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丹麥的政治生活正處於發展的高峰，良莠兩方麵都有。以前，人們是有意無意地訓練一種哲學家式能言善辯的口才，並常把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掛在嘴邊。現在，開始愈發自由地談論有意思的主題了。不過，我感覺自己是既沒能力，也沒必要摻和這事。而且，我相信，對我們那個時代的詩人來說，卷入政治是巨大的不幸。“政治夫人”就是把他們引誘進她的城堡加以毀滅的維納斯。他們的詩歌創作像日報一樣，如過眼煙雲，人們讀過、誇過，也就忘到腦後了。在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都想支配別人。主觀可以顯示出它的權力，但大多數人可能不記得了，許多在理論是具有可行性的事，在現實生活中根本行不通。他們忘了，從樹頂和從樹下看到的風景並不一樣。任何一個能被某種高貴信仰感動的人，不論他是王子，還是庶民，隻要他追求最美好的事物並有能力得到它，我都會對他禮讓三分。我不想沾政治的邊兒，對它也一無所求。上帝賦予我的是另一種使命，我過去這麼覺得，現在這種感覺依然不變。
在丹麥所謂的上流家庭中，我遇到很多對我友好、熱情的人，他們珍視在我身上發現的優秀品質，接納我進入他們的圈子，讓我在他們的消夏別墅裏與分享他們的快樂和豐富多彩的生活。那裏的別墅生活，可以讓我自由自在地沉浸在自然之中，盡情享受林間的靜謐。正是在那兒，我才真正與丹麥的大自然變得親近了。我的大部分童話和稍後的小說《兩個男爵夫人》，也都是在那兒寫出來的。在林間靜謐的湖邊，在碧綠的草地上，小動物們在我身邊跳來跳去，鸛鳥邁著兩隻紅腿高視闊步。我不問政治，不關心論爭，對黑格爾也一無所知。我的周圍是自然，我的心裏也隻有自然。自然向我布道，也向顯示神的感召。
來自尼索的斯坦普男爵夫人把我介紹給來自吉塞爾菲爾德的丹尼斯約爾德一家。他們一家正在那座古老的修道院般的別墅裏過聖誕節。這座別墅非常精美，是典型日耳曼風格的建築。丹尼斯約爾德公爵夫人是位傑出的女性，雖然年邁，卻依然充滿魅力。在這兒，我不再是個窮孩子，而是一個受到友好接待的客人。她去世以後，就安葬在那片她無比摯愛的林間，山毛櫸的樹蔭遮擋住她的墓地。受財政大臣威爾海姆·莫托克之邀，我從吉塞爾菲爾德，到了他那座在布瑞根特福德的美麗迷人的莊園。他所愛的妻子現在已經過世，我為她祈禱。我分享著他們幸福的家庭生活，我的生活也因此充滿了陽光的溫暖。
我有好幾次都在尼索呆了很長時間。有托瓦爾森陪伴，我過得非常開心愉快。他們還為托瓦爾森在花園裏建個工作室。我開始真正了解他，不論是作為一個藝術家，還是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在那裏度過了一段特別有意義的生活，下麵我就說詳細點兒。
我開始習慣生活在這些不同的圈子裏，這對我影響很大。我發現，就人類的高貴品性而言，不論體現在尊貴的親王大臣身上，還是貧窮的百姓身上，它們之間有著緊密的聯係。單就好的品性而論，人們彼此間都是相似的。
不過，我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哥本哈根約納斯·科林閣下的家中度過的，與他已婚的兒女及其正在成長中的孩子們呆在一起。我和天才作曲家哈特曼的友情與日俱增。他那聰明可愛的妻子，把家拾掇得十分令人陶醉，充滿歡樂，充滿陽光。她本人也是才華出眾，有一副熱心腸，同時又極其單純，個性迷人。可以說，科林是我實際生活的顧問，而我每寫一部新的作品，奧斯特德都會提出意見和建議。我們之間，隨著了解的不斷加深，關係也越變越親密。我在後邊會說到他對我性格方麵的影響，以及他對於我有多麼重要。
