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夏天，我為丹麥夏日劇院寫了個短劇《梨樹上的鳥》，獲得極大成功，皇家劇院的管理層將它列入了保留劇目。黑伯格夫人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決定出演女主角。觀眾很喜歡看這出戲，他們覺得選擇的樂曲主旋律十分優美。我知道，它還在一次冬季演出中經受住了突如其來的噓聲的考驗。噓聲來自幾個年輕人，不知道是扮演了誰的代言人。觀眾質問他們這麼做的理由。他們說，“寫了一點雞毛蒜皮的瑣事就獲得這麼大成功，安徒生還不得意死了。”他們噓的那天晚上，我沒在劇院，對他們的做法一無所知。第二天，我去看一些朋友。我頭痛得厲害，朋友家的女主人看我臉上的表情，還以為我是為昨晚上的事想不開。她走近我，拉住我的手，同情地說，“昨天的事值得你這麼傷心嗎？”隻有兩個人噓，全場觀眾都是支持你的。”“噓聲？支持我？”我驚叫起來，“有人噓我嗎？”這時她才知道，她恐怕是第一個告訴我這件事的人。
第二場演出的時候，我呆在家裏。戲剛一結束，我的幾個好朋友就跑到我這兒上演了十分有趣的一幕。第一個來的人向我保證，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跟昨天的噓聲一樣，純粹是為了我的成功。每個人都是誠心實意地喝彩，隻有一個人噓。這時，第二人到了，我問他有幾個噓的，他說，“兩個。”第三個來人說，“就三個，沒有再多了。”這時，我最誠實的朋友，質樸、聰明、傑出的哈特曼來了。他不知道其他人剛才說了什麼，我請他以他的名譽保證，告訴我到底有多少人噓我。他把手按在胸口，說“最多五個。”“哦，不。”我衝口而出，“我不再問你們了。這不和福斯塔夫[約翰·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亞劇本《亨利五世》第一第二部和《溫莎的風流娘兒們》中歡樂肥胖愛吹噓無所顧忌的騎士。——譯注]的情形一樣了。這兒剛剛有人斷言說隻有一個人噓。”
為補償剛才所說，哈特曼半開玩笑又特別誠懇地說，“確實隻有一個噓的，但那真是討厭的噪音。”
第二天，芭蕾教練布儂維爾給我寄來一首詩《詩人之樹》，後作為附錄收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在這首詩裏談到了我的詩人之樹：
你的梨樹重新帶給我們夏天的熱情，但現在，他們還不接受過熟的果實。也許再過些年，這樹就將帶給我們葡萄，讓我們重新品嚐溫馨的果香。因此，別讓失望噬咬你的心靈，別讓憂傷充滿你的歎息。有多少得到上帝饋贈的人，都是你的恩人，你不想答謝他們嗎？不能對你的上帝忘恩負義，你已從他那裏得到太多。
以散文詩代信致我的朋友漢斯·安徒生。
誠摯、忠實的奧格斯特·布儂維爾
1842年11月13日於哥本哈根
有幾家報紙對《梨樹》做了挖苦的報道，而且，他們又開始嘲笑《詩人的市場》。這一回，歐倫施萊格再一次發自肺腑地強烈表達了他對於《詩人的市場》和《梨樹上的鳥》的讚美另一方麵，黑伯格在他那份為知識精英辦的報紙上，就我在戲劇中對日常瑣事的處理發表的評論：“把這樣一個小生靈，包含在戲劇的鳥籠裏，隻能當成賣弄學問來反對。因為你說不出它好，也說不出它不好。它太小了，太無足輕重了，太天真無邪了。劇院經常需要這樣權宜之計的劇本，它或許能逗大家樂，自然不會帶來什麼痛苦。但肯定地說，從這出戲裏又根本看不出有絲毫單純和抒情優美的痕跡。”
