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從那一天開始，就仿佛始終沐浴在春天明媚的陽光裏了。我有了一種從未有過的穩定感。這時再回眸往昔，我能更清晰地看到，仁愛的上帝始終如一地關注我的成長，一切仿佛都由一隻無形的巨手牽引。這種信念越是堅定，我就越覺得心裏有底兒。
“英國海軍在每艘船的纜繩上，無論粗細，都係著一根紅線，表明它是君王的。而生活的每個人，無論大小，也有一根無形的線表明他是屬於上帝的。”我把這樣的想法當成一種信念寫進了我的小說《兩位男爵夫人》。我現在仍然這麼認為，並把它銘記在心。
在這之前，我過的都算是童年生活。我的青年時代才剛剛開始。以前，我隻是在狂暴、浩瀚的大海裏搏擊海浪，奮勇遨遊。到34歲，我才迎來了生命的春天。但在明朗、溫暖的夏天來臨之前，天氣還會有陰霾的變幻。人生中這個過程肯定是少不了的，梅花香自苦寒來嘛。
記住，展望未來，當然會遇到所謂灰暗的日子、陰霾的雲層，但想想以後等待你的將是明亮、靜謐的季節，它們將綻開笑靨，你就不能被惡劣的天氣輕易嚇倒。
我有個特別好的朋友，我後來有一次在國外旅行，他給我寫信，以他特有的文風道出了我要說的話：“是你那種敏感的想象讓你相信，你在丹麥受到藐視。這完全是不真實的。你和丹麥都仍然更樂於承認：丹麥沒有劇院。那個該詛咒的劇院！這是丹麥的劇院嗎？難道劇院詩人和你扯不上一點關係嗎？”
這的確是真實的，因為有很多年，我生活中的許多痛苦都來自劇院。有人告訴我，這種事全世界都一樣，劇院的人難伺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幾乎他們所有人，從主要的臨時演員到最重要的戲劇愛好者，都會把你放到另一個世界的天平上去稱一稱斤兩。地獄之牆就是兩個世界的界限。批評家們就會在報紙上抓住這個舞台上的明星不放，如果一味地喝彩叫好，就會被認為是沒有思想的鸚鵡學舌。甭打算從他們嘴裏聽到什麼溢美之詞。與其說這是他們能幹的一件正經事，還不如說這是人類漸生出來的輕薄之舉。
那時，政治在人們的生活中還不占什麼重要位置，劇院成了人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話題。丹麥皇家劇院算得上是歐洲最著名的劇院之一，擁有好幾位卓越的天才人物。尼爾森正當壯年，不光演技出眾，而且嗓音華美，令人傾倒。另一位丹麥舞台上的活躍人物是萊傑爾博士，從他的個性、天賦到音質，都特別適合演歐倫施萊格的悲劇。弗萊登達爾帶給丹麥舞台一種鮮有的彌漫著文學與優雅的睿智的幽默。斯塔格是個真正的紳士，頗具騎士風度，演起喜劇角色，常表現出一種粗獷的幽默。此外，像黑伯格夫人、尼爾森夫人、羅森基爾德和費斯特等全都是劇院的天才演員。同時，丹麥的歌劇和芭蕾也在布儂維爾的領導下，萌發出誘人的花蕾。
我剛說了，我們的劇院是全歐洲最著名的劇院之一，可我沒保證，“所有”主要演員是同時代最有才華的人。至少有些人在我麵前表現出來是這樣，因為他們對詩人沒有足夠的尊重。我以為，丹麥的劇院一直缺乏嚴格的管理，而當一大群個體組成一個整體，尤其是藝術整體的時候，這是必要的。通過我對幾代演員的觀察，我發現公眾總有這樣一種傾向，他們對劇院的經營牢騷滿腹，尤其抱怨劇院選擇的保留劇目，劇院的管理人員和演員都令他們不滿意。這是由人性中的不思變革導致的，與此相似的是，當時每一個名氣尚不如我的作家，都將遇到同樣的奮鬥曆程。就連歐倫施萊格在很大程度上也常常遭受被忽視的境遇，或者至少達不到我對他重視的程度。大家都知道，當他被噓聲起哄的時候，演員獲得了掌聲。我甚至聽到過我們的同胞是以這樣的腔調來談論他的天才。以此類推，所有國家都是這樣，多麼令人悲哀。歐倫施萊格說，若是孩子們與學校的同學隔絕了，當然就隻能重複從父母那裏聽來的話。
