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宋詩僧概況
中唐以後，詩僧創作漸為繁榮，其名字常見諸於詩文記載中。劉禹錫《澈上人文集紀》載“江左詩僧”情況曰：“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興晝公，能備眾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詩僧剃發易服，棲隱山林，食菜蔬飲清泉，視萬物為虛空，以人生為苦藪，把人生解脫作為旨歸，其生活、思想異於世俗之人。他們以心靈為主體，以超越的眼光去觀照萬事萬物，所得詩情自是與眾不同。對僧詩的特有風格，唐人多評價為清。這種清是僧人獨特的修持方式和思維方式在詩中的顯現，劉禹錫《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中曾曰：“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惠而遣辭，故粹然以麗。”劉氏在此敏銳地指出僧詩以清為主的特點，並道出了淵源在於佛教三慧之學的定學。“定”意譯為思維修，是一種精神高度集中，不為外物所擾，專注於一境的精神狀態。詩僧多有禪定經曆，於定中得境，故而悠然以清。唐代僧詩中多有許多對清境的描寫，如靈一詩中極愛用清字：
《溪行即事》：“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轉清。”“野岸煙初合，平湖月未生。”
《宜豐新泉》：“每到清宵月，泠泠夢裏聞。”
《送範律師往果州》：“亂峰寒影暮，深澗野流清。”
《春日山齋》：“晴光拆紅萼，流水長青苔。”
《贈別皇甫曾》：“紫苔封井石，綠竹掩紫關。”
《酬陳明府舟中見贈》：“稻花千頃外，蓮葉兩河間。”
孫昌武先生認為靈一“在他不多的存詩之中，多有這樣神清氣爽的佳句，從中透露出他那種抖落塵俗的情思”。靈一的一些詩中確實能做到清新流暢，於清境中藏有生機，但這樣的清暢之作在唐代僧詩中實為少見。他的清妙境界乃是從“中宵自入定”的氣定神閑中得來，整詩雖能得體物之妙，但仍擺脫不了清中之苦、定中之寂。所以《唐才子傳》在讚靈一詩“清暢”之後，同時又指出其詩“刻意聲調，苦心不倦”。至如“濾泉侵月起，掃徑避蟲行”。仍可見清苦之致。
備受推崇的詩僧皎然，同樣愛用清字，《峴山送崔子向之宣州謁裴使君》曰：“楚思入詩清，晨登峴山情。”《送廣通上人遊江西》曰：“香爐七嶺秀，秋色九江清。”《送李秀才赴婺州招》曰：“猿清獨宿處，木落遠行時。”不獨喜用清字，還用清稱許別人，《答蘇州韋應物郎中》評價韋應物說：“蕩漾學海資，鬱為詩人英。格將寒鬆高，氣與秋江清。”所涉青鬆寒山、清秋落葉、清猿獨宿之景，無一不是充滿著淒苦寂寞之態。
詩僧貫休在詩中也明白無誤地說：“發豈無端白，詩須出世清。”他評李白詩曰：“日角浮紫氣，凜然塵外清。”評孟郊詩曰：“東野子何之，詩人始見詩。清刳霜雪髓，吟動鬼神司。”貫休雖慕太白的清逸超拔，但才力所限，他力圖清逸的詩多被人評為粗豪，其清仍不過是寂寞生活在詩中的反映而已。
齊己詩說：
禪玄無可並，詩妙有何評。五七言中苦，百千年後清。
詩家為政別，清苦日聞新。
冰壓霜壇律格清，三千傳授盡門生。禪心盡入空無跡，詩句閑搜寂有聲。
齊己不獨於詩中直接用“清”字，也喜歡描寫清境，如：“良夜如清晝，幽人在小庭”。“風濤出洞庭，帆影入澄清。何處驚鴻起，孤舟趁月行。”如同其喜用“清苦”一樣，造景皆清幽寂寞。而《荊州新秋病起雜題一十五首·病起見庭竹》中則更多地入於苦僻，詩曰：“病起見庭竹，君應悲我情。何妨甚消瘦，卻稱苦修行。每謝侵床影，時回傍枕聲。秋來見平複，吟繞骨毛輕。”處於此種蕭條境況中的是一位清瘦苦吟的獨行僧。鄭穀贈齊己詩雲：“格清無俗字，思苦有蒼髭。諷味都忘倦，拋琴複舍棋。”所賞乃是詩的清格。稍後的五代孫光憲在《白蓮集序》評齊己：“師趣尚孤潔，詞韻清潤。”孤潔、清潤仍然是清字的翻版。
從以上對僧詩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清苦、清寂是僧詩的顯著特色，在這有兩層意思，一是指語言上的刻意精工、苦加錘煉。二是指詩歌境界狹小清寒、冷僻苦澀。唐代文人對唐僧詩的清苦特色有著清楚地認識，劉禹錫的《澈上人文集序》中已逗消息，序曰：“幺弦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除對皎然、靈澈較許可外，對其他詩僧並不讚賞，但亦無明顯批評之語，多是抱著“同情”的欣賞態度。而入宋以後文人對唐代僧詩的清苦風格則大加鞭撻。宋代文人對以貫休、皎然、齊己為中心的中晚唐詩僧的藝術成就，曆來評價不高，宋人葉適對唐代詩僧多有微詞，曰：
