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實在不好推脫，就冒昧地給老舍先生寫了封信交給他。信中隻說此人有事求助，請老主席見他一見。對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麵談。
過了些天，那人回來了，歡天喜地來看我向我道謝。我問他到底怎麼回事。他把老舍先生寫的證明抄了一份拿給我看。上麵說：“該同誌送來的演出稅確是800元。但我隻交家中500，其餘300留下買煙抽了。特此證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節期間，我回北京探親，有天去青年宮看戲，正碰上老舍先生。我這回沒躲避，趕緊湊上前去問候，並說：“我那封信寫得很冒昧，您沒生氣吧？”他笑著說：“你解人之難，我生什麼氣？做人就該這樣。”我又笑問道：“怎麼您還留私房錢？師母不至於管得這麼嚴吧！”他小聲說：“說實在的，我也記不住他給了我多少錢。見他處在生死關頭，我想我認了這筆帳比他認了強。萬一我記錯，冤枉了人家，我這一輩子受良心責備；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這次教訓他也會改過的……”他說得很輕鬆，我聽了直想掉淚。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卻是在極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每次對我“觸靈魂”時，大牌子都掛在我身上，上麵寫著“右派分子、現行反革命、文藝黑線爪牙”等一串封號，打滿黑×。有一回在戲院裏開大型鬥爭會，拉上台挨鬥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還有麵前另立了個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幫”們互相卻能看得到。立著的那個牌子上寫的都不是挨鬥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氣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幫頭麵人物”。鬥誰時叫誰舉著牌子站到台前去。發言也跟平日不一樣，批判那立著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內容多。鬥爭我時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爛文藝黑線，打倒反動文人老舍，掃清他的黑爪牙。”批判發言的內容也有點特殊，專說老舍罪行如何嚴重和我與他有“不可告人的關係”。舉出的事例就是我寫信為那人要來證明信，證明他沒貪汙。拿出來的物證則是從我家抄出來的畫。那畫是我結婚時林斤瀾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來的。當時老舍一邊替我找畫，一邊說：“友梅是山東人，我得找個跟他有點關係的畫才稱心。”費了半天勁找出一幅鬆小夢的畫來。他親筆寫道：“鬆年字小夢，蒙古旗人為宦山東，以書畫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我對此畫愛不釋手，發配到東北我還帶著它，不時拿出來觀看。我一進牛棚，造反派連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蓋上了，這畫自然也就早成了他們的戰利品。挨鬥的時候我還沒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等我被鬥完，站在一邊為別人陪鬥時，我忽然發現那些寫在立著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經過世的人，心裏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憶造反派們批鬥我時，反複說“死有餘辜”、“遺臭萬年”之類的話，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計他已離開這紅海洋了。
開過會後，造反派頭子還找我談了幾分鍾話。問我：“你對今天的大會有什麼想法？服氣不服氣？”
我說：“我服了。”（後來看到有些朋友寫的回憶錄，才知道別人都那麼錚錚鐵骨般與造反派英勇搏鬥，我真感到無地自容。隻能腆著臉活著就是。）
造反派頭頭說：“你有進步嘛，為什麼這一回服了？說說活思想。”
我說：“要是老舍都已經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隻腳了，我就沒什麼可委屈的。”
“就這一點？沒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說：“那倒是也有一點。我隻是在老舍領導的部門工作過，還不夠作他黑爪牙的資格。更稱不上他的徒弟或學生。你太抬舉我了。”
他說我這是狡辯，推脫罪行，原則認罪，具體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經用慣的壞招，造反派決不上我的當！
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