人們最看重的是男女演員的天賦、與媒體的友情或大眾的青睞度，這使得演員們把自己置於劇院的管理人員之上，甚至超過了作家。人們這樣做一定是怕他拒絕出演某個角色或把事情搞砸，要不然就是惟恐他們在演出前對劇本有意見。對劇本的評論隻能是在對劇本不知情的情形下，在咖啡館裏聊聊。哥本哈根人還有一種典型的做法，就是當他們要去看一出新戲的時候，不是說“我正等著看演出呢。”他甚而會說，“這戲估計好不了，噓它一下怎麼樣？”你看他們竟會在噓聲中自得其樂。一個蹩腳的演員從來沒被噓下台過，不，沒有。被噓的隻有詩人和作曲家，他們是孤獨的罪人，連絞架都給預備好了。噓聲響起來，通常能持續五分鍾，你可以看到或美或醜的女士們喜笑顏開，就像看鬥牛時嗜血的西班牙婦人。對一部新戲來說，一年中最危險的季節是在11月和12月。因為在此之前，中學生們要完成畢業考試，升入大學。那可就成了極其嚴格的裁決。
誰都知道，國內所有最重要的劇作家都被噓下過舞台，像歐倫施萊格、黑伯格、赫茲等，更別說國外最優秀的劇作家了，例如莫裏哀。
可對任何一個丹麥作家來說，劇院仍然是最好賺錢的地方。我在得不到幫助和資助的時候，就曾試圖憑我的才華做過嚐試。我前邊提到過，我給劇院寫歌劇腳本，遭到嚴厲的批評。我又試著寫輕歌舞劇。我得說，那個時候，作家可拿不到科林當劇院經理時給的那麼多錢，而是低得好笑。我必須得提這事，這是事實，永遠也無法抹殺。有位精明能幹的商人當了劇院經理，人們期待著劇院管理這回可以井然有序了，因為經理是個會計師。人們盼著歌劇能有所發展，因為他很有樂感，也能在音樂圈子裏唱一通。還有人希望劇院能有大的變革。還真就有了，他製定了劇本稿費支付辦法。劇本的價值難以判定，可以按長度來支付稿費，具體按每個小時一刻鍾的周期來計算。第一次演出時，舞台監督站在一邊看表，看一個小時裏演了幾個一刻鍾，然後加起來，按這個結果付錢。但一個小時裏的最後一個一刻鍾是要算在劇院頭上的。這就是商人的精打細算。每個人第一次都會想，我得掙到我能掙到的每一個先令。可到了我的輕歌舞劇《分離與相聚》時，我覺得吃了大虧。按照劇院的意見，劇本按單獨題目分成了兩部分，被處理成兩部輕歌舞劇，以便每部能單獨上演。我可不能說權威的壞話，劇院管理人員就是詩人的權威。還是讓演員們自己說吧。
“要讓你的戲獲得成功有什麼難，這兒明擺著有這麼多耀眼的明星。”一個並不想飾演我的劇中角色的大名星跟我說。“我可不演那個男人婆。”一位發現我戲裏寫了一個有男子氣概的女人的女演員如是說。“你就告訴我一句我能記得住的台詞。”排練時有個演員對我吼道。我被弄得心煩意亂，躲到一個角落裏站著。這些大名星們又衝過來說，“我們說的傷你心了？你覺得我演得不好？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想演這個。你的天才冒的少點，沒準我還能演得好點。要不你去跟別人說，就說是我說的，你正在撒謊。”這位藝術家精彩陳述的時候，想不到現在的公眾也正在聽。人們聽了也許會發笑，說我是在講笑話，因為今天在任何一個青年作家身上都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了。在船上，跟船長指手畫腳的多了，船確實沒法開了。但他們又沒在劇院這艘大船上，而我在。可為什麼我非要招人家劇院煩呢？因為隻有劇本被劇院接受了，才能掙到最多的錢。而沒有錢，我們無法生存。另外，劇院就是一個大講台，正如卡爾·博格所說，“看劇本不一定超過十個人，可聽戲的有成百上千。”