當時，黑伯格算不上是我的朋友，他也不是我劇作的朋友。作為一位對我的攻擊者，他同時又是一位有能力、有才華的人，而且有時也還有公正的表現，那我當然隻好接受這個事實，忍受來自某個小圈子的攻擊帶給我的痛苦。他在上邊提到的那篇評論中還說，“就《梨樹上的鳥》來說，公眾隻要看過三四遍演出，就會用更為公正的態度，針對劇中上帝看得見的小路（問題是上帝根本幾乎不肯屈尊來看這條小路），針對那笨拙、可憐、不能給任何一個女孩子帶來幸福的嫁妝，做出苛刻的評判。實際上，《梨樹上的鳥》真是一隻單純的小鳥，它也許不能激起任何一位頭腦冷靜、高雅的觀眾的情緒，甚至沒有一個人會喜歡劇中的歌聲。伴著這隻貧窮、脆弱的鳥生命結束時雷鳴般的鑼聲，全場響起強烈的噓聲和口哨聲，就是一種相反的強烈的證明。因此，它除了能作為沉悶的丹麥人一種狂熱的衝動，什麼也不是。”
十年以後，黑伯格當上了皇家劇院的導演，這個戲雖然還在劇目上，但被擱置起來。不過，他同意在俱樂部劇院上演。這已經比他以前對我的態度友好多了，我深受感動。因這部短劇得到觀眾的熱烈喝彩和喜愛，打那以後，常常上演。
1842年10月8日，我第一位尊貴的資助人去世了。早些時候，我們常在伍爾夫家見麵，還一起合作過《凱尼爾沃思》，但我們沒能成為親密的朋友。他像我一樣，喜歡孤獨地生活。但人們喜歡去看他。我相信，他們也喜歡來看我。我有鳥一樣的天性，我想飛遍全歐洲。而他最遠的旅途是到羅斯吉爾德，跟那兒的朋友相處得像在家裏一樣，他能在大教堂的管風琴上即席演奏。沒人能勸說他再往遠些旅行，我記得當我從希臘和君士坦丁堡回來後去看他，他幽默地說，“看，你還沒我走得遠。你來皇冠公主大街，能瀏覽國王公園。我也一樣。但你花了很多錢。如果你一定要旅行，就到羅斯吉爾德，足夠遠了。就在這兒等著人們開始星際旅行。”《凱尼爾沃思》第一次上演時，我還收到過他的一封信，行文是典型的衛斯風格：“愚鈍的哥本哈根觀眾怎麼能明白我們這部歌劇第二幕結尾的真正含義。”
劇院無疑應該把《凱尼爾沃思》作為紀念演出來上演，它是衛斯的最後一部作品，也是最受人們喜歡的一部。他親自選定的主題，甚至寫出了部分腳本。我覺得，因為他的作曲是對這個世界的滋養，為讓他不死的靈魂在另一個世界得到永生，應該上演這部在他生前多少被忽略了的作品，把它作為榮譽的鮮花獻給他。他也會含笑九泉。但我的這個建議被棄之不用，而改為上演莎士比亞的悲劇《麥克白》。我記得是衛斯為它附帶作的曲，但這不是他最個性化的音樂創作。
真是奇怪，衛斯下葬那天，他的心口窩處還沒有完全變涼。我和幾位悼念者到了靈堂以後，我哀求醫生看在上帝份上，再仔細檢查一下，看能否讓他還陽。醫生又檢查了幾分鍾，跟我保證說他已經死了，不可能起死複生。但他們說，人在死後心口還有一絲溫熱，實在不同尋常。我讓他們至少把他的動脈切斷，他們沒幹。歐倫施萊格聽見了，走到我跟前，“你說什麼，你想讓他們把他切成塊兒嗎？”他以隻在某種情形下才會有的激烈的口吻對我說。“那總比他在墳墓裏醒過來好。你死的時候，是不是你死的時候更願意這樣？”“我！”歐倫施萊格退後了幾步。阿萊斯·衛斯死了，在他的墓邊唱起了我為他寫的哀歌：
疲倦的塵埃將他帶進墳墓安息，他強有力的精神卻重新帶我們上升。在這個世界，他是孤獨的，孤獨得直到死神合上他的雙眼。他是孤獨的，飽受著心靈的煎熬，痛苦的旋律也可就此停歇。他青春四溢的愛保留在他的歌中，那裏唱著“閃光的巨浪”。
當他坐在管風琴旁，一股神奇的力量便使我們的思想脫離了塵世。他的音樂是留給我們的瑰寶，他的音樂裏有北方深刻的精神。他留給我們的財富是堅實而豐富的，他的靈魂是年輕的，上帝為他驕傲。阿萊斯·衛斯安息！我們在哀悼的歌聲中寄托哀思，灑下我們深沉的淚水。
由出書掙的稿費，再加上平時的節儉，我攢了一小筆錢。我想用這筆錢去趟巴黎。我是1843年1月底離開的哥本哈根。
