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於貧苦農民，小時候沒錢讀書。當了和尚以後，才有機會“立誌勤學”。有了權力和地位後，朱元璋在眾多儒生的影響下，努力學習文化知識，學問益進。做了皇帝以後，朱元璋更加喜歡文墨，他認為寫文章要“質實”，主張文章應該寫的明白清楚，要“通道術，達時務”，說白了就是要適應政治上的需要。
據明太祖寶訓卷六《務實》記載：1367年正月，朱元璋尚未稱帝時，就曾對中書省的官員說：“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群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詞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隻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詞為美也。”又《明太祖實錄》卷四0記載：1369年三月，他對翰林侍讀學士詹同說：“古人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如《典》、《漠》之言，皆明白易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孔明《出師表》，亦何嚐雕刻為文？而誠意溢出，至今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深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這是朱元璋關於整頓文風的第一道明令。
1371年閏三月，朱元璋審定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句，提筆改為“輔朕戎行，克奮忠勇”，並對大臣們說：“此言大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朱元璋再次強調了關於文風的主張。
1373年九月，朱元璋從製度上采取了措施，頒布《文書式》，“詔禁四六文詞”。並諭各部官員：“…朕常厭其（指唐宋文風）雕琢，殊異古體，且使事務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諭臣下之詞，務從簡古，以革弊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箋、奏疏，毋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不但發布禁令，而且還頒布了樣板以供效仿，這比前期單純的禁令更進了一步。
明初受元朝的影響，文犢主義盛行，案犢繁冗。朱元璋早就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明太祖實錄》卷一一O記載：洪武九年（1376）十二月庚戌朔，頒建言格式。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上書論時務五事，累萬徐言。上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虛文多而實事少，次夕於宮中複令人誦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四，才五百徐言。因哨然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聯所以求直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於是命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為定式，頒示中外，使言者直陳得失，無事繁文。
洪武十二年（1379），又命令廷臣討論研究，製定了《案犢減繁式》。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又親自起草頒布了“禦製行移減繁體式一冊”。這些法令、條例的頒布，對於克服繁文之害，沉重打擊文犢主義，提高行政辦事效率，進一步深化文風整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