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雖然存在著文學史觀念的若幹差異，但在反映留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緊密關係這一方麵，卻有著廣泛的共識。借助於幾種基本的中國現代文學著作，我曾經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出身”構成作過統計。在陸耀東、孫黨伯、唐達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辭典》收錄的693位作家中，沒有留學經曆的本土作家有488位，留學生作家為205位。在唐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列入專章的作家有6位，其中有過留學經曆的占5位（曹禺盛名之後遊曆海外當不計入），列入專節的作家有18位，有過留學經曆的占6位。在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等人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中，列入專章的作家是9位，留學生出身或創作早期有過遊學經曆的有6位，列入專節的作家是17位，有過留學經曆的竟占15位。在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列入章節小標題的91位作家中，本土作家有34位，留學生則達57位。統計表明，留學生出身的作家在我們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占據了至關重要的地位，這一情況，尤其當我們以“入史”的價值標準為衡定之時，便更是如此。
的確，在中國文學從古典形態向著自己的現代形態的轉變過程之中，外來文化觀念與文學觀念的“引發”作用就是這樣的顯著。這些外來觀念對近現代中國留學生並通過留學生對整個中國文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型”提供了諸多的啟發。
但是，究竟如何描述和估量留外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所承受外來觀念的方式，或者說所謂的外來因素是如何作用於他們並通過他們對整個中國文學的現代轉換產生意義的呢？今天，卓有成就並漸趨成熟的一種闡釋模式是“中外文化交流”。即考察這些中國知識分子（作家）接受了哪些外來文化的熏陶和影響，然後在他們各自的創作中尋找與那些外來文化的相類似的特征，以此作為中國現代作家與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在“中外文化交流”之中發展變化的具體表現。這一闡釋模式是隨著新時期中國文化對外開放的大勢而出現和強化起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正是在開放與交流的大勢中恢複了生機，重新肯定和挖掘中國現代文學的開放姿態與交流內涵，借助於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這都逐漸發展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主流。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曾逸主編、湖南文藝出版社推出的《走向世界文學》一書便可以說是這一學術研究的主流話語形成的標誌，這一著作不僅集中展示了當時新近湧現、後來成為本學科主力的大多數學者，更重要的是它所提煉的“走向世界”的中心命題儼然就是一個時期的價值取向，著作副標題“中國現代作家與外國文學”所昭示的比較文學“影響研究”則成為了新時期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最富有時代特色的方法，而以“世界文學”為恢弘遠景的認知更促使了人們對於“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這“一種似是而非的文學觀念”的質疑。
應當說，這一研究模式的合理性便在於它的確反映了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所背靠的文化交流的曆史事實，但是時至今日，我們也必須看到，在實際的文學比較當中，我們又很容易忽略“交流”現象本身的諸多細節，或者說是將“影響研究”簡化為異域因素的“輸入”與“移植”過程。這便在很大的程度上漠視了文學創作這一精神現象複雜性。因為，精神產品的創造歸根到底並不是觀念的“移植”而是創造主體自我生命的體驗與表達，作為文化交流而輸入的外來因素固然可以給我們某種啟發但卻並不能夠代替自我精神的內部發展，一種新的文化與文學現象最終能夠在我們的文學史之流中發生和發展，一定是因為它以某種方式進入了我們自己的“結構”，並受命於我們自己的滋生機製，換句話說，它已經就是我們從主體意識出發對自我傳統的某種創造性的調整。