迫於當時的形式，我隻有取道費恩島、石勒蘇益格[原丹麥的一個公國，1864年被普魯士並吞，其北部與1920年歸還丹麥——譯注]和荷爾斯坦因。我很喜歡這次冬季旅行，寫了一些人們抱怨鐵路使公路變糟的詩歌。路的確挺難走的，速度根本快不起來，經常弄得人困馬乏。一路奔波，最好到了易澤豪和我喜歡的布雷登堡。蘭佐伯爵閣下見到我很高興，接待也很熱情。我在他那座古老的城堡裏住了幾天。春天的暴風雨肆虐，太陽放射出烤人的光線，草地上嬉戲的百靈鳥唱起歡快的歌。這個地區我所知道的地方我都走遍了。我們的每一次聚餐和每一個夜晚，都充滿了極其祥和節日的氣氛。
我向來不關心政治，也從不考慮什麼政治待遇，第一次留心政治話題，是聽到有人關於公國還是王國的爭論。我搞不清這之間有什麼關係，反正我在題贈《詩人的市場》時，毫不猶豫地寫下“送給我的同鄉，荷爾斯坦因的羅斯教授。”但我很快從我的同鄉們身上看到，我很快意識到，事情並不是我想象的樣子。“安瑟·赫爾佐克，”我第一次聽到一位女士這麼叫國王。“你為什麼不叫他國王？”一聽就知道我對政治愚昧無知。“他不是國王，是我們的君主。”她回答說。這種小小的政治分歧發生了。但蘭佐伯爵熱愛丹麥國王，也熱愛丹麥人。他極盡地主之宜，還不時以國王說話時的口吻開開玩笑。這聽起來十分好笑，好在後來沒有流行起來。
我們知道，漢堡在一場大火中毀於一旦，臨近阿爾斯特的城鎮全都夷為平地了。當然，現在那裏已經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建築，但大多還是廢墟一片，堆著不少燒焦的梁木和尖塔的碎屑。原來的店鋪也都蕩然無存，一排排磚砌的小商店在向遊客兜售物品。要想找個住的地方難於上青天。正因為如此，我倒找到了一個對我來說最好也最舒適的地方。時任丹麥郵政局長的霍爾克伯爵把我當成貴客，邀請我到他家去住。
我和能力出眾的斯貝克特一起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那時，他剛開始為我的童話配畫，那些優美的畫作充滿了創造力，富於幽默，令人著迷。他的這些畫作可以在一種英文版和一種德文版中看到，隻是這個德文版將《醜小鴨》翻譯成了《綠小鴨》，讓人覺得有點敗興。而法文版的書名居然是照著德文版來的。
當時火車還沒從呂內堡荒原穿越，我們是乘坐慢吞吞的郵遞馬車，沿著坎坷不平的公路，從漢堡經奧斯納布呂克，於狂歡節的最後一天到達杜塞爾多夫。所以，我們得以見到身著盛裝的德國人。上次狂歡節，我們見到過身著盛裝的羅馬人。但據說科隆才是街頭狂歡遊行最熱鬧的城市。杜塞爾多夫的快樂遊行，就像報紙說的，“是由於天公作美”。我看到了有趣的場景，一隊小男孩裝扮成騎兵，牽著馬往前走，看上去好似他們是騎著馬；對遊人開放的“瓦爾哈拉”[北歐神話奧丁神接待陣亡將士或其他英靈的殿堂——譯注]對麵坐著個滑稽的“納爾哈拉”。據說，這狂歡節的遊行是我還算認識並尊重的畫家艾奇巴赫一手策劃的，其中還有一些杜塞爾多夫學校的校長們，他們是我第一次訪問羅馬時就認識的老熟人了。
我還碰到個小老鄉，是來自歐登塞的一個小孩，叫班榮。他剛一開始畫畫，就畫了我的肖像。以前還從來沒有人畫過我的肖像。不過，這第一幅肖像畫得挺可怕的，看上去就像強光照射下的一個人的影子，或者像個被壓在一堆紙裏好多年的人，打開時已經成了木乃伊。我的第一張肖像就這樣被展出了。瑞澤爾從班榮手裏買下了這幅畫。在杜塞爾多夫，班榮已經成長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他完成了一幅描繪聖徒卡努特被謀殺在歐登塞聖阿爾班教堂的精美畫作。不過，我在畫裏沒有看到本該有的一個人物，他應該被作為藝術精靈補添在畫裏。我指的是“虛假的布雷克”。奇怪的是，對這位在費恩島婦孺皆知的人物，班榮竟然一無所知。現在把他補到畫裏當然是來不及了。
