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古典哲學巨匠康德所處的理性主義時代，思想家們對人類曆史的發展有三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那就是：“人類在其道德的天職上，或者是繼續朝著更壞倒退，或者是不斷朝著改善前進，或者是永遠停頓在被創造界中自己道德價值的目前階段（永遠環繞著同一個點旋轉也和這是同一回事）。”康德認為，第一種主張可以稱之為“道德的恐怖主義”，這是一種絕對悲觀的觀點；第二種為“幸福主義”，與第一種主張相反，這是一種絕對樂觀的觀點；第三種為“阿布德拉主義”，認為人類曆史和道德始終停留的同一個位置，這不過是一種愚蠢主義式的觀點。康德盡管對上述三種關於人類曆史演進的主張均有所保留和批評，但總體上仍傾向於“幸福主義”的曆史發展觀。他堅信人類曆史的進步是可以做到的，因為曆史能夠在雙重意義上得到詮釋：第一，它是根據一個合理的而又可以為人理解的計劃而展開的；第二，它同時又是朝著一個為理性所認可的目標前進的。就其當然而論，人類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實然而論，人類曆史就是合規律的。目的的王國和必然的王國最後又統一於普遍的理性。統治這個理性王國的原則是：正義和真理、自由和平等，不可剝奪的和不可轉讓的天賦人權。這樣，人類曆史的趨善方向是不可置疑的。康德又進一步通過先驗的和經驗的雙重證據來證明人類曆史的發展是由惡趨向善的雖然漫長曲折但卻不斷進步的觀點。首先，康德認為，大自然先驗地決定了人類曆史的不斷進步，“大自然決不做勞而無功的事，並且決不會浪費自己的手段以達到的目的。既然他把理性和以理性為基礎的意誌自由賦給了人類，這就已經是對他所布置的目標的最明顯不過的宣示了”。“大自然卻根本就不曾做任何的事情來使人類生活得安樂，反倒要使他們努力向前奮鬥，以便由於他們自身的行為而使他們自己配得上生命與福祉。”大自然所賜給人類的理性和自由注定要在人類漫長的曆史過程中充分地合乎目的地展示出來，否則大自然便是在做徒勞無益的事了。人類曆史的進步同時也可視為大自然的一項隱密的計劃不斷實現的過程，並且大自然除了以理性生物人為其智慧的顯示手段之外，不曾刻意做任何事情來使人類生活得幸福或美滿，以便於人類憑借自身的奮鬥而使自己配得上生命與福祉。其次，康德從人性中找到了一種趨向改善的稟賦和能量，正是因為人類具有這種稟賦和能量，才不致於在漫長的曆史進程中出現不可逆轉的墮落和毀滅，在人性的自我戕殺和互相爭鬥中化為虛無。這種“大自然與自由在人類身上按內在的權利原則相結合”的趨向改善的秉賦和能量就是人類道德和曆史進步的動力。經驗層麵上的曆史事實表明，總體而言，我們所處的時代確實比以往的一切時代在道德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麵有著非常可觀的改善。短暫的停滯以至於微小的退步不能證明相反的東西。看似雜亂無章的人類行為可以從整體上勾勒出曆史進程的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所以，人類社會一直是在朝著不斷改善方向前進的觀點，是一個可以從先驗層麵與經驗層麵獲得雙重證明的真理。
康德是主張人類曆史和道德總體上是趨於完美狀態而不斷改善，但他並不否認這種進步中夾雜有某種程度的退步與失敗。甚至憤然地說：“當我們看到人類在世界的大舞台上表現出來的所作所為，我們就無法抑製自己的某種厭惡之情；而且盡管在個別人的身上隨處都閃灼著智慧，可是我們卻發現，就其全體而論，一切歸根到底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虛榮，甚至還往往是由幼稚的罪惡和毀滅欲所交織成的；從而我們始終也弄不明白，對於我們這個如此之以優越而自詡的物種，我們自己究竟應該形成什麼樣的一種概念。”人類曆史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文明昌盛和道德墮落的背謬，在康德看來，主要是由於文化和人類天性之不可避免的衝突所致。這種衝突最令人悲傷之處就是表現為大自然賦予人類的自然秉賦反過來摧殘著不斷前進著的文化，從而導致文化進步與人性墮落的悖論的產生。解決這種衝突的關鍵在於要使文化逐步變成人的天性。隻有通過文化與人的相互依賴、相互促進，文化與人性之間的衝突才有可能得以徹底地消解。另外，康德在對人類曆史發展進行深刻的反思時，機敏地發現道德滯後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人類曆史進程中，文明進步與道德發展是不平衡的，後者總是落後於前者。