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有的學者稱為“以留學生文化為基礎”的20世紀中國，如果說留學英美的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為我們帶回了一係列自成體係的西方文化資源，那麼留學日本的中國知識分子卻常常陷入一種難以言述的文化糾纏與生存糾纏中：日本是他們的受業之鄉，但卻不時令他們飽嚐屈辱，日本的文化並不能休憩他們躁動的靈魂；中國是他們靈魂的故裏，但在中國當局的眼裏，他們卻又是一群可怕的叛逆者；從留日學者梁啟超的《敬告留學生諸君》到留日學生李書城的《學生之競爭》，再到留日學界的刊物以及留日學生在國內刊物發表的文章中，隨處可見關於“留學生文化”的激情闡發，幾乎所有的留日青年知識分子都以“新中國之主人翁”、“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自我期許。然而，他們又分明無法如許多英美留學生那樣潛心學業，篤信“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為用於中國”，集會、罷課、退學、肄業回國以至革命、暗殺之類倒似乎成為了他們留學生涯中層出不窮的大事，梁啟超提醒留學生注意培養“學校外之學問”，留學生也表示“勿為學問之奴隸”，劉師培專門為“留學生為叛逆”正過名，他以“正名”的方式公開標舉了“排滿”革命的正義性。留日中國學者與學生的騷動不安與那些似乎“溫良恭儉”的學者般的英美“海歸”派的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他們的生存姿態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魯迅所論及的“摩羅詩力”。
1907年，魯迅在日本寫下了著名的《摩羅詩力說》，在這篇文章裏，他滿懷激情地描述了被稱為“摩羅詩派”的人們：
摩羅之言，假自天竺，此雲天魔，歐人謂之撒旦，人本以目裴倫(G。Byron)。今則舉一切詩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者悉入之……凡是群人，外狀至異，各稟自國之特色，發為光華；而要其大歸，則趣於一：大都不為順世和樂之音，動吭一呼，聞者興起，爭天抗俗，而精神複深感後世人心，綿延至於無已。
假如我們有意忽略魯迅這裏的文學史指意而僅僅作文字的欣賞，那麼，這樣的摩羅詩人仿佛就是當年那些“浮槎東渡”的留日中國學生：他們認定“我中國今日欲脫滿洲人之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強國，不可不革命。”他們高吟“或排滿，或革命，舍死做去”，慷慨赴死。連女性也是如此的桀驁不馴、豪氣幹雲：“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說，豈甘居牛後？…雙臂能將萬人敵，平生意氣淩雲霄”。雖然按照魯迅的原意，作為“精神界之戰士”的摩羅詩人並不是他們，而且嚴格說來也非中國當下的“現實”，但是我們卻同樣很難否認20世紀初活躍在魯迅周圍的這些中國留學生所給予魯迅的感染，“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爭天抗俗”，這不同樣也是魯迅和他前前後後的留日中國同學所共同的精神追求？
從1902年成城學校入學事件到1905年的反對“取締規則”運動，從紀念“支那亡國”到同盟會的反清鬥爭，從反對“二十一條”到左翼文藝運動，這些滿懷雄心壯誌“浮槎東渡”卻又憂憤、屈辱、受難和敏銳的中國留日學生們，為了生存，為了民族，為了尊嚴，曾經進行過多麼激越的掙紮、多麼殊死的搏鬥，他們，曾經就是現代中國的第一批“精神界之戰士”，就是中國文化的“摩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