科林不再擔任劇院經理，換上了摩爾巴赫，這位審查官精力過人，嚴格苛刻。我相信，在這位審查官執掌劇院那段時間，凡出自他手，對於劇作是拒絕還是接受的審讀報告，將為我們提供最奇妙的性格研究的素材。後來，他不當劇院經理了，黑伯格有次拒絕了他兒子寫的劇本。他為此發表文章，專門闡述對青年才俊的責任問題。跟他以前寫的審讀報告做個對比就會發現，他是多麼的信口開河，反複無常。我當然能夠料到，隻要是按照劇院的常規，我寫的任何東西，他理應是不會接受的。劇院拒絕劇本時，通常會用這樣的套話：“所附劇作，並不適合本院。”他們根本就不想給出理由，而在很多情況下，他們想說的時候又冗長、囉嗦得不得了。我收到過一封信，那隻能是他口授的。語氣很溫和，當然是為了跟我說令我不快的事。他對這個最拿手。他說，如果劇本要在劇院上演，除了等到夏天，無能為力。
1839年夏天，我創作的輕歌舞劇《斯普若格的隱形女人》上演了，舞台裝飾的背景原是為演出赫茲的《飛向斯普若格》準備的。劇中的狂歡場景吸引了觀眾。這出戲因得到公眾的喜愛，劇院把它列入了保留劇目。這出結構輕巧的輕歌舞劇在舞台上演出，贏得了熱烈的掌聲，這樣一來比我預想的又多演了幾場。但掌聲絲毫沒有影響劇院的管理層，我仍然十分懊惱地看到自己的新作一次次地被拒絕。即便如此，我還是決定把法國的一個短篇小說《奴隸》改編成戲劇上演。同時證明給人看，劇院是如此頻繁地拒絕我，而我還要執著、勤奮、孜孜不倦地寫新戲。
這出戲用韻體寫成，共五幕。有的段落采用帕魯丹·繆勒抒情長篇抨擊演說的形式寫成，三或四句一韻。而且，我相信自己有能力讓語言自由、動聽，就像林間的鳥兒在歌唱。這出戲的主題對我來說是陌生的，但它具有豐富的戲劇效果，我的抒情詩又給它增添了清新的色彩。如果能賦予每個詩節以音樂的律動，至少我會努力使語言具有整體的樂感，那搬上舞台將令人耳目一新。把劇本交給劇院以前，我已經感到，這個故事成了我身心的一部分。我想，這回人們該不會像我借鑒沃爾特·司各特小說主題時所說的，我在舞台上糟蹋了原著。劇本寫好以後，我讀給我的幾個好朋友聽，這幾個智慧的大腦都覺得不錯。我又讀給幾個希望能在劇中飾演角色的演員聽，他們也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特別是維爾赫姆·霍斯特，我想說服他演主角。他是對我最好、又最具同情心的演員之一，覺得我理應得到人們的感謝和承認。
在弗裏德裏克六世的接待室裏，一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高官對我這出戲發起了猛烈抨擊。他聽說了戲的內容，覺有損西印度群島的黑人形象，不適合在皇家劇院上演。國王這樣答複他，“是的，這出戲沒打算在西印度群島上演。”
劇本交到劇院，自然被摩爾巴赫拒絕了。眾所周知，由他一手培養起來的舞台之花已經枯萎，而那些被他丟棄一邊的許多野草，卻在戲劇的藝苑裏吐出了絢麗的花蕊。因此，他的拒絕不會產生什麼壞的影響，對我反而成了一種安慰。劇院還有一位經理是國家樞密院議員，這個人情趣高雅，性情耿直，他成了這出戲的擁護者。同時，由於很多人聽我朗讀過這出戲，在公眾中反響熱烈，劇院在經過慎重討論之後，決定上演。在劇本最終被接受之前，發生了一件特別有意思的小事，我把它記錄下來：
有這麼一個人，他人品極好，隻是缺乏審美鑒賞力。但他的意見對演出效果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他跟我說，他想幫助我，可還沒讀過劇本。很多人對這個劇都口頭表示了喜歡，隻有摩爾巴赫書麵反對。然後他接著說，我必須告訴你，這部戲是由小說改編的。你自己也寫小說，為什麼你不能把自己的故事寫成戲呢？我回答說，寫小說是一回事，寫戲是另一碼事，它得包含戲劇效果。《混血兒》裏有嗎？有什麼新奇的嗎？我試圖能夠讓他滿意。“這裏有個舞會。”“這很好，但舞會應該出現在《新娘》這樣的戲裏。還有什麼新鮮的？”“這裏有奴隸市場。”我說。“嗯，奴隸市場，這個挺新鮮。這個好。公正地說，是奴隸市場吸引了我。”我相信，是奴隸市場使劇本最終獲得了劇院的通過。