因鐵路還沒完全修好，我一會兒坐馬車，一會兒又乘火車，經德國科隆和比利時的列日，到達了布魯塞爾。我看了阿裏查德主演的意大利歌劇作曲家多尼采蒂的歌劇《最愛》。藝術畫廊裏的畫讓我厭煩，盡是魯本斯畫的那些肥胖臃腫的金發婦女，臉平平的，服裝也很暗淡。站在巍峨的教堂邊，感到一種精神的升華。古老的市政廳是個充滿記憶的地方，想當年，埃格蒙特就是在市政廳遮擋住太陽的背陰處被砍了頭。尖尖的塔頂滿是精微細致的裝飾，看上去就是裏童話裏華麗秀美的布魯塞爾花邊。
在從布魯塞爾開往蒙斯的火車上，我傾身靠著車窗往外看，不料門恰巧沒有關，窗戶開著，要不是鄰座眼疾手快把我拉住，我就大頭衝下掉下去了。真是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春風吹拂著法蘭西大地，田野一片碧綠，陽光溫煦和暖。我看見了聖丹尼斯教堂[聖丹尼斯是巴黎第一任基督教主教，法蘭西主保聖人——譯注]。經過巴黎城外新挖的壕溝，不久我就坐在香榭利舍大街上瓦盧瓦飯店的房間裏了，房間正對著圖書館。
瑪米埃爾在《巴黎評論》發表過對我的評論文章《一個詩人的生活》。馬丁把我的一些詩作翻譯成法文，自己還寫了一首稱頌我的詩發表在《巴黎評論》。因此，我的名字像來自遙遠的聲音傳到了巴黎文學界。這一次，我受到巴黎文學界的熱烈歡迎，令我誠惶誠恐。我好幾次去拜訪維克多·雨果，每次都受到友好接待。歐倫施萊格在他的《回憶錄》裏曾抱怨來巴黎他都沒能見到雨果，我應該為此感到榮幸和滿足。應維克多·雨果之邀，我拿著他給我的票去看他在法蘭西劇院最新上演的悲劇《城堡指揮官》。這出戲每天晚上都遭到觀眾的謾罵和噓聲，在一些小劇院裏，還上演諷刺這部戲的滑稽模仿戲。他的妻子美極了，具有所有法國女人都有的那種令外國人癡迷傾倒的魅力。我用丹麥文寫了首短詩，已被瑪米埃爾譯成法文。我想她那時對我的了解就是把我作為一個詩人。
致維克多·雨果的妻子
丹麥與法國，不超過幾天的行程。這裏的土地生長著山毛櫸，湧動著金色的麥浪。這片土地驅逐過第穀·布拉赫，擁有托瓦爾森、森林和美麗的海岸線。它是北方王國裏的裏拉琴。這裏是我的故鄉，母語是丹麥語，我的繆斯在天國自由徜徉，我常從她那兒得到靈感。您的丈夫維克多·雨果是個偉人，我熱愛他，崇敬他。讀他的詩歌，我已經熟悉他的繆斯的眼波和言辭，那就像是我的繆斯一樣。我向您，他的妻子，他青春的愛人，獻上這首歌的花束。讓他由這花束，並從您的唇間了解，他在北方贏得了我以及很多人的敬仰。
安切羅特夫婦歡迎我的到來。我在他們家不僅遇到很多法國的作家、藝術家，像路易斯·布蘭卡。還遇到不少外國人，像德國作家、批評家瑞爾斯特德，西班牙人馬丁內斯·德·拉·羅薩。我還不認識德·拉·羅薩，就和他聊了好長時間。他的談吐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不由得問安切羅特夫人，這位紳士是誰。“我還沒給你們相互介紹嗎？”她說，“他是詩人、政治家馬丁內斯·德·拉·羅薩。”她把我們倆拉到一塊兒，告訴他我是誰。然後，他就向哥本哈根的老雅爾迪伯爵表示問候，並向在場的所有人說，弗裏德裏克六世對西班牙人非常友好。他當時讓國王給他出主意，在國內政治陣營裏站在哪一派。後來，他支持的那派失了勢，國王還請他到丹麥來。我們的話題已經全轉到談丹麥上來，作為年輕的外交官，他參加了克裏斯蒂安八世的加冕典禮。我們都覺得丹麥人性情獨特，但用心不壞。我們又興致勃勃地描繪了一番弗裏德斯克斯堡和那裏舉行的盛大晚宴。他談到茂密的橡樹林，環水的哥特式舊城堡，金碧輝煌的教堂。政府高官們身穿金色和白色的絲綢衣服，帽子上別著羽毛，拖著長長的天鵝絨禮服長袍，走在大街上不得不把長袍搭在胳膊上。他開玩笑說，還以為這是丹麥人的日常風俗。他說這是他親眼看到的。我承認，這確實是加冕典禮時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