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老舍先生(1 / 3)

今年二月是老舍先生九十五周年誕辰。想起一些往事。

四十四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東單三條跟朋友聊天,那裏是“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一間客廳,大家在等候開會。上次會我沒來,偏偏那天老舍先生來了。他們談對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聽他們談的帶有太多恭維、崇敬色彩,跟我從小說中得到的印象大不一樣。我想象他是跟拉車的、開店的都能論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們說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頭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陣腳步聲,從門外走進幾個人來。最前邊是位大高個,頂著幹部帽,穿著件清河製呢廠出的粗呢幹部服,褲子上有香煙燒的洞;中間一位穿著嶄新的棉幹部服,沒戴帽子,微微有點“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後一位個頭不高,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麵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司提克”,活脫是個洋紳士(我並沒見過洋紳士,這洋印象來自狄更斯的小說)。

前邊這人我認識,是尊敬的趙樹理同誌。中間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這最後一位大家都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象中的老舍沒對上號!

人們站起來搶著握手,端木沒戴帽子趙樹理不摘帽子,兩手都應付自如,老舍右手拄著文明棍,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兩手都不得閑,就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了下說:“找不著釘子,帽子還是掛在頭上吧。”把帽子掛在頭上,這才騰出手來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卻麵不改色,一本正經地跟大夥寒暄。

散會時,他對身邊的人說:“明兒個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們帶豆腐幹花生豆怎麼樣?”回頭又衝我找補一句:“你還小,就別跟我們學壞了!”

我覺得跟想象中的平民作家對上號了,還覺得老舍就該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後來在他家見他身穿長袍,腳蹬老頭樂棉鞋,才覺著這樣更對路。

“大眾文藝研究會”是北京文聯成立前,由李伯釗、趙樹理、康濯、馬烽等挑頭的一個文學團體,是團結“大眾文學”作家的一個團體。北京解放後寫武俠、言情、偵探小說的通俗作家和小報撰稿人,一時沒了章程。如李薰風、陳慎言、鄭證因、梅娘等,一向賣文為生,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如今照老路子寫的作品沒市場了,“革命小說”一時還寫不來,又沒大鍋飯吃,生活發生困難。連張恨水,還珠樓主也很拮據。“創研會”就組織他們學習,采訪,寫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並設法幫助一些人安排工作。從解放區來的作家和剛從大學出來的文學青年參加進來,主要是協助工作。那天開會談的題目就是怎樣幫助通俗作家們寫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決他們生活困難。老舍先生出主意說:馬上寫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難,可以從最容易的入手。比如整理點民間傳說,替曲藝界、戲曲界改點舊段子,舊劇本。他說:“拿大鼓說,有的段子人們都聽熟了,會背了,可是誰也不懂什麼意思,因為要麼太文要麼不通,唱的聽的都糊塗多少年,解放了總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吧。把它們改順了,能聽懂,這用不著學多少革命理論,伸手就能辦嘛。拿《白帝城》說,是名段子,開頭幾句你們聽得懂嗎?”說著他點著一支煙哼了起來:

壯懷無可與天爭,淚灑重衾病枕紅。江左仇深空切齒,桃園義重苦傷情。幾根傲骨支床瘦,一點雄心至死明。閑消遣酒後茶餘談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著問:“什麼叫‘無可與天爭’,怎麼個‘重衾病枕紅’,‘一點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壯懷’、‘傲骨’又太文了,誰的耳朵能聽懂?相聲該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作的作了,我想法給你們找唱家,找地方發表。要嫌這活小丟身份,我帶頭先幹。”

他剛從美國回來,家還沒安下,人們把這話隻當表態,並沒當真。誰知沒過幾天,大眾創研會的刊物《說說唱唱》就登出了他寫的“太平歌詞”《中蘇同盟》,電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聲段子《維生素》。《光明日報》連續發表了他改編的相聲段子《繞口令》、《假博士》和《鈴鐺譜》。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說說,是動真格的。這時是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文化班頭,知名作家,從美國回來竟用這些作品打炮,不僅令人叫絕,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熱情愛國,助人為樂,不擺譜,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個新段了叫《張樹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寫出來的,是我終生惟一被演唱過的曲藝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