在舞台第一次排練以後，霍斯特給我寄來一篇寫得很漂亮的表達謝意的詩體文：
致漢斯·克裏斯蒂安·安徒生
我的耳畔仍然回響著一種奇妙的叮當聲，仿佛坐在遠處，聽到輕柔的空氣的溪流掠過棕櫚樹寬闊的葉尖。我能看見森林庇蔭處迷人的自然景色，開闊地裏晾曬的稻草，能看見野兔在甘蔗地裏奔跑，看見黑人兄弟簡陋的茅草屋。他們衣衫藍縷——哦，把屋門關上！我聽見磨房傳來像擠壓甘蔗時發出的噪音，聽見監工揮舞著皮鞭，聽見奴隸們在歎息。我感到了某種我說不出來的東西，看到那些可憐的人們，我的心在流血。你的作品帶給我一雙無形的翅膀，在耳邊響起了豎琴的彈奏。這意味著什麼呢？誰會快樂地想，等在前邊的隻有恐怖？毒日頭烤焦了人們生活的欲望，遮蔭處是魔鬼的房子？是啊，萬能的詩歌戴上王冠，自然嚴酷的一麵便必定屈服。靈魂在棕櫚樹上方升起，甚至連監獄的牆上都能看到模糊的幽靈。哦，你是傑出的詩人，在你的作品中，從你的心靈深出喚起上帝的力量。我的心靈再一次充滿了往昔的記憶，再一次承受熱帶溫暖的陽光。但那閃耀的是詩的陽光，是你天才的光芒。人們約定俗成地被賦予一種卑微無助的日常生活，它是輕薄的，需要重新增添精神養料。而我從你的思想中，看到了展現出來的生活的多元變化，並迸射出自尊、勇敢和真實的靈光。你用誠實而成熟的創作成果為你的祖國增色。
W。霍斯特
首演前的第二個晚上，我榮幸地受邀為克裏斯蒂安王子和他的妻子朗讀我的劇作。他們親切友好地接待了我，並熱情地送我一堆紀念品。
1839年12月1日，這一天終於來了。演出廣告張貼出來，演出的頭天晚上，我興奮得一夜合不上眼。人們已經在劇院前排隊等著買票。就在這個時候，皇家信使騎著馬從街上飛奔而過。人們開始嚴肅地聚集起來，緊接著傳來令人悲傷的消息：國王弗裏德裏克六世已於淩晨去世。消息一經阿瑪林堡皇宮宣布，人們便為克裏斯蒂安八世即位而歡呼。皇城四門緊閉，軍隊宣誓後入城。弗裏德裏克六世屬於父權製時代，這讓還沒有過失去國王經曆的新一代人感到十分悲傷和沉痛。
整整兩個月，整座城市就像一個靈堂。國喪過後，克裏斯蒂安八世時代劇院第一次開門，就上演了我的《摩拉托》。我把它獻給國王。國王當然早就知道我這麼做，我得到過他的首肯：
“您親切聆聽過我這首讚美戰鬥和勝利精神的歌，並對這種來自上帝的精神表示了崇敬。因此，我的國王，我將這首歌獻給您。”
演出獲得很大成功，得到觀眾十分熱烈的掌聲。開始，我並未對此感到興奮，隻是感到終於可以從長期以來困繞我的緊張和焦慮之中解脫出來，可以更自由地呼吸了。戲連著演了好多場，每場都得到觀眾的喝彩。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是迄今為止我最好的作品，我真正的詩人生涯將就此開始。我以往的作品，無論詩歌，還是《即興詩人》、《不過一個提琴手》，等等，其重要性都不足以與之相比。總之，得到如此眾多的讚譽，以前隻在《步行記》首版時出現過。到目前為止，我隻有這兩部作品得到真正的認可，也許是過譽了。《摩拉托》很快被翻譯為瑞典文，並在斯德哥爾摩皇家劇院上演，獲得很大成功。瑞典詩人瑞德斯特德為我的劇作寫了跋語，說帕樂梅尋求報複他的主人。巡回演員們在瑞典的一些小城鎮上演我的戲，丹麥的巡演團由魏萊先生帶隊也在丹麥巡演，演到了馬爾默。演出在倫德受到當地大學生的熱烈歡迎。他們專門寫了韻文向我表達誠摯的祝賀：