“在人類的進步過程中，才能、技巧和趣味（及其後果、逸樂）的培育，自然而然地要跑在道德發展的前麵，而這種狀況對於道德以及同樣對於物質福利恰好是負擔最大而又最為危險的事，因為需求的增長要比可以滿足他們的手段更強烈得多。但是人類的道德秉賦（就像賀拉士所說的Poena peda claudo[報複姍姍來遲]）盡管常常是□□在這些東西的後麵，卻總有一天（正如我們在一個明智的世界統治之下很可以希望的那樣）會趕過這些在其急促的進程之中是會自己絆住自己並且往往會跌跤的東西的。”人類的道德秉賦總是滯後於文明進步，這樣難免產生用舊道德去評判由於文明發展所帶來的新的道德問題，而當新舊道德發生碰撞時，人們往往會依戀於舊道德，抨擊文明發展所帶來的所謂道德淪喪。
這樣，人類曆史的發展一方麵表現為以文明昌盛為標誌的巨大進步，一方麵表現為以人性墮落為標誌倒退，但人類曆史進程在總體上並非一個趨惡的過程，而的確呈現出一種趨善的傾向，是什麼力量推動著曆史由惡到善？康德認為，盡管逐漸地使人類事務臻於至善是大自然一項隱密的計劃，但“善”並非是推動曆史發展的終極動力，恰好相反，“惡”——卑劣的情欲才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康德指出，當大自然賦予人類以理性和自由以後，人便逐漸地脫下了天真無邪的麵具，開始了由善向惡，由和諧相處到相互爭鬥的轉變，並由此產生了嫉妒、欺壓的社會行為和憂慮、恐懼的文明心態。正是在這種由善轉惡的過程中，開始了人類文明史。此後，惡的力量如打開了的潘多拉盒子，一發而不可收拾。惡的發展乃是人類自私的本性。然而，曆史發展的客觀事實卻顯示，恰好是人性的惡把整個曆史推向善，人類的進步，文化的發展，就正是以人性的惡為前提的，以戰爭、流血犧牲為代價，以競爭、巧取豪奪為方式的。康德指出：“大自然使人類的全部秉賦得以發展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人類在社會中的對抗性。”人類之所以會產生這種有時顯得異常殘酷的對抗性，“秉賦顯然就存在於人性之中”。“人具有一種要使自己社會化的傾向；因為他要在這樣的一種狀態裏才會感到自己不止於是人而已，也就是說才感到他的自然秉賦得到了發展。然而他也具的一強大的要求自己單獨化（孤立化）的傾向；因為他同時也發覺自己有著非社會的本性，想要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擺布一切，並且因此之故就會處處都遇到阻力……正是這種阻力才喚起了人類的全部能力，推動著他去克服自己的懶惰傾向，並且由於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的驅使而要在他的同胞們——他既不能很好地容忍他們，可又不能脫離他們——中間為自己爭得一席地位。於是就出現了由野蠻進入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來就是人類的社會價值之所在；於是人類全部的才智就逐漸地發展起來了，趣味就形成了，並且由於繼續不斷的啟蒙就開始奠定了一種思想方式，這種思想方式可以把粗糙的辨別道德的自然秉賦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轉化為確切的實踐原則，從而把那種病態地被迫組成了社會的一致性終於轉化為一個道德的整體。”就人的本性而言，單純的善惡本來就是不存在的，人性總是善惡兼容的，但大自然卻偏偏選定了人性的惡作為曆史發展的動力，倘若人類社會不存在這種植根於人性之中的對抗性，以及由之而產生的虛榮心、權力欲或貪婪心，那麼“人類的全部才智就會在一種美滿的和睦、安逸與互親互愛的阿迦底亞式的牧歌生活之中，永遠被埋沒在它們的胚胎裏”。“因此，讓我們感謝大自然之有這種不合群性，有這種競相猜忌的虛榮心，有這種貪得無厭的占有欲和統治欲吧！沒有這些東西，人道之中的全部優越的自然秉賦就會永遠沉睡而得不到發展。”總之，人類的曆史是在對抗中前進的，人既有希望進入社會而被社會承認的合群傾向，因為隻有在與別人的交往中才能體現自己的潛能；又有非社會的不合群傾向，相互之間發生的對抗成為其自然秉賦的能力，但這種阻力又成為喚醒人類理性覺悟，發揮其才智，從而推動曆史前進的動力。使人類社會趨於至善是大自然的一項隱密的計劃，而推動曆史前進的人性的惡，“很好地顯示了一位睿智的造物主的安排，而並非有某個惡神的手攪亂了他那莊嚴宏偉的布局或者是出於嫉妒而敗壞了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