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派名伶孫毓敏同誌打來個電話，告訴我說：“令文老師入黨了。他無法行動，入黨儀式是全支部的黨員到他家舉行的……”
我聽了直掉眼淚。
這位“令文老師”，打北京解放我們就認識。四十五年來沒當過官，沒發過財，沒出過名，可也沒惹過禍。隻是位普通而又普通的市民。要說他有什麼特殊之處，就是寫了四十五年“入黨申請書”，打新中國一成立就開始寫，年輕時寫，老了還寫，在職時寫，退休之後接著寫。心髒病告病危，腳出了毛病得截肢，隻要一緩過神來，在病床上繼續申請。為什麼？他說：“我通過事實認識到了共產黨的偉大，我熱愛她。我願意為黨的事業奮鬥！”
有誌者事竟成，終於在他家牆上掛上黨旗，宣誓入黨了！就這股決心，就這份韌性，我沒法不佩服，不能不感動。有這樣的市民，北京才成其為北京。北京解放四十多年，頭一件成就是造就出這麼一代北京人！
新北京是在老北京的基礎上發展的。老北京人有個變新的過程。撥亂反正之前，我這批朋友倒黴的多，得意的少。倒黴而又樂觀，以幽默灑脫的態度應付困境，堅持對共產主義的信任和追求，荀令文算是一個。四十多年，他沒過幾天順心的日子，可我也沒見過他發過愁。
荀令文人窮職位低，給自己立下個戒條：從來不對外人提他爸爸是誰。怕有高攀之嫌。他爸爸名叫荀慧生，梅尚程荀，四大名旦那個荀慧生。他說：“我別給老人家兒丟人！”
小時候荀令文學過旦角，可走不好旦角的台步；改學老生，戲學會了幾出，自己覺得意思不大。荀慧生跟四大名醫之一的汪逢春是至交，汪老先生見荀令文上學挺熱心，文化水平不錯，想收他做徒弟教他學醫。他學了一陣隻學會了汪老念方子的神情和聲調，沒學會看病。“孺子不可教也！”汪先生不教他了。
其實令文自有他的想法。他看到連四大名旦這樣的藝術家，也受盡軍閥、官僚們欺壓，覺得戲班這口氣不好咽。他想改換一下門庭，從軍從政，挺起腰板來做回人。由於曆史和社會的原因，他那時不了解共產黨，有錯誤的“正統觀念”，抗戰一勝利就投考了“中央政府”的“警官學校”，上那個學校是要集體參加國民黨的。他就參加了國民黨。等他看清國民黨的真麵目，還沒等到畢業國民黨就垮台了。他不肯跟著國民黨往台灣撤，脫身回了北京。怎麼去的怎麼回來，可是混上了個“國民黨員”和上過“警官學校”曆史問題。他見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確實是公正廉明，為人民服務。從心裏擁護，下決心要跟著黨幹革命。但他這曆史身分，想找別的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正好北京解放後“京劇公會”決定由藝人們自己集資辦個戲校。令文毫不猶豫地參加了籌辦工作。請名角們義演，找關係跑地皮，建校，招生……他樣樣效力，馬不停蹄。從籌備到建校一直到排戲、演出，他全力以赴地工作，一身數職：業務幹事，校長秘書，班主任，他全幹。可是直到學校改成公立之前，三年多時間他沒拿過一分錢報酬。公家派來的人有工資，有加班費；請演員來上課有車費有津貼。隻有副校長沈玉斌和荀令文是白盡義務。後來政府接辦了這所學校，才給他定下一份工資。俗話說“家有三擔糧，不當小孩王”。他掙錢不多，管事卻不少，小孩王當得極為熱心。他既是嚴師又是慈父和兄長，孩子們都挺小，學習要管，生活上也得精心照顧。張學津現在是名角了，可他小時候有個毛病，一上台準鬧嗓子。每次演出前令文就領著他上醫院，看完病再送他回家，還得囑咐他怎樣保護嗓子，如何吃藥。我弟弟是這學校的學生。唱戲不出名可是調皮出名。北京戲校建在鬆柏庵裏，周圍是一片墳地。當時正搞建設，挖出來的空棺材就扔在學校門口，這孩子早上起來練完功竟鑽到棺材裏頭去玩，同學們一出門看見棺材裏鑽出個人頭，嚇得要死，令文除去教訓他還得早早起來巡視，以免再惹事！
但比起十年文化大革命來，吃這點苦，受這些累就算不上什麼了。您想想，憑他這國民黨員，“反動警官學校學生”，再加上反動權威荀慧生的狗崽子的身分，日了好過的了嗎？挨鬥歸挨鬥，受批歸受批，早上我們在陶然亭遛早，他還那一付笑哈哈，大咧咧的樣子。專說逗樂話，叫大家開心。好像滿沒這麼回事，而且照樣寫入黨申請書。隻是因為“砸爛黨委鬧革命”，沒地方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