“你是丹麥年輕的天鵝，你是北歐的裏拉琴，你的歌唱如此迷人，是時代變奏的強音；在帕爾納索斯上（以前作為太陽神阿波羅和文藝女神繆斯的靈地——譯注）你再次建起了一座閃光的巴爾米拉，充滿了陽光與和平。你使我們的心靈充滿美麗，就好像你將帶領我們再次從黑暗中前進。哦，詩人，你沐浴在緋紅的晨光中，我們尊你為北歐的神明。”
在此之前，我拜訪了在斯肯尼亞的蘭格爾男爵。我們的瑞典鄰居給了我發自肺腑的由衷熱情的接待，這讓我感銘不盡。在那裏，我獲得了我在國外的第一次隆重歡迎，給我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倫德的大學生邀我造訪他們那座古鎮，他們專門為我安排了節日宴會，發表演說，為我的健康祝酒。那天晚上，我還看了幾個朋友，他們告訴我，學生們還要為我演奏小夜曲。這讓我驚異得渾身每一根神經都顫抖了。我覺得自己仿佛置身於一種狂熱之中，我看見成群的人們手挽手聚攏了來，他們頭上都戴著藍帽子。我確實表現得很謙恭，因為我意識到還缺乏得還太多。但當人們要把我舉起來時，我隻有聽天由命。在他們麵前，我抑製不住，流下了激動的眼淚。我覺得，我還不配得到這樣的尊重。他們不一定每個人的嘴角都帶著笑，但每一張麵孔上都寫滿了友好、熱情。此時此刻，他們惟恐有一絲猶豫不決的微笑都會傷害我的感情。我清晰記得他們的祝酒詞是這麼說的：“當你的祖國和歐洲各國向你表示敬意的時候，請你切莫忘記，第一個這麼做的是我們倫德的學生。”熾熱的情感，強烈的表達。這使我深受感動，我回答他們說，從這一刻起，我以我的名譽保證，我一定對得起他們給我的殊榮。那些離我最近的人拉著我的手，我從心底由衷地對他們表達謝忱和感激之情。當我重新回到臥室，回味這剛剛過去的令人興奮與無法抗拒的激動情緒，再次喜極而泣。
“別去想這個了，和我們在一起高興就行了。”我的幾個瑞典朋友說。他們都顯得十分快樂，但一種莊重的思緒漸漸滲入我的心頭。這個晚上的記憶會常常回來光顧，具有高尚情感的人不會發現，這個我生活中的大事件帶給我的虛榮，將使我長時間沉湎於此。與其接受驕傲的滋養，還不如將驕傲的根莖燒毀。《摩拉托》要在馬爾默上演，學生們還想到那裏去看。我趕緊離開了，以免再次在劇院出現。我的思緒帶著快樂和感謝飛向了瑞典的大學城，但那裏我不會再去了。青年學子們那一天給予我的熱情，現在已經傳遍整個丹麥。就向他們對我做的那樣，我向他們致謝。這種最美麗的敬意已經和那座大學城緊緊連在了一起。
1840年4月30日“這一天”，瑞典報紙上有篇專文《摩拉托新聞》，對安徒生的戲劇《摩拉托》以及他所受到的熱烈歡迎發表評論，談到由倫德學生發起的“美好星期五”活動，既是給予詩人個人的榮譽，也是給予丹麥的。文章還提到了在市政廳大廳舉行的晚宴。瑞典記者這樣描述說：
“這裏是臨國的首都，卻能聽到對民族最優秀的兒子之一出於欽慕的讚美之聲，喧鬧刺耳的聲音裏充滿了深情厚意。但這聲音勢必會沉寂。歐洲自有它評論的天平，但從來沒有排斥和拒絕。作為一個詩人，安徒生不僅屬於丹麥，同樣屬於歐洲這個整體。我們希望，現在由瑞典南方大學的青年學生給予他的這種殊榮，也能在他自己的祖國引起共鳴，把這當成是無害的鼓勵，而非揪住雞毛蒜皮不放，把給他的月桂花環做成帶荊棘的花環。帶著美好的情感，就要向我們可愛的詩人說再見了。我們向他保證，不論他踏上瑞典的哪一塊土地，我們都會給予他真誠的讚美與兄弟般的忠誠。”
當我回到哥本哈根，幾位與我同甘共苦過的老友見到我，眼裏都閃爍著激動的淚花。他們說，看到我得到如此的尊重，心裏特別高興。對我隻有一個方向，就是讓我所有的快樂、我的思想飛向上帝，溫柔而謙卑地祈禱上帝，賜予我與此殊榮相配的力量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