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文化經過中國近、現、當代知識分子的頭腦之後不是像經過傳送帶傳送過來的一堆煤一樣沒有發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隻是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造物，中國近、現、當代文化的性質和作用不能僅僅從它的來源上予以確定，因而隻在中國固有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的模式中無法對它自身的獨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到今天為止，我們讀到的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史依然常常是將“文化交流”中的外來觀念的輸入當作中國文學發展的事實本身。這就難怪在近年來的“現代性質疑”思潮中，不少的學者都將包括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動向指責為“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因為，至少是我們的文學史本身並沒有描述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如何進行獨立精神創造的生動過程。
那麼，如果我們承認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創造的重要性，又該如何來評估它與實際存在的並且也同樣是至關重要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動的關係呢？我以為，值得我們加以重視的是另一個基本的精神現象——體驗。
與文化交流中經常涉及的“知識”、“觀念”、“概念”這一類東西不同，“體驗”更直接地聯係著我們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包括美學趣味、文學選擇在內的人類文化現象的轉變，歸根結底可以說就是體驗——包括體驗內涵與體驗方式——的轉變，這正是西方20世紀思想家與美學家的一個重要發現。現代闡釋學的創立人伽達默爾曾經為我們考察過“體驗”的認識史，他想通過考察提醒我們注意到體驗之於我們生命存在的本體性意義，“它不是概念性地被規定的。在體驗中所表現出的東西就是生命。”“每一種體驗都是從生命的延續中產生的，而且同時是與其自身生命的整體相聯的。”另一位德國思想家馬克斯·舍勒也特別論述過“心態氣質（體驗結構）的現代轉型比社會政治經濟製度的曆史轉型更為根本”。當然，中國文化與文學的現代轉型與舍勒所論及的具體情形並不相同，我們不必受製於這位德國學者所概括的“心態氣質（體驗結構）”樣式，但他們對於“體驗”之於主體的自我演變、又經過自我的演變決定更大範圍的文化演化的認識無疑是極具啟發意義的。對於任何一個現代中國人而言，“體驗”都同樣是我們感受、認識世界，形成自己獨立人生感受的方式，也是接受和拒絕外部世界信息的方式，更是我們進行自我觀照、自我選擇、自我表現的精神的基礎。換句話說，所謂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問題其實並不是簡單的文化觀念的傳遞，而是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作家）的自我體驗問題——既有人生的感受又有文化的感受。在主體體驗的世界裏，所有外來的文化觀念最終都不可能是其固有形態的原樣複製，而是必然經過了主體篩選、過濾甚至改裝的“理解中”的質素。中國作家最後也是在充分調動了包括這一文化交流曆程中的種種體驗的基礎上實現了精神的新創造。正如有學者所說的那樣：“中國現代性的發生，是與人們（無論是精英人物還是普通民眾）的現實生存體驗密切相關的。這是比任何思想活動遠為根本而重要的層次。現代性，歸根到底是人的生存體驗問題。”所謂中國現代作家對異域的體驗，這樣的精神現象就既有文化交流的烙印，同時也更屬於主體的與自我的內在精神活動。
在中國近現代留學生所完成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其實更應該成為我們討論對象的就是留學生作家的“日本體驗”、“英美體驗”、“法國體驗”、“德國體驗”、“蘇俄體驗”等等。
首先進入我們視野的便是留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日本體驗”。
