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宋儒對理想社會的構思總體而言屬於一種試圖描繪人類社會最理想方式的純理論作品。它所勾勒的美好前景其實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從本質上說，那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家的設計方案。烏托邦理念是指一種與這種理念所產生的現實環境不相符合的思想，這種思想的目的是在徹底改變與此思想不相符合的現實環境。然而，這種理想在原則上說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烏托邦理念是一種絕對的、不妥協的“完美主義”理念，它之所以不可能實現，則與其所追求的目標的完美性有關，可以這麼說，正是由於這種目標的完美性，因而阻礙了這種理念的倡議者對實際問題的認知與處理。中國是一個盛產烏托邦理念的國度，從老子的“小國寡民”，孟子的井田製，《禮運》的大同世界到王莽的王田製度；從北魏、隋、唐的均田製，到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製度，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各式各樣的烏托邦理念支撐和牽曳著國人對曆史變遷的理解。儒家主流政治哲學中的烏托邦性質對中國曆史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更值得後人反思與探討。宋代理學思潮勃興之後，幾乎每位理學大師均對社會曆史的理想模式提出特有的見解，他們思想中所蘊涵的理想以及如何實現理想的創見，普遍地滲入傳統中國人的意識深處，成為國人批評現實世界的起點與超越現實世界的終點。以宋儒為典型的儒家社會曆史思想所蘊涵的烏托邦理念有著以下幾方麵的特質：第一，這種烏托邦理念的社會現實基礎在於農業國度中普遍存在的小生產者強烈的平均主義意識，其終極要求是整個社會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平均分配與占有，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宋儒堅執井田製的夢幻構想而不改變。第二，這種烏托邦理念的思想取向是過去而不是未來。這可以由以下兩點得以證實：首先，其思想原型大都著錄於《禮記》和《周禮》之中；其次，以宋儒為例，他們所設定的理想社會均曾存在於唐虞三代的遠古黃金時代，他們都是複古主義者。作為農業社會簡單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的反映，這種理想事實上具有強烈的保守傾向。
第三，以儒家思想為框架的烏托邦理念並非純粹的有關未來美好世界的描述，而是改造病弊叢生的現實世界的強烈要求，是未來設計與現實批判的結合，是超越性的理想與現實性的政治運作模式相結合的一種曆史哲學和政治學說。第四，也是最具特質的一點，那就是，儒家思想的烏托邦理念具有“以德為本”的倫理道德化傾向，其對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等方麵的理想化設計夾雜著濃鬱的倫理色彩。也可以這麼說，以綱常倫理為主導的道德規範是牽引中國社會在傳統軌道上走向理想境況的主要動力。麵對貫穿於人類文明產生以來全部曆史進程中的曆史與倫理的悲劇矛盾衝突，宋代理學大師們堅持高舉道德至上主義的大旗，堅決地認為道德的價值高於經濟、政治、法律、科學和藝術的價值。不僅如此，道德還是永恒不變的，現實社會的有序存在，理想社會的實現，都必須以道德為有效的控製手段。相反，這種控製手段的失效，就意味著曆史進入一個難以形容的黑暗時代。這便是道德史觀解釋曆史的要義所在。道德史觀的基本特點是把人的倫理活動看作是曆史的基本價值選擇和終級目的，從人性和人倫關係出發，引申出社會的各種製度，並以此解釋社會結構的合理性和發展動力。從孔子開始，儒家政治理念的終極目的就在於要締造一個合乎倫理原則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的建立，關鍵不在於現實政治的運作上，而在於政治機能對造就理想社會所能發揮的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政治機能本身應是絕對道德的。它包括，政治領導人應是道德的楷模——聖人，政治領導人應是道德的——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上所有人的道德感，使社會人際關係具有深切的倫理內涵。這樣，圓融和諧的社會秩序自然就可產生。宋代理學大師在闡述自己的政治哲學與曆史哲學時，表明他們是堅定的倫理主義者，他們的政治、曆史觀具有非常濃鬱的烏托邦思想色彩。他們認為，理想的政治應是純粹道德的政治，而純粹的道德政治是可能的，曾存在於唐虞三代之治中。反過來，以道德政治的標準衡量後世，則發現後世的政治機能與現實環境完全背離了三代之“道”；而這種情況是必須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