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有必個碩果不食之理。
這樣，朱熹就將雍容盛世的再次降臨歸結為最後能出來一個“大大底人”將世界“盡數拆洗一番”。宏揚天理的責任寄托在少數聖賢人物的身上。曆史終究隻能成為少數英雄人物的傳記，而不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締造的成果。朱熹從人文主義的立場出發，堅信曆史向正麵性的演進隻有依賴於聖賢的出現，因為隻有聖賢才能掌握“天理”的內涵而駕禦曆史的發展。但是我們畢竟要問：如果這種能扭轉乾坤，把握天理真諦的文化英雄不能適時出現，那麼曆史又當如何？生活於黑暗時代，處於倒懸境地的民眾又怎樣才能擺脫苦海，再見光明？其實朱熹對此亦十分困惑和煩惱，因為他也“未知遠近在幾時”。
綜上所述，陰陽五行學說支配下的中國曆史觀念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展現在思想家頭腦中的循環的曆史發展法則。他們把曆史看作是一個封閉循環的圓圈，盡管是處在不斷的演動之中，然而這種演動不過是回歸曆史原點的運動。那個原點又被認為是人類曾經曆過的黃金時代，即儒家所頌揚的堯舜垂衣裳之治和三代王道樂土，道家所景仰的“小國寡民”的“太上時代”。而這種曆史哲學又經常與他們的政治學說聯係在一起，使得這種觀念更加牢不可破。中國曆史觀念的特征無疑地和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礎有關聯。作為一個從很早就開始從事農業的民族，中國人認識到農業上的一切活動都與季節有關，春種、夏長、秋收、冬藏，年複一年，這導致中國人不知不覺地將時間本身也看成是循環的。這與西方人的單向直線的時間觀念恰好相反，中國人從總體上把時間看成是一個圓圈，宇宙的萬事萬物又被認為是一種先天的特定的依次排列出現而又周而複始地展現著的東西。陰陽五行學說就是解釋這種現象的最好的理論體係，陰陽被用來解釋運行的動力，而五行則被用來解釋運行的過程，同時無論陰陽還是五行又同是宇宙萬物的屬性，無論是個體的生命還是王朝的曆史都遵循這個法則而產生、衰落、滅亡。時間是永存的。
陰陽五行學說支配下的曆史觀念的另一種特征是天人感應說的出現。中國傳統思想中的有關天人的同類比附俯拾皆是。所謂的天人感應，最基本的意義就是認為天道與人道是相類而相通的，人間的政治狀況與曆史進程固然是屬於人自身的事務，然而天又不斷地受到人的種種行為的感應，天通過一些異常的自然現象來給予人們以某些啟示，而最高政治領袖由於所處的特殊地位，成為聯係天人的中介。這種天人感應的理論在西漢董仲舒手中係統化，圓滿化了，因為他通過一種目的論的推論，突出了天作為有意誌的人格神的地位，並且用陰陽五行作框架來闡釋天道與人道的融通感應。但是，使曆史學家接受天人感應理論並用以解釋政權興替的，還是劉向和他的《洪範五行傳論》。在這部著作裏，劉向把從先秦至西漢成帝時的一切災異都與統治者的言論、行為、政治措施聯係在一起，以天人感應的理論進行解釋，這樣做的結果使得曆史與政治緊緊相聯，曆史就是政治史，而政治史又隻是統治者言行記錄，曆史的進程取決於統治者的言行，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由於天人相類而相通，天的意誌也就無處不在，最後也就成為政權更替的決定性力量。劉向的《洪範五行傳論》後散失，但其主要部分被《漢書·五行誌》保留，班固即以這種理論解釋曆史，後代的曆史學家也深受影響。而理學家的天人感應論的主要變化是改造了人格化至上神形象的“天”。他們用形而上的道德本體“理”代替了“天”，但仍保持了天人感應的思維方式，還是以陰陽五行來作為互感互應的媒介。理學家以陰陽五行之氣的化生流行來說明感應。正是由於“氣”的運動，使“理”與“器”能夠上下交通，形成感應，人事得以彰現，曆史得以進行。在宋儒眼中，曆史的循環演進的動因固然是由於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但支配這種氣運的終極根源還是被歸結於形上的道德本體——天理。天理是曆史演進的支配者，理是永恒的終極存在，它凸顯在曆史進程中，便出現堯舜三代垂裳之治，它幽隱於曆史進程中，便出現秦漢之後“全體卻隻在利欲上”的邪惡黑暗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