日本是首先賦予中國近現代留學生豐富的異域體驗的國家。眾所周知，中國近代的第一批留學生是1846年冬美國傳教士布朗從澳門回國時帶走的三名孩童——容閎、黃勝與黃寬。第一次官方意義的留學運動則開始於1872年夏天，包括詹天佑在內的30名幼童被清政府送往美國留學。接著，又有1877年開始的公費留歐，但是，中國人大規模地赴外留學還是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後，而首選的目的地就是我們的近鄰日本。在一種“恥不如日本”的民族憂患中，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大派遊學，以通世界之識，養有用之才”。張之洞發表了著名的有“留學日本宣言書”之稱的《勸學篇》，其中有如下的極具鼓動性的判斷：“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為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為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自此，中國留日學生漸成規模，人數逐年遞增，進入20世紀初葉以後最高競達萬人（1905-1907年間），從1901年到1911年，每年留日學生的人數都高於留學其他各國人數的總和。留學日本成為了當時中國有誌留洋者的首選。以後，隨著美國等退還庚子賠款用於留學資助，特別是清華學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出現，留日活動長期雄居留學主潮的格局才得以改變。
在前文所述的幾種基本的中國現代文學著作裏，最早出現的留學生作家群體是在日本，留學作家人數最多的也是日本。難怪郭沫若曾經自豪而不無誇張地宣布：“中國文壇大半是日本留學生建築成的。”
日本，彙聚了近代以後急於改變中國文化命運的最大數量的知識分子，日本，也彙聚了這些知識分子中最複雜的理想形式——政治的、思想的與文學的，保皇的與革命的，保守的與激進的，青年學子式的與流亡刺客式的。日本，又彙聚和中轉著中國知識分子當時最需要的西洋文明，展示著令他們驚羨和自愧的東洋文明，甚至，還發明和傳播著豐富的包含了近代文化信息的“漢文詞彙”，這一切的一切人生與文化狀態，都是傳統意義的中國本土作家所未嚐經曆的，它們足以構成中國近現代作家的豐富而複雜的人生與藝術的體驗成分，為我們的新的文學的出現創造了可能。
從“日本體驗”的分析出發，當能夠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作出更切實的說明，至少我們可以從中讀到，一種新的人生體驗與文化體驗是如何開拓、刷新了我們中國作家的視野，激活了我們的創造潛力，並最終帶來文學麵貌的重大改變。
我們始終強調的是日本的“體驗”而非既往的“中日文學交流”，這也是對留日中國作家文學選擇的實際狀況的反映。從曆史史實來看，中國近現代作家因為日本而改變中國文學的發展道路，這在一開始就主要不是“中日文學交流”的結果，而是這些中國作家自身生存實感的重要變化所致。以中國詩歌近代嬗變的第一人黃遵憲為例，在出使日本的過程中，黃遵憲主要不是一位向日本文學虛心求教的“學生”，相反倒是不斷登門拜望的日本知識分子給了他國學大師般的自我滿足。黃遵憲新派詩的“新”來自於“中華以外天”的異域風情，來自於他對日本的新奇的直感。在中國這樣一個缺少本質性變動的農業社會裏，當詩材因大規模的創作而不斷耗盡，正是黃遵憲在日本的新鮮見聞——醫院、博物館、學校、報紙、博覽會、警察乃至假名文字等等詩歌的“新題”開拓了中國詩歌的新的可能。同為近代詩歌的“新”，黃遵憲鮮活的“新題”顯然要比梁啟超、夏曾佑、譚嗣同等人在國內搜腸刮刮的名詞之“新”要成功，在文學史上留下的意義也更大。到後來梁啟超提出了“詩界革命”主張之時，便是反思了當年自己僅僅著眼於新名詞的弊端，他更加重視的是黃遵憲式的以異域新體驗為基礎的“新派詩”：“時彥中能為詩人之詩而銳意欲造新國者，莫如黃公度。”“夏穗卿、譚複生，皆善選新語句，其語句則經子生澀語、佛典語、歐洲語雜用，頗錯落可喜，然已不備詩家之資格。”在梁啟超這裏，出國以前的他主要是從“知識”上接受日本文化與其他西方文化，但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卻使他從對異域文化的“旁觀”轉為了在日本文化“中”的實際生存。隻有在這個時候，當先前的理性觀照與如今感同身受的親身體驗相結合起來的時候，才真正出現了“若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的興奮，也才有了後來影響中國近代文學嬗變的文學諸界“革命”的具體主張。這裏當然充滿了他們對於日本文學實際動向的密切關注，但應當看到，這並不是與文學本身的簡單聯係，在文學吸取的背後，更有著整個生命直覺的存在，“蓋吾之於日本，真所謂有密切之關係，有許多之習慣印於腦中，欲忘而不能忘者在也”。到了魯迅、周作人以及更年輕的創造社同人一代留學生，則是立足日本，發現和接受整個西方文學，其中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已不再將主要的目光專注於日本文壇，以至在周作人看來，他“對於日本文學當時殊不注意”。也就是說，隨著中國作家文學視野的擴大，日本作為世界文學“集散地”的意義明顯要大於它作為直接的文學“輸出”國的意義。強調日本為一代中國青年提供了生存發展的特殊環境，這並不是在一般的意義上降低了日本的價值，而是說我們恰恰應該在一個更深的層次上來認清它的價值，作為中國作家第一次大規模的異域體驗的所在，日本對於一代代中國學人的情感、思維與人生態度的影響無疑是極其關鍵的。