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解救了一夥被強行押往並非想去之處的犯人
堂吉訶德抬起一頭，他看到順著那條大路走過來十二個脖子上用粗大的鐵鏈串在一起、戴著手銬的人。另外還有四個押送的人：騎馬的手裏拿著轉輪火槍，步行的帶著武器。一見到那些人，桑丘就說道：
“那是些苦役犯，都是國王，在被押往船上。”
“你說什麼？”堂吉訶德問道，“國王不會囚禁別人的！”
“您想歪了，”桑丘答道，“我是說，他們犯了罪，所以才去替國王劃船，服苦役。”
“總之，”堂吉訶德反駁說，“無論如何，那些人並非出於自願。”
“當然。”桑丘說。
“既然如此，”堂吉訶德說，“我就該來盡本分了：除暴安良。”
“請您想清楚，”桑丘說，“法律，是國王的化身，並沒有傷害這種人，隻是懲罰他們的罪惡。”
與此同時，苦役犯的隊伍已經來到近前，堂吉訶德非常客氣地請求押送的公差告訴他，根據什麼要以那種方式來對待他們。
一個騎馬的差役告訴他，他們都是國王的苦役犯，要去船上服刑，除此之外，無可奉告，讓他別再多問。
“即便如此，”堂吉訶德說道，“我還是很想知道他們都是為何會落到這步田地。”隨後，他又說了許多客氣的話，希望能夠打動他們，從而得到自己想要知道的內容。可是另外一個騎馬的差役對他說道：
“我們確實帶著每一個人犯的案底，隻是沒有工夫找出來給您念。您大人自己去問他們自己吧。他們要是願意，就會告訴你。肯定願意，這種人就是喜歡幹了壞事之後大肆宣揚。”
得到了許可以後，堂吉訶德來到那些犯人跟前，問走在最前麵的那個因為什麼罪名而落到如此田地。那人回答說，那是自己愛心太重的結果。
“僅此而已？”堂吉訶德反問，“如果愛心能夠導致這種結果，我可是早就該和你們一樣了。”
“我說的愛心不是你認為男女私情，”苦役犯說道，“我說的是對滿滿一筐漂洗得幹幹淨淨的衣服，我將那些衣服摟在懷裏，要不是硬被警察給奪走了，我死也不會放開。人贓俱獲，就是這樣，在我的脊梁上抽了一百鞭子，還有三年水上爬。僅此而已。”
“‘水上爬’是怎麼回事？”堂吉訶德問。
“‘水上爬’就是劃船苦役。”犯人答道。那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小夥子，自稱界石人氏。
堂吉訶德又接著問第二個，可是那人愁眉苦臉，不理他，前一個人對他說道：
“他呀，老爺，因為當了金絲雀，意思是能彈會唱。”
“這不可能？”堂吉訶德不解地問，“能彈會唱也得如此嗎？”
“沒錯，老爺，”那個犯人答道，“情急就唱，這簡直太糟了。”
“我曾經聽人說過：唱能解愁。”堂吉訶德說。
“在我們這兒並非如此，”犯人說，“唱過一回，悔恨終生。”
“你把我弄糊塗了，”堂吉訶德說。
一個差役敬告他：
“紳士先生，在這些囚犯的嘴裏，‘情急就唱’指的是刑訊的時候把一切都招了。這小子受了刑，於是就招了。他是個偷牲口的，專偷牛馬豬羊，就是因為招供了才被判六年苦役，而且還有背上挨過的那兩百皮鞭。他一天到晚悶悶不樂，因為，別的盜賊，被抓的或沒抓的，全都因為他招供而認為他沒用。在他們這種人看來，招與不招隻在一念之間，沒有十足的證據、生死全在自己嘴巴上的罪犯是最厲害的。我覺得，他們說得很有道理。”
“我也這樣認為，”堂吉訶德說道，接著問第三個，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人倒不像第二個那樣，滿不在乎地回答說：
“因為缺少十個金幣，我必須到波濤翻滾的水上做五年苦役。”
“要是能夠解救你，”堂吉訶德說，“我情願出雙倍。”
“您這樣做，”苦役犯說，“簡直毫無意義。”堂吉訶德轉向第四個犯人。那人一臉莊重，胡子很長，聽到問及何以淪落到如此地步，一句話沒說就沒完沒了的哭了起來，於是第五個囚徒告訴他：
“這個老實人被判四年苦役，而且還盛裝騎馬招搖過市。”
“您的意思，”桑丘·潘薩接過話頭說道，“在我看來，遊街示眾嘍。”
“沒錯，”那犯人說道，“原因就是牽線搭橋賣人肉，事實上，我是想說，他是充當皮條客的，而且兼通巫術。”
“暫且不能談巫術，”堂吉訶德說，“他如果僅僅是一個皮條客，就不該去劃船，應當去指揮、去當船隊司令。拉皮條並不那麼容易，這是機靈人才能做的，而且還是安然無恙的地方必不可少的，幹這一行的應該出自良家，同時還得像別的行業一樣有統一的規矩，一如商行經紀人似的精幹而牢靠。如果真的如此，就可能會消除許多弊端，而不像現在從業的都是些蠢貨和笨蛋，就像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和惹事生非的少年，每到必要的時候和緊急關頭就毫無辦法。我真想告訴你們為什麼需要對國內這一重要行當的從業人員進行統一管理，但這兒不是適當的場合，有機會去跟能夠做得了主的人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