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以《宋代理學與中國傳統曆史觀念》為題，論述宋儒的聖人史觀以及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宋儒對社會曆史理想模式的建構，對中國曆代王朝政權合法性的解釋，對中國曆史演進規律的認識，道德本位主義的曆史動因說以及對曆史學性質與功能的探求等幾個方麵的問題，最後以三部史著為例探討宋代理學對中國古代史學的影響。全書共分七個部分，第一章主要通過考察儒家聖人意識的嬗變與彰顯，揭示宋代理學所認同的曆史主體論。此部分論文的核心要義是：“聖人”在中國文化的價值坐標上占有醒目的位置。在中國思想史上，聖人觀念具有強大的統攝作用，這種統攝力在以泛道德主義為價值取向的曆史學中表現得尤為突出。聖人是創造曆史的主體，“聖人崇拜”也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英雄崇拜。筆者通過對先秦以來曆史文化典籍的詳盡考察，指出：儒家聖人觀念隨著曆史的發展而處於不斷變化之中，這既是一個累積的過程，也是一個連續的不間斷的演變過程，至宋代基本定型。理學思潮的興起與擴展將聖人觀念帶到了中國思想史上的新高峰，同時也在傳統曆史學上投射下濃鬱的色彩。理學創發的曆史哲學視聖人為具有一種執著的道德意識的創造曆史的英雄，他作為自然本體與倫理原則統一體的天理的化身，步步彰顯這一精神實體，以“仁”、“義”、“中”、“正”、“公”這樣的道德實在牽引著曆史發展的車輪。但是，為儒家主流政治哲學提供架構的聖人史觀亦存在種種疑點和誤區，無論在曆史事實層麵還是在理想人格層麵，宋儒的聖人史觀均有嚴重的缺憾。宋代理學家在其特有的聖人史觀的指導下，對中國曆史長河中的各類人物作過甚多的點評，其中有許多具有很深的文化意蘊。不過，宋儒對曆史人物的評價有一個共同的基本點，那就是僅著眼於道德的評價標準，他們不知道道德也是一種曆史的範疇，會隨時代的變遷而變化，各種社會都有其各自的道德倫理體係，並不存在每個時代都完全一樣的道德。他們將封建的綱常倫理提揚為與宇宙本體合一的天理，以靜態的道德標準來評價曆史人物，最終隻能得出背離曆史事實的結論。
第二章主要論述宋儒對社會曆史形態的看法和對理想社會的構思。從本質上說，宋儒所建構的理想社會模式具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也就是說，宋儒所闡發的“理想”其實是一種與這種理想所產生的環境實不相符的“理想”，其目的是要改變與這種“理想”不相符的現實環境。理學家秉承儒家民本主義的傳統，通過政治、經濟與文化諸方麵對堯舜三代社會作了理想性的描述，這其實就是他們以三代為藍本，以民本主義為旨歸對理想社會的總體構思。這種構思，既提供了解釋曆史治亂興衰的框架，也表證了現實政治運作的原理。宋儒所建構的社會曆史理想模式，過多地考慮了倫理主義的因素，一味地要求曆史向純“善”的方麵轉進，將曆史道德化，以理想主義的態度看待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變革，在悲劇性的崇高精神的背後卻是對政治腐敗與民生凋弊的極端無奈。事實上，宋儒對理想社會的構思從總體上而言屬於一種試圖描繪人類社會最理想方式的純理論作品。它所勾勒的美好前景其實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從本質上說，那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家的設計方案。正是由於這種完美主義的政治理念，阻礙了這種理念的倡議者對實際問題的認知與處理。
第三章是關於正統論問題的研討。正統思想長期影響著中國古代曆史觀，是傳統曆史哲學中最深層的曆史意緒，對中國古代史學的內容和形式均有著深刻的影響。正統理論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種對中國曆代王朝政權合法性的解釋。正統意識始於兩漢而盛行於宋元時代，理學思潮的興起，為正統思想的傳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在繼承一千餘年正統思想要義的基礎上，援入並強化了道德意識在正統觀念中的主導地位，正統之辨遂成為傳統政治曆史文化中的一個鮮明主題。質言之，宋儒對中國曆代王朝合法性依據的認定標準有二：“合天下於一”與“居天下之正”。北宋時期，注重“一統”甚於“居正”，未嚐惟以終極本體的倫理觀念“天理”為標尺去審視、評價中國曆史上王朝傳承中的合法性。在“居正”（綱常倫理價值至上）與“一統”（尊王意識至上）的兩極並峙的天平上，北宋諸儒明顯地傾向於後者。然而，南宋立國之後，現實的政治格局自然地引起宋儒文化心態與曆史觀念的重大變化，體現在正統理論問題上，“合天下於一”的觀念淡薄了，而“居天下之正”的意識凸顯了。南宋理學家一改前輩講正統時偏重“一統”忽略“居正”的觀點，開始將終極本體的倫理觀念天理懸設為評判客觀曆史之演進的終極標準，以天理為原則去認識、評價曆史上所存王朝的曆史地位。正統理論置身於曆史學，使得中國傳統史學中的倫理化趨勢日益加強，曆史學轉而淪為倫理的附庸。如此，盡管中國史學有著悠久深遠的傳統，但始終未能發展成為具有科學性質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