當然了，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劇院是我每天晚上的俱樂部。我還是定期去劇院。就在那一年，我獲準坐進大家都熟知的“宮廷前座”，它有一根鐵杆與其他正廳前座隔開。按當時的慣例，每位為劇院寫出一部戲的作者都可以在樓下正廳就坐，寫兩部就可以坐在前座，寫三部便獲準進入“宮廷前座”。當然，這三部戲都得夠上演整個一晚上的時間。或者，把短劇加起來夠三整個晚上的演出也行。
“宮廷前座”是國王招待朝中大臣、外交使節以及高級政府官員的座位。據說，有位同時也是演員的詩人，因給劇院寫戲獲準在裏邊落座，但有人對他說，“坐在這兒也得謙虛點，這裏邊貴族可多著呢。”現在，我也得到了這份殊榮。托瓦爾森、歐倫施萊格、衛斯，還有一些人，當時都獲準坐在那裏。托瓦爾森喜歡挨著我坐，這樣好跟我說話，也好讓我向他解釋劇中各種各樣的事兒。他在世的時候，我通常都坐在他旁邊。歐倫施萊格也常常是我的鄰座。或許根本沒有人意識到，有許多個夜晚，當我與那些偉人們坐在一起，心中自然就湧起一股虔誠的謙卑感。我生活中的不同時期開始在腦海中閃現，我想起當年常在包廂裏為芭蕾舞團的小姐們熬夜，想起當年那個迷信的小孩兒，就跪在正對著我現在這個座位的舞台上，說著“我的上帝啊”。而現在，我坐在了很多最偉大最要的人物中間。如果有誰從他的座位上看到我坐在這兒，說“看他坐在那些大人物中間，得多得意啊。”那他從我剛才說的這一點就能明白，他的判斷是多麼不準哪。我真的充滿了謙卑感，並從心底祈禱上帝賜予我力量，讓我能對得起這份好運。也許上帝會總讓我有這些感覺。我每天晚上都可以在劇院見到托瓦爾森和歐倫施萊格。他們倆都對我很好，他們是北歐地平線上升起的最璀璨耀眼的兩顆星。我想強調的是，他們的光芒照亮了我的四周，更照亮了我的內心。
當歐倫施萊格和一大群人在一起時，他總是顯得很安靜，也很拘謹。離開了人群，他才顯示出歐倫施萊格獨有的性情，坦率單純得像個孩子，更讓人忍不住想接近他。他對丹麥和整個斯堪的納維亞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一個真正的天才詩人。他似乎是一棵常青樹，到了晚年，寫的也比年輕人多。他在友好地聽我朗讀了我的第一首抒情詩之後，就一直以極大的熱情關注我的寫作。即便在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什麼熱情的表示，但當評論界和公眾對我進行冷酷無情的肆意攻擊時，正是他以全身心極力為我辯護。一天，我在受到一番惡毒攻擊以後，情緒非常低落。他看了出來，親熱地抱著我說，“別聽他們亂叫喚。聽我說，你是個真正的詩人。”接著，他又用熱情溫暖的話語，跟我談起他對於詩和詩人的理解，談起詩人在丹麥所遭受的評判。他還同時向我表示，對我作為一個詩人，他是完全認可的。他嚴肅而發自肺腑地認可了我這位講述童話的詩人。我知道，當有人覺得在我的作品中發現了不可饒恕的拚寫錯誤，並願以此表示對我的輕蔑時，歐倫施萊格會動情地宣稱，“它們確實擺在那兒了，但這些隻是白璧微瑕，無足輕重。對這樣的小紕漏，歌德不是還說過，‘就讓那隻小動物呆在那兒好了’。他甚至不想去改它。”我在後麵的篇幅裏，會對他的個性，以及在他晚年我們之間與日俱增的深情厚意，再多做一點介紹。我的傳記作者在《丹麥的諸神》一書中曾提到我和歐倫施萊格之間有個共同點。他在導言中說：
“一個人隻是因為與生俱來的某種衝動，並由這衝動產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成為藝術家或詩人，這種情況如今是越來越不多見了。藝術家和詩人常常更多是由命運或其環境造就產生的，而不是聽憑這種命裏注定的本性的召喚。我們這個時代的詩人，他們的成功大多要感謝他們早期的激情碰撞、早期的經曆或外部環境的影響，而非原始的自然的聲音。類似這樣的情況，除了歐倫施萊格和安徒生，在文壇別的作家身上還找不到。這倒能夠解釋為什麼前者在丹麥遭到如此頻繁的攻擊和批評，而後者隻在國外獲得認可。在國外，一種更為古老的文明，已經開始對學院派約定俗成的既定規則感到厭倦。而我們丹麥人卻還守著學院派的羈絆和過時的學識頂禮膜拜、抱殘守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