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是一個理論性的思辨性的新儒學，它以複興先秦傳統儒學為宗旨，同時又融會綜合了佛、道二家的不少觀點，全麵注解和闡發了儒家經典著作。它以客觀的自然的道德性的天理為宇宙的最高本體，天理既是自然界的法則，也是人的先驗的道德本性和社會的綱常倫理。天理是實理，是與形下的實在的事物緊密相聯的本體，形上的理與形下的政治倫理、社會秩序與自然法則並無間隔。理學為封建倫理原則尋找到天理作為最終的依據，從而論證了其合理性和絕對性。融攝倫理規範的天理被確認為宇宙的惟一終極本體，是世界賴以存在的根據，這是理學的一個基本特征。理學涉及政治、教育、曆史、宗教等諸多方麵的問題，尤其是對中國古代史學的影響，呈現出多方麵、深層次的滲透。從曆史學觀念形態上說，儒家倫理綱常作為曆史學的主導思想，幾乎貫穿於傳統史學發展演化的全過程，構成了中國傳統史學的靈魂和核心。兩宋理學的勃興，使得這種傾向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融攝倫理意蘊的天理被作為從曆史中向人們展示道德規範的合理性與永恒性的終極尺度。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傳統史學有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即曆史學無非是通過對曆史典籍的考釋、辨偽來確定曆史事實的過程。似乎這些就是曆史學的最後價值，不需要史家做以外在的證據為起點，通過解釋去把握曆史事實的意義的工作。這是因社會、文化和曆史等多種因素長期以來所形成的一種傳統的思維定勢。縱觀中國傳統史學的發展曆程，我們會看到這種思維定勢其實是始終存在的，而且與重史料、重證據、重調查研究的傳統史學中的有益成分相互結合，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更強化了這種思維定勢。不過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中也有以崇高的精神指向、博大的人文關懷探究“義理”的傾向。“義理”是中國古代史學最為基本的價值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它指的就是倫理道德意義上的絕對的善。在曆史中尋求“義理”，就是希望把握曆史事實背後的曆史意義。宋代理學將隋唐以來的多元文化進行了創造性的轉化，以傳統儒學的尊天、崇德、尚禮為核心，汲取佛教和道家的宇宙觀和認識論，將儒家的倫理規範升華為具有普遍必然性、絕對至上性的宇宙本體——天理。宋儒即從天理的角度對曆史重新進行深邃的思考，他們把曆史學作為“格物致知”——求理的一條途徑，通過對曆史興衰事實的審視去尋求支配天下萬物的“理”，他們將一種本位價值——道德價值置於一切人類價值之上，把一切曆史活動都放到道義的審判台上重新加以考察，目的就是要通過對中國曆史的再解釋說明倫理價值的普遍性、絕對性和至上性。理學對曆史哲學的基本範疇都有較深層的涉及，而範疇則是一門學科的基石，它是反映客觀事物本質聯係的一種思維方式，是學科中的基本概念，有了這些基本的概念，這一知識領域才能被人們認識和理解，才能建構起宏偉壯觀的學科大廈。理學曆史哲學所闡釋的內容幾乎涉及曆史理論體係的全部基本範疇，它包括曆史與曆史學的基本含義，作為曆史活動中心的曆史人物，曆史發展變化的內在規律，社會曆史形態，推進曆史發展的終級動力以及中國史學史上特有的，作為對中國曆代王朝政權合法性的一種解釋的正統理論等等，展現出一種成熟的曆史哲學理論所具有的完整性。“史學史是曆史思想的曆史，在這裏，把曆史理論和曆史區別開是不可能的。”宋儒正是以他們自己的曆史理論解釋曆史，體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
然而，近些年來，國內學術界闡發論析宋儒對曆史哲學建樹的研究論著卻不多見。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987年版）與張立文教授著《宋明理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全麵地係統地闡明了理學的產生和演變及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皌繹其思想，研究其體係，發前人之所未解，啟後人之所未喻，但論述的重點集中在剖析闡揚理學的哲學思想，對理學有關曆史理論的創見未作過多的闡發。陳來所撰《宋明理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以獨特的思路、新穎的筆調論析了各理學大師的哲學邏輯體係，但其重點仍在於對理學心性義理的探究，曆史學說與政治哲學方麵的內容未見充實，一些有關理學人物的思想評傳亦有這方麵的缺憾。如潘富恩之《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複旦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龐萬裏教授之《二程哲學體係》（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陳俊民之《張載哲學思想及關學學派》（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蔡方鹿之《一代學者宗師：張□及其哲學》（巴蜀書社，1991年版）等，均是如此。陳植鍔撰《北宋文化史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側重探討了傳統儒學在北宋時期的發展和演變，及其對同時代其他文化層麵的滲透和影響。但恰恰未涉及對曆史學的滲透與影響，視之為該書的一大缺憾，亦不為過。許淩雲主編的《儒學與中國史學》（山東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探討了儒學與中國傳統史學的結合、影響與製約，但理學與史學的關係僅在該書一個章節中提及，其論析之簡略、論辯之淺顯是顯而易見的缺陷。吳懷祺所著《宋代史學思想史》（黃山書社，1992年版）全麵地研究了宋代史學和社會，史學和理學思潮的關係，試圖從時代的哲學思潮上把握宋代史學思想，著重論述理學對宋代史學所產生的效應。這部專著是到目前為止國內研究宋代史學理論的最為係統、最為豐富的書稿。但其畢竟不是一部專門探討宋代理學的曆史理論的著作，盡管作者也聲稱要從時代的哲學思潮來把握曆史學說的思想脈搏，但書中的有關論述都顯得有些單薄，未將理學所創發的曆史哲學當作一門理論性、思辨性的思想體係來以哲學的語言加以闡釋，因而也留下了一些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