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作為法家的特定術語，可以用“政治地位”來解釋。“勢”不能脫離“法”，若脫離了法，就變成了肆意妄為、專斷跋扈。韓非認為，權勢是推行法治的憑借，法是維持權勢的後盾，也是權勢得以維持的手段，隻有法與勢相互依憑，才能天下大治。在企業文化建設中，企業文化的推行離不開領導之勢，利用自身所在之“勢”，以身作則推行企業製度，因勢利導，才能夠將企業文化深植人心。
法家文化觀中“勢”的思想
法家認為，君王能夠統治國家的首要原因並不在於其能力強、品德高，而是由於擁有“勢”而位尊權重，舍此，必將功不立、名不遂。孔子德行高潔，名譽海內，但要臣服於魯哀公，就在於孔子“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所以韓非說：“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製也。勢者，勝眾之資也。”把“勢”看做統治者相對於被統治者所擁有的優勢或特權，“柄”是具體而有形的掌握下屬命運的生殺大權，“勢”則是有形的權所產生的無形的影響力。
心理學研究證明，對死亡的恐懼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勢是一種比有形的權更強大的無形的威懾力量，因為它無形，所以無孔不入、無處不在。權是不能隨便用的，“權不欲見”，“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其作用範圍也比較小。“殺雞給猴看”就是用一小範圍的刑罰來產生大範圍的威懾作用，這正是權和勢完美配合所產生的妙用。總而言之，君主擁有的勢越大、越強，獲得的威嚴、尊敬也越多，一旦失勢，不僅會失去人君之威嚴，更有性命之憂。
慎到是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在主張依“法”治國的同時，強調並重視“勢”。法家思想中關於“勢”的理論，被慎到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戰國時代複雜尖銳的政治鬥爭背景下，勢的理論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和實踐。所謂“勢，即權勢。勢並非單獨存在的，勢要依法，而法要借勢。法與勢是相互依托的，沒有法就難以保證權勢，沒有權勢，法又不能順利貫徹執行。慎到認為，重”勢“與尚”法“有內在的聯係，重”勢“是為了尚”法“而尚”法“又必須重”勢。
慎到這樣形容“勢”：“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霧，與蛆婦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麵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慎到把君主和權勢分別比喻為飛龍和雲霧，飛龍有了雲霧才能飛得更高，如果雲霧散去，飛龍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權勢，即使像夏桀那樣的昏庸殘暴，命令也能執行，即“令則行，禁則止”。如果沒有權勢，即使像堯那樣賢德，百姓也不聽從命令。所以，慎到反對“德治”，認為人的本性正是趨利避害，“德治”不可能使法律貫徹執行，會產生很多弊端。
到了戰國後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繼承並發展了慎到的“勢治”說。首先，韓非強調必須集中一切權力於君主一身，並言：“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權勢不可以倍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奎。”“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由此可見，韓非提出君主要絕對的權威，不能以下犯上。韓非關於“勢”的思想比慎到更前進了一步，表現在其“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的“法”、“勢”相結合的思想。依照法擁有權勢，則天下大治；違背法，則權勢亦不能維持。所以掌握權勢的人如果能秉公執法，法律借助權勢產生的威力和效率自然會更大；反之，帶來的危害也很大。韓非不僅看到法治需要權勢來依靠，而且認為要很好地運用權勢，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還需要法的強有力的手段。
韓非認為，治理天下的君主從天資上說大都為中人，自己的治國理論就是為這些君主提出的。才能平庸的君主隻要能運用好“抱法處勢”，把法治和權勢很好地結合起來，就可以將國家治理得有聲有色；如果背離法度，丟棄權勢，就會天下大亂。按照韓非的觀點，一個理想的、足以控製局麵的控製係統，其中必須有一個能決定和支配整個係統的控製中心，設立這樣一個有控製中心的控製係統，是實現對組織有效控製的根本條件。法家以國家治強為目標，首要點便是穩固君權。其主張君主政治代替封建政治，君主集權便是基本要點。因此，強化君勢是國家組織結構中的基本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