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對宋代的曆史地位完全作正麵性的評價，就與他們自己建構的曆史哲學所闡發的曆史演進規律完全不能合拍；若對宋代的曆史地位完全作負麵性的評價，則又如何對待當時的最高統治者？所以二程對這個問題隻能作模棱兩可的回答：“嚐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嚐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在這裏，二程實際上是認為曆史在循環中的退化趨勢並非是絕對的，宋朝亦有超越前代之處。他們又認為宋朝的這種良好的政治風尚的形成乃是因為“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作為宇宙終極存在的天理。不過，我們還有疑問：既然曆史在總體上處於不斷的退化過程中，那麼人的主觀倫理精神的高揚究竟是否有助於阻止曆史的退化？回答若是肯定的，那麼在何種程度上有助於阻止曆史的退化？回答若是否定的，那麼是否還有必要倡導修身養性、克己複禮那一套去提升人們的道德品質？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理學家普遍認同的循環的曆史演進學說中所存在著的巨大的破綻。
邵雍的曆史學說，首先根據一種主觀的判斷，即以為凡是具體事物的生化運行，全都依據《易經》六十四卦的圓形圖式演變，周而複始。曆史進程既然是一些具體事件的組合，無疑也是依據這種圖式演變的。他把年、月、日、時放大比例，用一種元、會、運、世說替全部曆史作了一個年譜。以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十運為一會，十二會為一元。如此，一元共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把這一元的時間，套入他自己所創造的六十四卦的循環圖式，則天地始於“複”，終於“坤”，在這以後，又將另行開避新天地，照這種圖式重新演化一次，原先一元之運中的人物，也將重新出現，重新遺滅。他認為這就是《易傳》所說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依照這種理論推算，盡管現在距世界的壽終正寢的時日還很遙遠，但人類曆史的黃金時代則早已成為過去。為了說明曆史的衰落，邵雍又把曆史劃分為皇、帝、王、霸四個階段：“伏羲、軒轅而下為皇，堯帝而下為帝，文武而下為王，桓文而下為霸。”皇、帝、王、霸的不同，在於統治者倡行道、德、功、力的不同和遵循化、教、勸、率的不同，這三者都是相呼應的。曆史由“皇”衰退到“霸”，它的標誌就是由尚德到尚力，黃金時代既已成為過去，人類也將逐漸走入遺滅的境遇。陽氣漸衰，陰氣漸長，人們惟一的希望似乎就在於下一輪的元運。
邵雍的曆史學說，用《易經》六十四卦說明曆史發展的過程，又用陰陽二氣的消長說明曆史發展的動力，氣化的陰陽說在他的曆史學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同時，我們似乎還可以察覺出他這種元會運世的曆史學說與佛教世界觀之間的一種微妙關聯。
朱熹的曆史學說在很多方麵承襲了邵雍的見解，他也以陰陽的運行變化來解釋曆史的進程，而他所說的陰陽也是一種氣化的陰陽：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闊的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年之前，又是個大辟闔，更以上亦複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正是因為“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所以曆史的演進亦有循環的軌跡可尋：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隻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所以降非常之禍於世，定是生出非常之人。邵堯夫《經世吟》雲：“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霸，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於秦，降及兩漢，又曆三分。東西癮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棼。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一治。夷狄隻是夷狄，須是還他中原。
秦漢而下，二氣五行自是較昏濁，不如太古之清明純粹。且如中星自堯時至今已自差五十度了。秦漢而下，自是弊壞。得個光武起，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又得個唐太宗起來，整得略略地，後又不好了，終不能如太古。
這種對曆史演進是周而複始並逐漸退化的見解，不過是繼承了邵雍的曆史循環表，而對曆史的循環的具體描繪，朱熹也借用了邵雍的元、會、運、世的說法。曆史既按照循環法則運動，在“一元”的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中，“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應該看到，朱子所認識的循環的曆史演進規律是一種多層次、長周期的變化過程。天地人物從有到無，再複歸於有，為一宏觀周期。在這一宏觀周期中，還包含著若幹層的從治到亂、從亂到治的不間斷的循環。如三代為治，春秋戰國為亂，兩漢為治，三國魏晉南北朝為亂，隋唐為治，五代十國為亂，宋又複歸於治。這種變化可以說是中觀循環周期。而每一個王朝或每一代帝王所統治的時代亦可分為治亂兩個階段，那是微觀循環周期，而判別治亂的依據自然還是天理。這裏，就有必要辨別“王霸”與“義利”，就有了王道政治時期與霸道政治時期的區別，人們“喻於義”的時代與“喻於利”的時代的區別。這也類似於邵雍所劃分的皇、帝、王、霸與道、德、功、力的區別。心術純正，天理流行的堯舜三代是王道政治時期，也就是一元之中的白晝，三代以後則是心術邪惡，人欲橫流的霸道政治時期，也就是一元之中的黑夜。與這兩個不同的曆史階段相對應，“義”是天理的表現，通行於光明的王道政治時期，“利”則是人欲的表現，泛濫於黑暗的霸道政治時期。並且，這種黑暗的狀況又是無法以現實的人力改變的，已經被氣運所決定。陰陽之氣推動著曆史從“複”走向“坤”，從陽剛的光明走向陰晦的黑暗，這確實是令人沮喪的事實。朱熹甚至認為，宋儒所大肆倡導的“十六字心訣”和天理也僅是補偏救弊的辦法，氣運所決定的曆史進程是無法從總體上扭轉的。不過，在一些公開的場合，朱熹還對曾存在於堯舜三代的雍容盛景抱一絲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