唐詩僧，自中葉以後，其名字班班為當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數聯，但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其詩雖存，然無足言矣。
明確地批評唐僧詩清苦的是宋人範晞文，其《對床夜語》卷五中曰：
唐僧詩，除皎然、靈澈三兩輩外，餘者率皆衰敗不可救，蓋氣宇不宏而見聞不廣也。今擇其稍勝者數聯於後。清塞雲：“叢桑山店迥，孤燭海船深。”“寒扉關雨氣，風葉隱鍾音。”“饑鼠緣危壁，寒狸出壞墳。”齊己雲：“隻有照壁月，更無吹葉風。”“湘水瀉秋碧，古風吹太清。”貫休雲：“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壑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子蘭雲：“疏鍾搖雨腳，積水浸雲容。”懷浦雲：“月沒棲禽動，霜晴凍葉飛。”亦足以見其清苦之致。
範晞文所列詩句乃屬氣格較高者，但清苦衰颯之狀已難以掩蓋，並且範氏把種清苦詩風與詩僧的“氣宇不宏，見聞不廣”聯係到一起。這實際上與前麵提到的詩境格局的促狹是同一個問題，也正是唐僧詩的凡陋、衰敗所在。《〈白蓮集〉提要》中對唐代僧詩有一段總結性評論：
唐代緇流能詩者眾，其有集傳於今者，惟皎然、貫休及齊己。皎然清而弱；貫休豪而粗；齊己七言律詩不出當時之習，其七言古詩以盧仝、馬異之體縮為短章，詰屈聱牙，尤不足取。惟五言律詩居全集十分之六，雖頗沿武功（姚合）一派，而風格獨遒，如《劍客》、《聽琴》、《祝融峰》諸篇，獨有大曆以還遺意。
應該說這個評價是比較合乎實際的。唐代僧詩多沿姚武功一派，篇章短小，語言艱澀，風格卑弱。甚至其中的代表如皎然輩也是“清而弱”。《提要》對齊己部分五律詩句較為讚賞，稱為“風格獨遒”，這也正從反麵說明大部分僧詩的風格不具備遒勁之風，也正是《提要》評皎然時所說的“清而弱”所在，由太清而導致的風格孱弱正是批評的焦點，這也正是宋代以來對宋初以九僧為首的僧詩的批評之處。北宋中期以來，儒學複興，宋人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精神空前高漲。而以九僧為代表的晚唐體詩風，不關風化，刻意琢磨，清寒淒苦，對此範仲淹批評為“非窮途而悲，非亂世而怨。華車有寒苦之述，白社為驕奢之語。學步不至，效顰則多，靡靡增華，愔愔相濫，仰不主乎規諫，俯不主乎勸誡”。範仲淹對九僧詩含愁苦之音的批評主要還是著眼於政教，而同時代的歐陽修《六一詩話》所載的許洞難九僧之事，則是從藝術上道出了九僧詩的格局褊狹之病，格局的促狹反映在詩風上就形成清寂，因為詩中所用詩料不出山、水、風、雲、僧、琴、茶、酒等物事。歐公門生蘇軾對唐代僧詩多有不屑，他說：
仆嚐觀貫休、齊己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敝，故使此二僧為雄強。
蘇軾雖未明言批評之處何在，但從對蜀僧演幾“老於吟詠，精敏豪放”的評語中不難看出他欣賞豪放，而不喜清寂。清寂、清苦當是坡公批評貫休、齊己二僧詩的應有之義。北宋文人對僧詩清苦之風的批評甚至影響到北宋詩僧對僧詩的品評上。北宋釋惠洪《石門文字禪》卷二十六《題權巽中詩》：“世稱唐文物特盛，雖山林之士，輒能以詩自鳴。以餘觀之，如雙井茶，品格雖妙，然終令人咽酸耳。”《冷齋夜話》卷六評僧景淳詩：“桂林僧景淳，工為五言詩，詩規模清寒，其淵源出於島、可。”他所欣賞的詩是如李白似的語帶煙霞，春含草樹，在《中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中曰：“可上人語迅快，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不類菜肚阿師語。”那種疲盡精力而吟成的苦詩在惠洪看來是不足貴的，他所看重的詩文應是自然而成，一揮而就，如“風行水上，渙然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