尼羅河流域，居民活動範圍主要在尼羅河三角洲，麵積僅約2.4萬平方公裏，加上埃及的狹長河穀地帶，適宜發展農業的地域總共不過四萬平方公裏。居民的活動範圍十分有限。西亞文明主要分布在兩河中下遊地區，適宜發展農業的部分還有地中海沿岸的“肥沃新月帶”，居民的活動範圍均僅數萬平方公裏。尼羅河、兩河的三周便均為沙漠和山地，一麵為海洋。南歐文明起源於小島克裏特和伯羅奔尼撒半島。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濱海小平麵也因麵積太小，不過萬把平方公裏，不利於發展農業。特定的生存環境，決定了地中海沿岸各文明區的居民更多的是向海上拓展，謀求生路。這些地區的古代居民，也不是被動地受囿於狹小的陸地，而是頑強地發展海上探險和航運捕魚。腓尼基人便是其中最為傑出的一支。
地中海沿岸諸文明中，屬原生型文明的北非文明和兩河文明均由於各種原因而中斷了發展，惟獨南歐文明仍然欣欣向榮，並將航海探險這一傳統保存發展並發揚光大。希臘羅馬文明產生在與海洋有密切關係的生存環境裏，特別是在地中海東部，更具備向海外探險、發展海上航運和捕魚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西有亞平寧（意大利）半島和西西裏大島把東西地中海隔開，北有亞得裏亞海和伊奧尼亞海，東有克裏特和塞浦路斯這兩個中型島，北有星散著無數小島的愛琴海，往東北穿過兩海峽和馬爾馬拉海，便就是廣闊的黑海；歐亞非三大洲在這裏交彙。希臘民族一開始就是一個“海上民族”，他們在航海事業上的成就造就了東地中海地區的希臘化世界。隨著地中海的製海權由希臘轉入羅馬，羅馬人加強了對海洋的探索和控製，他們在航海事業上的成就造就了整個地中海地區包括黑海地區的拉丁化世界，世界上最大的內海地中海成了名副其實的羅馬的內湖。他們開創的航海技術、貿易路線及海軍傳統影響到以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
西方人對海洋的重視程度隨著曆史的發展而發展，海上探險亦不斷深入。其間雖然經過中世紀的黑暗而受到抑製，但隨著曆史的前進，中世紀中期以來便出現了彼此通過海路和陸路溝通連接的地中海商貿區和北海波羅的海商貿區，發生過9次跨越地中海的十字軍東征（其中有3次是直接組成艦隊乘船走海路）。到中世紀晚期，文藝複興和科學的光芒驅退了神學的陰晦，資本主義的幼苗衝破了封建土地的板結，歐洲人從事海上探險的傳統又得以恢複。時勢造英雄，迪亞士、達·伽馬繞航非洲、哥倫布首航美洲、麥哲倫環航地球等一係列海上探險終於使一個全新的世界展現在歐洲人麵前。
歐洲人的海洋觀是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不論是地理大發現以前的那些航海家、探險者，還是由於新大陸的發現、新航路的開辟而帶來的許多歐洲國家的大規模海上探險以及隨之而來的殖民擴張，更還有近代以來歐洲一些國家為爭奪製海權、出海口而傾盡全力，都表明它已成為世界近代史中歐洲曆史的一個主題。歐洲人對海洋的重視無與倫比，航海已構成歐洲人比別的地區的人民更為重要的社會活動。
華夏文明誕生在與地中海文明有巨大差異的地區。它以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為中心，麵積廣大、腹地縱深，擁有遼闊的生存空間和回旋餘地。東南部瀕臨太平洋西部的邊緣海，海岸線達1.8萬公裏。西部、北部被高原、大山、沙漠、沼澤阻隔，形成一個較為獨立的原生型文明區域。這個地域比任何古老文明（包括印度）都遼闊得多，氣候又屬溫帶和亞熱帶（秦嶺、淮河以南），為人民提供了良好的生產和生活條件，為華夏民族創造了一個發展潛力極大的生存環境。因而中國文明具有大陸河川文明的特征。
從遠古起華夏人民就開始涉足海洋。從徐福東渡日本、經海上絲綢之路、到鄭和七下西洋，這些都說明中國人對海洋的探索還是比較著力和頻繁的。但是華夏民族對海洋的認識和重視，比起西方人來說相對遜色。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大海不甚重要。如在祭祀活動中，表現的是“三五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在古代地理著作中，也主要論及地理現象、風土人情，物產和曆史，對海洋的記載則比較粗略。即便在諸子百家、經史子集、釋道儒、三教九流的著作中對海洋偶有所論，也局限於把它視作吐星出日、神隱怪匿的神秘世界，總有一種“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以”的無形壓力。唐宋以來隨著封建經濟的繁榮，對外關係的日益密切，航海事業有了較大發展，不僅造船技術有了長足進步，航海能力日臻強大，中國水手還以擅長駕船，善於利用信風而遐邇聞名。元代有兩次大軍跨海遠征日本的大戰，至元十八年（1281年）那次艦隊兵員竟達10萬，船隻多達千艘，堪稱空前。特別是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更是中國有史以來對海洋認識的集大成和航海事業的總檢閱。盡管如此，中國人仍未走出重陸地輕海洋的老框框，即使利用大海，也僅著眼於漁鹽和舟楫之利，而缺乏向海外拓展的雄心。明末士人便說：“與蠻夷交，如撫蝸牛之角，不足懼也。難在乘風破浪，險在謀利貪婪。”中國人的海洋觀沒有突破性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