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紀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中，就曾活躍著這樣一批又一批的“摩羅”們的身影。作為當年留日學生中的一員，賈植芳先生以“曆史見證入”的心態生動地描述過留日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他將從清末以來至抗戰的中國留日學生分作五代，以魯迅、周作人、陳獨秀、錢玄同、蘇曼殊、歐陽予倩等為第一代，以創造社諸君為第二代，以五四以後赴日的穆木天、夏衍、豐子愷、謝六逸、彭康、朱鏡我等為第三代，以大革命失敗後前往日本的如任鈞、胡風、周揚等為第四代，以30年代中期前後留日的如覃子豪、林林等為第五代。與留學英美的中國學生相比，賈植芳先生認為這幾代留日學生（作家）的顯著特點就在於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政治態度的“激進”：“在五四初期，留日學生激進地主張批孔、批三綱五常，反對封建傳統，向往朦朧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理想）；在20年代以後，留日學生激進地提倡馬克思主義，提倡‘普羅文學’，反對國內國民黨的獨裁專製和白色恐怖，推動了左翼文學運動，這其中包括創造社的前後期主要人物，30年代左聯以魯迅先生為首的主要領導幹部周揚、夏衍、田漢、胡風等人。他們在文學創作上，敢於大膽地暴露個性的真實，敢於發表驚世駭俗的言論，批評現狀無所顧忌。”這樣的“激進”，也就是我們所謂的摩羅精神。摩羅精神貫穿了現代中國留日作家的好幾代人，可以說已經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精神傳統”。
今天，在世紀之交，隨著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發展狀況的變化，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這一獨立性似乎已經喪失，倒是與之相異的英美“海歸”派繼續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扮演著他們固有的“知識精英”角色，而曾經構成中國現代文學傳統的摩羅精神則在“現代性質疑”與英美“海歸”派的文化壓力之下搖搖欲墜，所謂的“文化激進主義”不正到處遭人痛斥嗎？然而，這一切是否就那麼的“理所當然”？我們是否真的隻能在“大江東去”的感歎中接受曆史“轉折”的現實？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傳統是否就應當按照今天英美學術的“規範”進行重寫？這都是一些難以解決卻又必須解決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提醒我們再次回望曆史，重新在曆史自我演化的程序裏詳加辨析，究竟是什麼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的內在脈絡？究竟是什麼可能對曆史造成更大的遮蔽與扭曲？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曆史中，究竟曾經發生過什麼？究竟什麼是所謂的“激進”？什麼又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彌足珍貴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